第五章
《恩平县学记》
原文
恩平，古恩州之域。国朝置恩平驿，隶阳江县，今恩平堡是也。堡立于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冦，景泰、天顺间，剽掠髙凉以东，亘数百里，无完城，民争起从贼，远迩巢垒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圣天子念而广夷贼未平，命将讨之，而用其偏师于此。既而贼势复炽，当道者以恩平地四达难守，简畀我邑令郁林陶侯，素有威略。至则急捣其巢穴，亦既杀其桀黠者，遂以其众还各郡县，且数万人，而虑其向背靡常，即一旦复起为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将何以待之？此堡所以建也。
成化丙申，左都御史彬阳朱公奉勅总督而广军务，既至，环视列郡，昔常为贼所破者，亟谋所以善其后，谓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数邑之间，当东西行之冲，送往迎来，民劬于道路者无虚日，不如以堡为邑便。会我陶侯亦以边功累升按察副使，奉玺书专经略是方，公于是俾侯成之。区画既定，悉以上闻。凡割阳江、新会、新兴三县人户三千户，粮一万石，县仍驿名，城以堡建，无所改于其旧。城中为治戎之所，东则县治，西则学宫。既成，诸士子远近云集，学舍不能容，诵弦之声盈耳。过者叹曰：“美哉洋洋乎！昔为盗贼之垒，今为诗书之府，谁之力欤？”
邑令翁君以书属予记其事，而于学宫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而保民也！自有边患以来，狼吞虎噬，以残民之生，人所知也；汤沸火烈，以贼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颠沛流离，死生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亲，兄弟失其爱，鼓之以斗争之风，置之于水火之地，则五品之伦、五常之性，与生俱灭，诚不可不惧也。卫灵公问军旅之事，孔子辞以未学，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自今观之，昔者军旅之兴，虽以拯民，亦以弊民。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岂得已哉？
今地方宁谧，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讲耶？邑长俎豆其政，而忠信发之；学宫俎豆其教，而忠信导之；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体之。习端而俗正，教立而风行，民乐生而好乱者息，士有耻而慕义者众，则刑罚可省，礼义可兴，囹圄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责尽矣，而君之志，宁不亦乐于斯乎？
予不文，谨具其事始末与其所当先者以复君。碑于学宫，俾来者有考焉。君名俨，莆阳人。
译文
恩平本是古代恩州的地域。本朝（明朝）设置恩平驿，隶属于阳江县，如今的恩平堡就是其旧址。恩平堡建于成化五年（己丑年，1469年）。在此之前，西部獠人（少数民族）入侵，景泰至天顺年间（1450 - 1464年），他们劫掠高凉以东地区，数百里内没有完整的城池，百姓争相依附贼人，远近各处盗贼巢穴相望，这里便是其中之一。
成化元年（1465年），圣天子念及广东夷贼未平，命将领征讨，同时派遣偏师驻守此地。不久贼势再次猖獗，当权者认为恩平地处四通八达之地难以防守，便选派素有威严谋略的郁林人陶侯（陶鲁）担任邑令。陶侯到任后，迅速捣毁贼巢，斩杀了贼人中的狡黠之徒，随后将数万名贼众遣返回各郡县。但考虑到这些人反复无常，一旦再次叛乱，将如从前般蔓延为患，如何应对？恩平堡因此而建。
成化十二年（丙申年，1476年），左都御史彬阳人朱公（朱英）奉诏总督广东军务。他到任后巡视各郡，见昔日常被贼寇攻破之处，便紧急谋划善后之策。他认为恩平向来多灾多难，且地处数县之间，是东西通行的要道，迎来送往的百姓终年奔波于道路，疲惫不堪，不如将堡升级为县城更为便利。此时陶侯已因边功累升为按察副使，奉圣旨专门经营此地，朱公便让陶侯主持建县事宜。规划确定后，全部上报朝廷。于是割取阳江、新会、新兴三县的三千户人丁、一万石税粮设置新县，仍沿用“恩平”之名，以堡为城，未改变旧城址。在城中设立治所与军事机构，东侧为县衙，西侧为学宫。
建成后，各地士子云集，学舍容纳不下，诵读之声盈耳。路过的人感叹：“美哉，兴盛啊！昔日是盗贼巢穴，今日成诗书之府，这是谁的功劳呢？”邑令翁俨写信请我记述此事，尤其对学宫的建设再三嘱托。
翁君真是明智且懂得保民啊！自边患以来，贼寇如狼虎般吞噬百姓，这是众人皆知的；但如汤沸火烈般残害百姓的本性，人们未必知晓。百姓颠沛流离，面对死生利害的威胁，父子失其亲，兄弟失其爱，被争斗之风煽动，置于水火之地，那么五伦五常之性也将随之泯灭，这实在令人担忧！
卫灵公问孔子军旅之事，孔子以“未学”推辞，说“礼仪之事则曾听闻”。如今看来，昔日军旅兴起虽为拯救百姓，却也难免扰民。扰民之政，孔子不忍言说，难道是不得已吗？如今地方安宁，文教兴盛，礼仪之事怎能一日不讲？
地方长官应以礼仪治政，以忠信为本；学宫应以礼仪施教，以忠信引导；诸生应以礼仪立志，以忠信践行。如此，习俗端正，教化通行，百姓乐生而少作乱，士人知耻而慕义，刑罚可减，礼义可兴，牢狱可空，干戈可止，守令之责尽到了，而翁君的志向也在此得以实现吧！
我不才，谨将此事始末及其首要意义记录下来回复翁君，并刻碑于学宫，使后来者有所考鉴。翁君名俨，莆阳人。
注释：
- 文中“国朝”指明朝，“圣天子”指明宪宗朱见深。
- 陶侯即陶鲁（1434 - 1502），明代名臣，以治粤抗贼著称。
- 朱公指朱英（1416 - 1481），成化年间总督两广军务，主持增设州县加强治理。
- 文中强调“文教兴则礼义兴”的治国理念，体现明代以儒学教化巩固边疆的政策。
《新迁电白县儒学记》
原文
邑何迁？迁避冦也。先是，电白在髙州府治之东，按察佥事陶公提兵过之，顾谓其守宰曰：“形胜不足以守，邑宜迁，迁必于神电卫焉。其地广可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即安，民之赖也。舍兹弗图，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镛以公之说闻于上，遂迁焉，时成化戊子岁也。学宫在县治东南，当是时，寇贼未殄，草屋一间，奉大成木主而已。岁丙申，公以秩满迁副使，奉玺书专经略是方，每一过之，未尝不瞻顾徘徊，以学校之兴废为己责，而叹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冦乃克平。是方之民，寄命于盗贼之水火者几二十年，至是始逭。公暇时巡省诸郡县，俾劳来匡直，咸尽其方。越二载，而民之病者苏，仆者起矣。公顾力可及，以状请于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朱公，首创学宫，次及诸役，许之。于是辟土为基，度财为用，而属是役于某官某，使督之。以已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舍菜焉。宫宇峩兀，门观轩敞，神像清严，器用具足，缭之以宫墙，饰之以丹漆，诚壮诚丽，遂为一郡学校之冠。其它若县治、若城隍社庙、若藩臬行司，以及邮传邸舍、桥梁道路，一一区画成之。营材于山，民不知劳；为陶于野，财不妄费，而皆以一当百，以百当万，故役之烦者化而为简，难者化而为易。公勋庸着于武事，不可胜计，世称公通变无方，亦焉往而非是也哉！韩君某来守是郡，既至，睹众美之具成，乃叹曰：“博哉功乎！”历审其为之先后，又叹曰：“公留意学校，功先庶务，其重如是乎！”乃具书弊，遣其属蔡锺英如白沙，请予记之，辞不获推。古学校之意而言曰：学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异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夫学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学之所藴，如表里形影然。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载于典谟训诰，仕者之所施也，有为己之心乎？颜曾思孟周程张朱，其传于著述文字，学者之所藴也，有为人之心乎？诸君子显晦不同，易地而处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然自汉而下，求诸学校之所得，名世者几人？有不由庠序而兴者乎？是故学校之设，其重在于得人；学之道，其要在于为己。古之名世者，舍是无以成德。甚矣，斯学之不讲于世也久矣！公所望于学校，意者其在此乎？公名鲁，字自强，广右之郁林人也。始恩授吾邑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义云。
译文
为何要迁移县城？为躲避贼寇。起初，电白县位于高州府治所东侧。按察佥事陶公（陶鲁）率军经过此地，对当地守吏说：“此处地势不足以防守，县城应当迁移，必须迁到神电卫。那里地域宽广可建城池，城防坚固便于守卫，远离危险、接近安全，是百姓的依靠。若不谋划此事，便是无心为民。”知府孔镛（孔镛）将陶公的建议上报朝廷，于是决定迁城，时为成化四年（戊子年，1468年）。
学宫位于县衙东南方。当时贼寇尚未剿灭，学宫仅有一间草屋，供奉着孔子木牌位而已。成化十二年（丙申年，1476年），陶公因任期已满升任副使，奉圣旨专门治理这一地区。他每次经过电白，必定瞻望学宫、徘徊感叹，将兴废学校视为己任，只遗憾自己尚未有足够精力实现。
次年，贼寇终于平定。这一带的百姓在盗贼肆虐的水火中挣扎近二十年，至此才得以解脱。陶公闲暇时巡视各郡县，劝勉安抚百姓，使其各得其所。过了两年，百姓中困苦者得以复苏，衰败之处得以振兴。陶公认为时机成熟，便将修建学宫的计划上报钦差总督两广军务的右都御史朱公（朱英），建议先建学宫，再推进其他工程，朱公应允。
于是开辟土地为基址，筹措财物为费用，将工程交付某官负责督办。工程于成化十五年（己亥年，1479年）三月某日动工，次年八月某日举行祭祀仪式（舍菜礼）。
新建的学宫楼宇巍峨，门阙轩敞，神像庄严，器具完备。宫墙环绕，丹漆装饰，壮丽宏美，成为全郡学校之首。其他如县衙、城隍庙、社庙、藩臬行司，以及驿站、官邸、桥梁、道路等，也一一规划建成。从山中取材，百姓不觉劳役；于野外制陶，财物不浪费且物尽其用。因此，繁杂的工程变得简易，困难的任务化为顺利。
陶公在军事上的功勋不可胜数，世人称他通权达变，无论何处皆能施展才能。
韩某来此担任郡守，到任后见各项工程圆满落成，感叹道：“功绩何其广博！”又细审工程的先后次序，感叹道：“陶公如此重视学校，将其置于诸多事务之首，可见用心之深！”于是备文书，派下属蔡锺英到白沙（陈献章所在地）请我作记。我推辞不得，便推究古代学校的意义，说道：
学校的本质是一致的，之所以有古今差异，在于人的心志。孔子说：“古代学者为修养自身而学，如今学者为迎合他人而学。”程子说：“古代为官者为百姓做事，如今为官者为自身谋利。”学习是为了将来为官时施展所学，为官是为了践行所学的道理，二者如同表里、形影般相依。
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他们的言行载于典谟训诰，是为官者施展所学的典范，难道有“为己”之心吗？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的思想传于著述文字，是学者修养自身的体现，难道有“为人”之心吗？
诸位君子无论显达或隐退，换个处境，难道会有不相通之处吗？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者无不以兴学育才为要务。但自汉代以后，考察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者有几人？又有多少人才并非出自学校呢？
因此，设立学校的关键在于选拔人才，为学的核心在于“为己”（修养自身）。古代留名于世者，若无此心则无以成就德行。可惜世人不讲求此道已久！陶公对学校的期望，大概正在于此吧？
陶公名鲁，字自强，广西郁林人。起初因恩荫授任我县县丞，他的先父曾任浙江按察副使，在武义平叛时殉职。
注释：
1.陶鲁：即前文《恩平县学记》中的“陶侯”，明代抗贼名臣，以“通变无方”著称，注重以文教巩固治理。
2.朱公：即朱英，与前文为同一人，总督两广时支持陶鲁的建学主张。
3.为己与为人之学：化用孔孟、程朱思想，强调儒学“修身为本”的核心，批判当时功利化的治学风气。
4.舍菜礼：古代入学时以蔬菜祭祀孔子的仪式，代指学宫落成启用。
《新会县辅城记》
原文
吾邑辅城，周遭六七里，髙若干尺。东南际水，西北凿城，下为池，旁植刺竹，施蒺〈艹梨〉其中，为营门以守。尝记往年西冦之来，凭陵髙凉以东，破闗袭城，势如建瓴，至此则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陇以完，室家以安，鸡犬以宁，仓箱以盈，燕有岁时，乐有宾客，至于今各得其所者，则谁之赐乎？
始者吾谓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以此而尽吾心，则庶政无不修，用人无不当，理财无不富，治兵无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葢后世以法劫制天下区区之为也。公之功固大矣，而圣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圣人之道有二术，内之曰心，外之曰权。无其心，则权为挟私妄作矣；无其权，虽有其心，将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长不责其备，宥其过以图其功，可也；或者过于求实，一疵不贷，而用舍乖张矣。今夫理财于扰攘之秋，非常赋克取之民，故椎牛洒酒，丰犒厚享，非以醉饱为徳，所以作士气也。顾小利而忘其大体者，则朝夕与小吏计牙筹、算赢余矣。今夫治兵于阃外，号令则大将主之，而吾每以偏师从事。况夫深山穷谷，民獠杂居，善恶同状，生杀在前，而节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杀无辜为言矣。此事之所以难行，而心之所以不孚于人也。”乌虖！兵，凶器也，岂得已哉？
公从事于兹余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壮，事功在边隅，日逺日忘，葢不可以无纪而垂告于将来。今西师戒严，盗贼塞路，吾欲于知力之外而纲维乎是，则孰与语哉？
译文
我县辅城周长六七里，高若干尺，东南临水，西北挖城壕，城下修池，旁植刺竹，中布蒺藜。设营门驻守。曾记得往年西部贼寇来犯，横扫高凉以东，破关袭城，势如破竹，到此处却被阻截，如长虹收雨般急止。从此，我县百姓祖坟得以保全，家室安宁，鸡犬不惊，粮仓丰实，节庆有宴，宾朋有乐，至今各得其所，这是谁的功劳呢？
当初我对陶公（陶鲁）说：“孔子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以此尽心，则政务无不修，用人无不当，理财无不富，治兵无不强。不知此道而只靠权谋末节，乃是后世以法令强行压制天下的浅陋做法。您的功劳固然大，但这难道不是圣人之道吗？”
陶公说：“并非如此。践行圣人之道有两种方法：内在是‘心’，外在是‘权’。无忠信之心，权术就会沦为挟私妄为；无变通之权，即便有心，又该如何施展？
如今用军人，应取其长处，不求全责备，宽容小过以图大功。若一味苛求完美，稍有瑕疵便弃之不用，就会导致用人失当。
在动荡之时理财，不能靠常规赋税盘剥百姓。杀牛备酒厚赏将士，并非为让他们醉饱，而是为振作士气。若只顾小利，整天与小吏计较钱粮盈亏，必失大体。
治军于边疆，号令由大将主持，而我常以偏师策应。何况深山穷谷中民獠杂居，善恶难辨，面临生杀抉择时，若节制不一，阻挠者就会以‘杀无辜’为由责难。这正是事务难行、人心难服的原因。唉！兵器乃凶器，用兵岂是本意？”
陶公在此地经营二十余年，我县百姓老者逝去，少者长成，他的功绩在边疆日渐被淡忘，不可不记录下来传告后人。如今西部边防戒严，盗贼阻塞道路，我想在智谋权术之外，以忠信为纲维治理地方，却能与谁言说呢？
要点解析：
1.辅城作用：以防御工事（刺竹、蒺藜、营门）阻贼寇，保民生安宁。
2.陶鲁治边理念：
- 心权结合：忠信为根本（心），权变（灵活用权）为手段，缺一不可。
- 治军用人：宽容士卒小过，重士气而非苛求完美；理财重激励（厚赏）而非苛敛。
- 边疆治理困境：民獠杂居、善恶难辨，执法易受“杀无辜”争议，强调变通与忠信的平衡。
3.作者感慨：担忧后世遗忘陶鲁功绩，呼吁以“忠信”为纲维（而非单纯依赖权术）治理边疆。
《云潭记》
原文
白沙之西山则圭峯也，东北连数峯，最胜者为緑护屏。屏之南有潭，渊然曰圣池，下蟠蛟龙，龙嘘气成云，变化万状。里生周镐偕其季京来谒予白沙，时维仲春，风日晴美，予与二子携酒饮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顾，有云起緑护屏，炫烂如丹青，郁纷若祥瑞。予顾谓二子曰：“是圣池之云也，伟哉观乎！”二子愀然正襟侍侧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龙溪垂五十年，无他嗜好，惟喜为云潭之观，故先子之号曰云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旧，不幸早世，不及见；若兄弟长也，若岂尽闻之乎？居，吾语汝：夫潭取其洁也，云取其变也，洁者其本乎？变者其用乎？”二子齐应曰：“然。”予曰：“未也。野马也，尘埃也，云也，是气也，而云以苏枯泽物为功，《易》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动为用，而潭以静为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赋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尔。”二子喜相谓曰：“先生命我矣！”于是复进而告之曰：“天地间一气而已，诎信相感，其变无穷。人自少而壮，自壮而老，其欢悲得丧，出处语黙之变，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变哉？变之未形也，以为不变；既形也，而谓之变，非知变者也。夫变也者，日夜相代乎前，虽一息变也，况于冬夏乎？生于一息，成于冬夏者也。夫气上蒸为云，下注为潭，气水之未变者也，一为云，一为潭，变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将然而未形者乎？黙而识之，可与论《易》矣。”二子于是起而再拜，乞书为云潭记。
译文
白沙村西边的山是圭峰，向东北连绵数座山峰，其中最秀美的是绿护屏。绿护屏南边有一深潭，名为圣池，传说潭下盘踞蛟龙，蛟龙吐气成云，变化万千。
同乡学子周镐与弟弟周京前来白沙拜访我。当时正值仲春，风和日丽，我与二人带着酒来到西山脚下，铺荆草而坐。仰望四周，忽见云雾从绿护屏升起，绚烂如丹青画卷，纷繁似祥瑞降临。我对二人说：“这就是圣池升起的云，真是壮观啊！”
二人神情庄重，整理衣襟侍立一旁，说道：“这云雾，正是先父的志向寄托。先父在龙溪居住近五十年，别无嗜好，唯独喜爱观赏云潭之景，因此自号‘云潭’。”我感叹道：“原来如此！你父亲是我的故交，可惜他早早离世，我没能见到；如今你们兄弟长大，是否听他讲过其中深意？且听我说：潭，取其澄澈洁净；云，取其变化无穷。洁净是本质，变化是功用。”
二人齐声回应：“是。”我又说：“还不止于此。山间雾气、空中尘埃，皆是云的形态。云以滋养万物、润泽枯涸为功，正如《易经》所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水以流动为特性，而潭以沉静为特质。万物倒映其中，美丑皆显，潭水只是如实映照，并无偏爱，这才是潭的真谛。”
二人欣喜相告：“这正是先父想告诉我们的道理！”我继续说：“天地间不过一气循环，屈伸感应，变化无穷。人从少至壮、从壮到老，悲欢得失、进退言语的变化，也如同这云雾流转。若认为变化未显时就没有变化，显现后才察觉变化，便不算真正懂得变化。变化时刻发生，即便一息之间也有更迭，何况冬夏交替？看似漫长的冬夏，实则始于一息之间的变化。
气上升为云，水汇聚为潭，这是气与水未变的形态；一旦化为云、聚为潭，则是变化成形。在变化显形之前，必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主宰，若能默默领悟这一点，便可谈论《易经》的奥秘了。”
二人闻言起身，再次拜谢，恳请我写下此文，作为《云潭记》。
解析
1.云潭意象：以“云”喻变化与济世之功，以“潭”喻沉静与包容之性，二者结合象征自然与人生的本质规律。
2.哲学内涵：通过云雾、潭水的变化，阐释“一气循环”的宇宙观与“变中守常”的辩证思想，呼应《易经》中“变易”与“不易”的哲学观。
3.教育深意：借云潭之景，引导周氏兄弟理解父亲名号的寓意，同时传达“静观变化、领悟本质”的治学与处世之道。
潘氏祠堂记
一件善行就值得记录，我便记录下来。我并非喜欢多言，真正可信的善举多吗？其实并不多。世风日益浇薄令我痛心，我没有官职，即便多说也无法感化人心，恶俗难道是靠言语就能改变的吗？我只是愿意表彰善行罢了。
南海潘氏是当地望族，有一位潘氏老人年事已高却无子嗣，他说：“我没有亲生儿子继承香火又如何？兄弟的儿子也是儿子。同出一母的兄弟有几人，他们延续家族的后代又有多少，这些后辈足以在祠堂中捧笾执豆行祭祀之礼，足以守护宗庙，足以继承祖先遗志、传承家族文化，如此绵延不绝，我又有何忧虑？”于是，他将自己的财产尽数归入家族祠堂，以此终老。唉，这样的心境实在令人感佩！像他这般作为，难道不值得推崇吗？
上古尧帝时代，家家户户皆有可褒奖的善行。但后世风气渐衰，人们不再以善为本，而是追逐利益。父子之间寡情少义，兄弟之间为琐事争斗，婆媳争吵不休，朋友反目成仇，此类现象比比皆是。常人的本性，莫过于只顾私利、担忧家族后继无人。但这位潘氏老人，将孝心献给祖先，将家族传承托付给兄弟后人，生前不贪恋财物，身后不执着声名，这难道不是在空无所有之处（唐肆，指空市）寻得珍宝（良马）般的豁达之举吗？或许只有他能做到吧！
潘氏兄长为成全老人的心愿，用三亩土地建造三间祠堂，供奉四代祖先的神主牌位，又购置若干亩田地，作为祠堂祭祀的常产。《诗经》说：“兄与弟啊，和睦相亲！”说的正是这种情谊吧？
老人的侄子、太学生潘汉与我在白沙有一面之雅，他前来请我为祠堂作记，我推辞不得，便写下此文。
解析
1.核心主题：通过潘氏老人无嗣却以宗族为重、捐产建祠的事迹，批判世风逐利忘义，弘扬宗族和睦、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
2.对比手法：将尧帝时代的淳朴风气与后世私利横行的乱象对比，凸显潘氏义举的可贵；以常人“顾私”与潘氏“无私”对比，深化主题。
3.文化内涵：引用《诗经》强调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借祠堂祭祀寄托对家族传承、孝道文化的推崇，反映明代基层社会对伦理秩序重建的渴望。
《增城刘氏祠堂记》
原文
古圣贤以民徳归厚，必曰追逺，又曰“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庙始迁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随时变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葢人情出于天理之不容己者，夫何嫌欤？
古之仕者世继，死者有庙，生者有宗，恩相庆而死相吊，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葢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园之美，肥甘艳丽饱妻子，祖考所栖，与虫鼠为伍，残膏剩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污秽，可胜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尝为卿大夫作家庙以愧之，卿大夫犹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风余韵，至此几絶。以吾之一身散而为百体，拔其一毛而心为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且人之赋于天命者，有贤不肖、贫贱富贵之差，吾之所以仁爱者，未能皆然。贫贱不薄于骨肉，富贵不加于父兄，宗族者谁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于庙。
宋之惠州守刘仲明，自南雄迁增城，有刘氏自仲明始也。传至今太学生瓛，十有二世。其先世尝庙而祀之，不迁，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图无穷，颓而复起者再矣。父有积薪，子不析而爨之，世岂少哉？瓛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縁者，瓛之父也；曰汉、曰孔祥者，瓛之诸父行也。一念追逺之同，天顺甲申，始拓庙旁之地而新之。庙成而诸父亡矣。成化庚子，瓛之兄瓒又率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后院，栋宇层起，焕如也。四垣竹树周遭，过其门者，咸以是称焉。于前有光，于后有继，于士大夫其无愧哉！
今年秋，瓛因林时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诗，云“一雨变新凉，炎埃洗除尽。庐山昨夜灯，已照刘宗信”，故为之记以诏其后人。
译文
古代圣贤认为，要使百姓德行淳厚，必定强调“追远”（追念先祖）；又说“宗庙之礼”，其意义在于：通过排列昭穆次序来明确宗族辈分，通过区分爵位高低来辨别贵贱，通过安排祭祀事务来区分贤能，通过众人依次敬酒（旅酬）使卑贱者也能参与，通过按头发颜色（燕毛）来排列长幼。至于宗庙祭祀始迁之祖的古制，如今已难以考证。君子顺应时势而变通，只要不违背名分且合乎人心——毕竟人情本就源于天理，是不可抑制的本能，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古时为官者世代承袭，家族中死者有宗庙祭祀，生者有宗族维系，喜庆时共同庆贺，丧葬时相互吊唁，即便历经百世也不相忘。然而世道衰落、风俗浅薄，如今已大不相同：有人宅邸雄伟、田园丰美，用珍馐美服满足妻儿，却让祖先的牌位与虫鼠相伴，连祭祀后的残羹剩饭都不愿供奉给祖先。这般鄙陋污秽的行径，怎说得尽呢？
中古时期统治天下的君主，曾为卿大夫设立家庙，以激励人们重视宗族。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士人与百姓？先代重宗族、崇祭祀的遗风，到如今几乎断绝。人就像身体由百体组成，若拔下一根毛发，心都会感到疼痛，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的禀赋受天命影响，有贤愚、贵贱、贫富的差异，但真正心怀仁爱的人，不会因贫贱而轻视骨肉，也不会因富贵而疏远父兄。维系宗族的，不正是这种情感吗？所以说，凝聚人心，必须从宗庙祭祀开始。
宋代惠州太守刘仲明从南雄迁居增城，增城刘氏一族由此发端。传承至今，到太学生刘瓛已是十二代。刘氏先祖曾建宗庙祭祀祖先，且不迁神主，还购置田产保障祭祀，希望宗族传承永续。期间宗庙两次衰败又两次重建。父亲积累家业，儿子不另立炉灶分家，这样的家族，世上难道少吗？
刘瓛自称家族源自元城，世代有仕宦之人。他的父亲叫刘縁，伯父、叔父辈有刘汉、刘孔祥。出于共同的追念先祖之心，天顺八年（甲申年，1464年），他们开始扩建宗庙旁的土地并翻新建筑。宗庙建成后，刘瓛的伯父、叔父们却已离世。成化十六年（庚子年，1480年），刘瓛的兄长刘瓒又率领族中兄弟增修宗庙，前堂后院层层叠起，焕然一新，四周竹树环绕。路过的人见此，无不称赞。刘氏此举，对上光耀祖先，对下延续宗族，作为士大夫家族，当之无愧！
今年秋天，刘瓛通过林时嘉再次拜访我（白沙子，即陈献章），我给他看一首诗：“一雨变新凉，炎埃洗除尽。庐山昨夜灯，已照刘宗信。”因此写下这篇记文，以告诫刘氏后人。
解析
1.核心思想：以增城刘氏建祠、修祠的事迹为载体，强调宗庙祭祀对维系宗族、淳化民风的重要性，批判世风日下、轻忽宗族的现象。
2.古今对比：通过古今宗族观念、祭祀传统的对比，凸显刘氏家族坚守追远之心的难能可贵；以“身体发肤”喻宗族关系，生动阐释血缘纽带的紧密性。
3.文化意义：结合宋代以来士大夫家庙制度，阐述祠堂作为宗族文化象征的功能，体现明代基层社会通过宗族建设重构伦理秩序的努力，同时借诗点明刘氏宗族传承的祥瑞之意。
《永慕堂记》
原文
予幼时读孟子“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窃疑孟子之言抑扬太过，爱亲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迁。人之异于圣人也，岂相悬絶若是耶？比弱冠，求友于四方，多识当世之士，择其贤者能者而师之，其不可者而改诸。内外轻重之间，槩以孟子之论，其役志于功名，其循情于妻子，其思慕其亲，其不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后信孟子之知道，不茍于言也。
成化甲辰，江阴李君昆以侍御史被命清理军伍于两广，始过白沙，进拜老母于堂。予雅未识君之色，而讶其忧之余耳。君之孝而讶其哀之余，意风木其心者，恒怵惕于见人之亲欤？君曰：“然。”少留，君坐，语之以丱角所疑于孟子，以壮而后信其言不予欺，因与君论交焉。
它日，再过白沙，索书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亲，义者慕君，士慕学，农慕稼穑，百工慕能，商贾慕贸迁，无无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动静，接乎梦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发而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夺之？彼幼而慕，壮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迁于物，是之谓情其性，非知内外轻重之别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于亲而忠于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谏官也，绳人以身者也，名堂之义，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闻之悦，命左右涤砚，乞书为永慕堂记。
译文
我年幼时读《孟子》，其中写道：“人在年少时爱慕父母，到了懂得欣赏美色时就爱慕年轻女子，有了妻子儿女后就爱慕妻儿，出仕为官则爱慕君主；若得不到君主赏识，便内心焦虑。而大孝之人会终身爱慕父母，五十岁还心怀对父母的追慕，这一点，我从大舜身上看到了。”
当时我暗自怀疑，孟子这番话是否太过夸张？爱亲本是为人子女的至深情感，无需教导便能拥有，也不应因外物而改变。普通人与圣人之间的差距，难道真有如此悬殊吗？
等到成年后，我四处求学交友，结识了许多当世贤才，选择其中贤能者为师，发现不足便加以改正。对照孟子的论述审视身边之人，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沉溺于妻儿之情的，真正能始终如一地思慕父母，到老仍不改变幼年时那份孝心的人，实在太少了。至此，我才相信孟子深明大道，所言绝非虚妄。
成化二十年（甲辰年，1484年），江阴人李昆以侍御史之职，奉命到两广清理军伍事务。他初次到访白沙，在堂中拜见我的母亲。此前我从未与李君谋面，却惊讶于他眉宇间流露的忧思——这份忧思，或许正是孝子之心的体现：每当见到他人双亲，内心便会因思念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惶恐不安？李君回答：“正是如此。”
李君稍作停留，我便与他谈起年少时对孟子言论的疑惑，以及成年后才确信其真实性的感悟，李君深以为然，我们因此结为至交。后来，他再次到访白沙，求我题写“永慕堂”匾额。我重申孟子的观点：“人各有所爱慕：仁者爱慕亲人，义者爱慕君主，士人爱慕学问，农夫爱慕农事，工匠追求技艺，商人谋求贸易。每个人都有所追求，且至死不渝，甚至在行动、梦境中，乃至生死之间，这份情感都源于本性，自然而然地流露，这便是‘永慕’的真谛，又有谁能剥夺？
那些年少时爱慕父母，成年后却因外物而改变心意，到老便忘却这份情感的人，不过是被外在事物牵动情绪，而失去了本心，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分辨内心与外物、重要与次要的区别。
忠孝本是一体，对父母不孝却能忠于君主的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侍御史身为谏官，以自身行为匡正他人，将堂室命名为‘永慕’，难道不是希望以忠孝之义昭示天下吗？”
李君听后十分欣喜，命随从备好笔墨，恳请我写下这篇《永慕堂记》。
解析
1.核心主题：以《孟子》“终身慕父母”的孝道观为线索，通过作者对孟子言论从质疑到信服的转变，结合李昆的孝行，强调“永慕”（终身守孝）的伦理价值，并延伸至忠孝一体的儒家思想。
2.现实批判：借世人“慕功名”“慕妻子”而轻忽孝亲的现象，批判功利化的世风，凸显坚守孝道的可贵。
3.文化内涵：将“永慕”提升至人性本源与道德准则的高度，认为其贯穿生死、形于动静，同时赋予“永慕堂”以教化天下的社会意义，体现明代士大夫对伦理重建的重视。
第六章
《潮州三利溪记》
原文
古今学者不同，孔子以两言断之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两言断之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二之，其不可同者，如阴阳昼夜，则有其故矣。圣贤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显，知显之微。学为己也，其仕也为人；学为人也，其仕也为己，断不疑矣。
今守令称贤于一邦，利泽及于民，民爱而乐之，问于我岭南十郡之内，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东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习水者乘长风驾大舶，出没巨浪中，小不支则有覆溺之患，每岁漕运，潮人共苦之。
周潮州来守郡，问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属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广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赖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长百一十五里，东抵韩江，西流入于港。正统间，湮于大水，潮州浚而通之，水由故道行，东西注，会同于海。虑其冬旱且涸也，凿郡城南沟，引韩江水注于溪，甃石为闗，时而开闭之。凡役民于畚锸，卑之为溪也，髙之为闗也，仅一月而成。农夫利于田，商贾利于行，漕运者不之海而之溪，辞白浪于沧溟，谢长风于大舶，于是潮之士夫与其父老拜郡门谢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孙敢忘之！”
由是观之，谓周潮州仕而为人也，非欤？吏于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韩愈，入国朝来，莫若王源，驱冥顽之鳄，造广济之梁，其事显于为人，不可诬矣。今周潮州以三利溪配之，辉映后先，称贤于一邦也，宜哉！
夫短于取名而长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黄涪翁之所称者，非濓溪先生欤？周潮州遗予书曰：“我故舂陵族也。”周潮州之举进士有声，郎秋官有声，守郡有声，其尚不忝其世也哉！
吾尝赠之诗云：“楚中有孤凤，髙举凌穹苍。借问归何时，圣人在黄唐。望之久不至，岁晏涕淋浪。九苞有遗种，不觉羽翼长。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栖桐枝，长饮甘露浆。”吾生濓溪数百年之后，思濓溪而不可得见，见其族之云仍若此者，殆可与言矣。
然则区区所爱慕于周潮州者，一闗三利溪而已耶？潮人相与立碑颂周潮州之功，遣生员赵日新来请文，予以其事并诗记之，俾潮之人知仕而为人者有功不可忘，而周潮州之进未艾也。周潮州名鹏，字万里，道州之永明县人。
（先生文既成，每询之潮人，多言三利之利无实，因作一诗以代跋云：“欲写平生不可心，孤灯挑尽几沈吟。文章信史知谁是，且博人间润笔金。”意欲示后人失于审也。其后王侍御哲至潮，见之，叹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得之矣。弘治甲子秋，门人张诩识。）
译文
古今求学之人有所不同，孔子用两句话概括：“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修养自身，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取悦他人。”古今为官之人也有差异，程子总结道：“古代为官的人是为了服务百姓，现在为官的人是为了谋取私利。”古今之人，本质上都是人，但在行事准则上却如同阴阳、昼夜般截然不同，这其中必然有原因。
圣贤教导世人的道理，在于能从细微处洞察本质，又能以本质理解细微之事。为修养自身而求学，为官时就会心系百姓；为取悦他人而求学，为官时就会贪图私利，这是毋庸置疑的。
如今在一州一郡中被称为贤能的官员，能将恩泽惠及百姓，让百姓爱戴拥护的，在我所知的岭南十郡之内，潮州知府周某便是这样的人。潮州是滨海之郡，东南濒临大海，海面辽阔，与天相接。驾船的人乘着长风驾驭大船在巨浪中穿行，稍有不慎就会翻船溺水。每年漕运之时，潮州百姓都为此苦不堪言。
周知府到潮州任职后，询问当地父老如何才能便利民生。父老们说：“大概唯有疏浚三利溪吧！”潮州下辖五县，其中三个县位于郡治西南，呈鼎足之势，方圆千里，溪水曲折流淌，百姓都依赖三利溪为生。这条溪全长一百一十五里，东接韩江，西流入海。正统年间，溪水被大水淤塞，周知府主持疏浚，让溪水恢复故道，东西贯通，最终汇入大海。为防止冬季干旱导致溪水干涸，他又开凿郡城南沟，引韩江水注入三利溪，并砌石建闸，根据时节开闭。所有疏浚河道、建造水闸的劳役，仅用一个月便完工。自此，农夫灌溉农田更加便利，商人通行更加顺畅，漕运的船只不必再冒险出海，而是改走三利溪，避开了沧溟中的白浪和海上的狂风。
于是，潮州的士大夫和父老乡亲们在郡府门前拜谢道：“为我们潮州带来福祉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官啊！我们子孙后代怎敢忘记您的恩情！”由此看来，称周知府为官是“为百姓谋利”，难道不对吗？
在潮州任职的官吏众多，其中有功绩且被百姓怀念的，唐代莫过于韩愈，本朝以来则莫过于王源。韩愈驱赶冥顽的鳄鱼，建造广济桥，他为百姓谋事的功绩有目共睹；如今周知府以疏浚三利溪的功绩与之相媲美，二人一前一后，都无愧于“一邦贤守”的称号！
周知府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实现志向；不贪图福气，而重视赢得民心；他做事不为自身享受，而是惠及孤寡之人；他不屑迎合世俗，而是追慕千古圣贤。这不正是黄庭坚所称赞的周敦颐（濂溪先生）的品格吗？
周知府曾写信告诉我：“我本是舂陵周氏一族。”他考中进士时声名远扬，任职刑部时政绩显著，治理潮州同样卓有成效，实在无愧于家族的声誉！我曾赠诗给他：“楚中有孤凤，高举凌穹苍。借问归何时，圣人在黄唐。望之久不至，岁晏涕淋浪。九苞有遗种，不觉羽翼长。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栖桐枝，长饮甘露浆。”
我生在濂溪先生数百年之后，想追寻他的遗风却不可得，如今见到他同族的后人如此贤能，大概可以与他畅谈一番了。那么，我对周知府的敬佩，难道仅仅因为一座水闸、一条三利溪吗？
潮州百姓共同立碑歌颂周知府的功绩，并派生员赵日新前来请我撰文。我将此事经过与赠诗一并记录下来，让潮州百姓知道，为官能“为百姓谋利”者，其功绩不可忘记，也希望周知府在仕途上更上层楼。周知府名鹏，字万里，是道州永明县人。
（先生写完此文后，常向潮州人询问三利溪的情况，许多人说三利溪并没有带来实际利益。先生于是写了一首诗作为跋语：“欲写平生不可心，孤灯挑尽几沈吟。文章信史知谁是，且博人间润笔金。”这是想警示后人不要轻易下论断。后来，王哲侍御到潮州看到此诗，感叹道：“君子有时也会因善良而被人欺骗。”唉，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弘治十七年（甲子年，1504年）秋，门人张诩记。）
解析
1.核心思想：以“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为立论基础，通过周鹏疏浚三利溪的政绩，树立“为官利民”的典范，批判功利化的为官之风。
2.人物对比：将周鹏与唐代韩愈、明代王源并列，凸显其功绩的历史价值；以周敦颐的品格类比周鹏，强调儒家“民本”思想的传承。
3.矛盾与反思：文末以“三利溪是否有实利”的争议及跋诗，展现作者对历史书写真实性的思考，暗含对“歌功颂德”式文章的警惕，体现史笔的审慎态度。
《寻乐斋记》
原文
五年，伍光宇始构亭于南山之岩以坐。明年，复于吾居第之左结草屋三间，与亭往来。又明年，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请余问曰：“云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圣贤人以为师。今年且迈矣，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其所谓乐。寻常间自觉惟坐为乐耳。每每读书，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为愈也。盖用则劳，劳则不乐，不乐则置之矣。夫书者，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废？将其所以乐者非欤？愿先生之教之也。”
余复之曰：“大哉，吾子之问也！顾余何足以知之？虽然，有一说，愿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贤也，其授受之旨曰：‘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当是时也，弟子不问，师亦不言。其去仲尼、颜子之世千几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几百年。呜呼！果孰从而求之？仲尼饮水曲肱，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将求之曲肱饮水耶？求之陋巷耶？抑无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乐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于坐忘也。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书亦不可废，其为之有道乎？得其道则交助，失其道则交病。愿吾子之终思之也。仲尼、颜子之乐，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乐不远矣。愿吾子之终思之也。”
语已，光宇整步而出，充然若有得者。归揭其榜曰“寻乐斋”云。
译文
弘治五年，伍光宇在南山的山崖边建造亭子，用以静坐。第二年，他又在我住宅的左侧搭建了三间草屋，与南山的亭子相呼应。到了第三年，光宇离世了。草屋建成时，光宇斋戒沐浴，焚香更衣，端正地坐着。第二天，他来问我：“我自知能力不足，却一心想以古代圣贤为师。如今我年事已高，仍未找到入门之道，也不明白圣贤所说的‘乐’究竟是什么。平日里，我只觉得静坐最为快乐。每次读书，越读越费心神，反而觉得不如不读。因为用心思考就会劳累，劳累就无法快乐，不快乐便只能放下书。书是圣贤用来教化世人、流传后世的载体，怎能荒废？难道我追求快乐的方式错了吗？希望先生教导我。”
我回答他：“你这个问题意义深远！但我又何德何能回答呢？不过，我有一番见解，希望你能思考。周敦颐、程颢、程颐都是大贤，他们传授学问的核心是‘探寻孔子、颜回的快乐，思考他们因何而乐’。当时，孔子的弟子没有追问，老师也没有明说。孔子与颜回的时代距今已过千年，而周敦颐、程颐的时代距离现在也已数百年。唉，我们究竟该从何处探寻他们的快乐？孔子饮水而枕着手臂安睡，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以箪食瓢饮为乐，我们是要从‘曲肱饮水’‘陋巷箪瓢’中寻找快乐，还是说快乐与这些外在条件无关？你一定要慎重思考，不要被‘静坐忘物’的表象迷惑。
圣贤通过书籍流传教化，但读书需用心，而心的运用要恰到好处。心不可滥用，书也不可荒废，其中必然有方法。若掌握方法，心与书便能相互助益；若不得其法，二者只会相互妨碍。希望你能反复思索。孔子、颜回的快乐源于本心，周敦颐、程颐的快乐同样源于本心，你也拥有这样的本心。若能体悟本心，快乐就近在咫尺了。希望你能始终铭记、深入思考。”
说完这番话，光宇缓步离开，神情充实，仿佛有所领悟。回去后，他将草屋命名为“寻乐斋”。
解析
1.核心主题：围绕“寻乐”展开，探讨儒家圣贤（孔子、颜回）“乐”的本质，批判单纯追求静坐或死读书的误区，强调“本心自足”的为学之乐。
2.哲学思辨：以周敦颐、二程“寻孔颜乐处”的命题为线索，提出快乐不应拘于外在（如曲肱、陋巷），而应回归内心体悟，体现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思想内核。
3.实践启示：通过伍光宇的困惑，指出读书与养心需结合，避免“用而忘本”或“废书空想”，倡导在学习中“得法”“明心”，方能寻得真乐。
《风木图记》
原文
莆之李侯某，由进士官户曹员外郎，出为广东按察佥事。每出行部，至新会，辄一过病夫陈某白沙。坐小庐山精舍，半饷始至，携所得志铭文并挽诗一大帙来授，而读之三，敛袵先处士默庵先生与林夫人之贤，皆可考而知矣。寻以风木图请记。
夫孝子之事其亲，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殁间哉？吾闻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锺不洎，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曰：“既已县矣。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锺，如鹳雀蛟虻相过乎前也。”今夫禄之弗逮养，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谓尽思矣，奚事于图？
乃若孔子则以为，子之养其亲，期于适焉耳。苟至乎适，虽圣人不能以有加也，遑问其它？其足于内者，无所待乎外；性于天者，无所事乎人。又非但事亲一事为然也，一以贯之。其所称孝，非常所称。常所称者，丰其养，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赠而已耳。嗟夫！今之士夫异于古之士夫也，其所称孝，率以是为至矣。吾恐圣贤之意不明于后世也。
既抚图而悲，复引其意谓侯曰：“侯死事尽思，无负于曾子矣，亦知曾子所以显其亲于无穷者何如哉？《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侯念之，侯念之。”是为记。
译文
莆田的李侯（某位官员），以进士身份任户部曹员外郎，后外调为广东按察佥事。每次巡察部属，路过新会时，总会看望患病的陈某（陈白沙）。我坐在小庐山精舍，他过了半晌才到，带来一大卷墓志铭、挽诗，恭敬地诵读再三，随后整衣行礼。从中可以了解到李侯已故的父亲黙庵先生与母亲林夫人的贤德。不久，他拿出《风木图》，请我作记。
孝子侍奉双亲，应在父母未有所表示时便有所察觉，在无声处领会心意。将爱意倾注其中，真诚便会显现；这份真诚存于心中，又怎会因父母离世而改变？我听说，曾子两次出仕心境不同：他在父母健在时为官，俸禄微薄（三釜）却内心喜悦；父母去世后，即便俸禄丰厚（三千锺），也难消悲戚。弟子问孔子：“像曾参这样的人，能算没有牵挂（因而无罪过）吗？”孔子答：“他终究还是有所牵挂。若无所牵挂，又怎会哀伤？真正无所牵挂的人，看待微薄与丰厚的俸禄，就像鹳雀、蚊虻从眼前飞过般无动于衷。”
如今，因俸禄不足而无法尽孝养父母，曾子会悲伤，李侯也会悲伤——李侯的心，与曾子的心是相通的。像曾子这样，可算极尽思念之情了，为何还需要画图纪念呢？至于孔子认为，子女赡养父母，关键在于让父母舒心。若能达到这一点，即便圣人也无法做得更好，何必在意其他？内心充实的人，不依赖外在；顺应天性的人，不刻意迎合他人。这道理不仅适用于侍奉双亲，而是贯通一切。
如今人们所说的“孝”，与圣贤所倡导的大不相同。世人常认为，让父母生前衣食丰厚、死后厚葬，给予生前尊荣、死后追封，便是孝道的极致。唉！当今士大夫与古时不同，他们将这些视为尽孝的最高标准。我担心圣贤的本意会在后世失传。
我抚摸《风木图》心生悲叹，又向李侯阐释其中深意：“你为父母尽孝、寄托哀思，无愧于曾子了。但你可知，曾子是如何让父母的德行流芳百世的？《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此乃孝之终也。’李侯啊，你一定要铭记！”
解析
1.核心思想：以《风木图》为引，探讨孝道的本质，批判世俗以物质供养为核心的“浅孝”观念，推崇儒家“立身行道、显扬父母”的“大孝”境界。
2.典故运用：通过曾子“禄养之悲”与孔子“适亲为孝”的典故，对比说明真正的孝道不应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应追求内心的圆满与精神的传承。
3.现实批判：直指明代士大夫重形式、轻内涵的孝道风气，呼吁回归圣贤“孝以行道”的本旨，体现作者对伦理教化的深切关注。
《处素记》
原文
一夫颀然，始弱冠，为生员，事进取不偶，退耕于野，作室三间，榜两处素字于楣，曰：“吾不了其义，当否？吾以问白沙子。”白沙子闻之，绝倒。间数日，抵一卷，请曰：“为我记处素。”白沙子命出砚，研墨汁，相向诘之曰：“夫记，纪实也。为我具状，吾为女记。”即应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即不应；谓我处素，我即应之。但子为我记足矣，吾知其状云何？”两手捧砚，蹑席扬眉，进愈恭。白沙子不能却，墨其卷，归之。
译文
有个身材修长、刚满二十岁的生员，参加科举考试未能中举，于是回到乡间务农。他盖了三间屋子，在门楣上写了“处素”两个字，说：“我不太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这样写合适吗？我想问问白沙先生。”白沙先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过了几天，这个生员送来一卷纸，请求道：“请先生为我写一篇《处素记》。”白沙先生让他拿出砚台磨墨，然后面对面地问他：“写‘记’是要记录事实的，你详细说说具体情况，我就帮你写。”生员马上回答：“别为难我啦！别人叫我‘秀才’，我不回应；叫我‘处素’，我就答应。您只要帮我写篇记就行，我哪里知道该说些什么情况？”说着，他双手捧着砚台，跪坐在席子上，扬起眉毛，态度愈发恭敬。白沙先生推辞不过，只好在纸上落墨，写完后把这卷纸还给了他。
解析
1.核心趣味：通过生员求记却无法阐明“处素”内涵的诙谐对话，展现一种率真质朴的处世态度，暗含对“不求甚解”却坦然自适的生活哲学的调侃与包容。
2.人物反差：生员不知“处素”之义，却执意求记；面对追问以“不应秀才、独应处素”回应，凸显其懵懂中的执着，与白沙先生“纪实而作”的严谨形成反差。
3.留白意蕴：文章未解释“处素”（安于质朴）本意，以白沙先生无奈落笔收尾，留下对“何为处素”的思考空间，引发读者对“名实关系”与“人生态度”的联想。
《慈元庙记》
原文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畆畆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雠，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帑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则不复惜，为之掩卷出涕，不忍复观之矣。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曰：“王纲一紊国风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万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
宋室播迁，慈元殿创于邑之厓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厓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
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刘公大夏行部至邑，与予泛舟至厓门，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邑着姓赵思仁请具土木，公许之。予赞其决，曰：“祠成，当为公记之。”未几，公去为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顾君叔龙。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于祠中，使来者有所观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笔砚，以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东山作祠之意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工也。
译文
世道的兴衰，君臣肩负着重大责任。我年少时研读《宋史》，常常为宋朝君臣感到惋惜：在国家兴盛之时，他们既没有通过精研“精一”之学（注：源自《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修养自身，也没有推行先王的政教以革新天下。教化的根基未立，面对世事变化便茫然无措。即便有程颢、程颐兄弟这样的贤才，却不被朝廷重用。回顾宋朝的作为，其格局最高也不过在汉唐之间，与三代以前（夏、商、周）君主尊师重道而成就王业、贤才辈出而世道昌明的君臣相比，差距何其大！
南宋朝廷南迁后，可惜君主并非能拨乱反正的明主。即便有贤能之臣，却得不到充分信任，奸臣的邪说屡屡离间君臣关系，导致复国大志脆弱易动摇，正义之道被埋没不显。朝廷轻视敌人、苟且偷安，国家大计日益衰败，屡屡错失收复失地的良机，最终未能完成恢复中原的功业。此外，善恶不分、用人失当、赏罚不公，致使怨愤滋生祸乱；与敌国签订和议后，军队愈发衰弱，每年输送的岁币增多，百姓却更加困苦，就像久病之人气息奄奄。到了宋度宗时期，国事已不可救药，我每每读到此处，都忍不住掩卷痛哭，不忍再看。
孔子说：“人活着，应当正直；不正直的人，即便能生存，也是侥幸免于灾祸。”刘因（刘文靖）在诗中进一步阐释道：“王纲一紊国风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万古在人心。”唉！这些话用一言便分辨了善恶，以万世为尺度决定兴亡，难道不是天下国家治乱的征兆吗？
南宋朝廷流亡时，在新会县的崖山建造了慈元殿。宋朝灭亡之日，陆秀夫丞相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元军退去后，张世杰太傅重返崖山，见到杨太后（慈元后），询问皇帝下落，痛哭道：“我忍死负重，万里奔波至此，正是为了赵氏这一脉血脉，如今一切都没希望了！”随后投海而死，实在令人悲痛。崖山附近原有大忠庙，祭祀文天祥丞相、陆秀夫丞相、张世杰太傅。
弘治四年（辛亥年，1491年）冬十月，现任户部侍郎、曾任广东右布政使的华容人刘大夏巡察地方，来到新会县。他与我乘船至崖门，凭吊慈元殿旧址，于是商议在大忠庙旁修建祠堂。当地望族赵思仁主动请求筹备建材，刘公应允。我赞同他的决断，并说：“祠堂建成后，我一定为您写记文。”不久，刘公升任都御史，负责治理黄河，便将此事委托给府通判顾叔龙。弘治七年（甲寅年，1494年）冬，祠堂建成。这项工程在短时间内完成，且未依赖官府的命令，正是为了树立道德规范，警醒颓败的风俗，辅助儒家礼教，这也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的事。于是在祠堂中立碑，让后人观览时有所感悟。
弘治十二年（己未年，1499年）夏，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但仍难以提笔书写。因受总督邓先生之命，又想到慈元庙长久以来未被天下人知晓，刘公当年建祠的心意也未能广传，便抱病写下此文，只遗憾文笔欠佳。
解析
1.核心思想：借慈元庙的兴建，回顾宋朝兴衰史，批判宋代君臣治国失策，强调道德教化与君臣责任对国家兴亡的关键作用，同时歌颂南宋末年忠臣义士的气节。
2.历史反思：通过对比三代与宋的政治格局，指出宋朝“教化未立”“用人失当”的根本弊病；以南宋覆灭的悲剧，印证“正直之道”与“君臣正道”对维系国运的重要性。
3.现实意义：慈元庙的建造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承载着作者希望以忠义精神“立大闲、愧颓俗、辅名教”的社会理想，反映明代士大夫对伦理秩序重建的追求。
《梦记》
其一
原文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师归，适踰一载。是夕天气稍凉，予读《易》白沙之东房，既倦而卧。梦与应魁、殿元克恭、黄门同行，一童子前导，不识者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余、应魁。途遇泥潦，予呼童子取行具，童子不应。余因曰：“越人歌之，楚人应之。”应魁屡叹不置，克恭顾余作愁状，其不识一人者，漠然若无所闻焉。
既寤，测其意曰：越与楚风气不同，人声随而异，必不能相通而相使。越人歌之，楚人听之，亦犹楚人歌之，越人听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听之，楚人歌之楚人自听之？其音习于其耳，其言感于其心，奚不相说之有？是故越不可为楚，楚亦不可为越。越与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习使然耳，习之久，殆与性成。夫苟欲变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为越者一人，骤而号于楚地曰：“去而为楚者以从我。”楚得不群怒而逐之乎？然则如何？曰：守其为越者，无遽责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译文
庚寅年的秋天，距离我从京城归乡恰好满一年。那天夜里，天气微凉，我在白沙东边的房间研读《易经》，疲倦后便躺下休息。梦中，我与应魁、殿元克恭、黄门一同前行，一个童子在前面引路，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跟在童子后面，接着是克恭，最后是我和应魁。途中遇到泥泞积水，我呼唤童子拿出行李用具，童子却没有回应。于是我说：“越人唱歌，楚人应和。”应魁连连感叹，克恭则回头看向我，满脸忧愁，而那个不认识的人却冷漠地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醒来后，我思索梦境的含义：“越地与楚地风土人情不同，人们的口音也随之各异，一定无法相互沟通、彼此应和。让越人唱歌给楚人听，就如同让楚人唱歌给越人听，又怎么能和谐呢？倒不如让越人唱给自己听，楚人唱给自己听，这样熟悉的乡音传入耳中，亲切的话语触动内心，哪有不愉悦的道理？所以说，越地不必变成楚地，楚地也不必模仿越地。越与楚之间的隔阂，并非生来如此，而是长久的习俗导致的，久而久之，习俗几乎成了本性。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不付出百倍努力并持之以恒，是无法实现教化的。如今，如果有一个越人突然在楚地大声呼喊：‘抛弃楚地的习惯，跟从我学习越地的风俗！’楚人怎会不群起愤怒并驱逐他呢？既然如此，该怎么办？答案是：越地坚守自己的特色，不要急于强求楚地与自己相同，这样或许才能避免冲突。”
其二
原文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楼午睡，梦出贞节门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于前，歌曰：“法好人莫传，衣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洁，揜鼻过者疾趋而争先。虽有恶人，斋戒沐浴，被服明鲜，以祀上帝，执侍周旋，与世骈肩。”吁！是何梦耶？将有应于后，早为之兆耶？抑梦幻虚无，同异端之说，从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记于此，以俟明者决焉。
译文
三月二十七日，我在碧玉楼午睡，梦见自己走出贞节门，只见外面洪水泛滥。一位老人抱着衣服在前方洗涤，唱道：“法好人莫传，衣好人莫穿。”过了许久，又唱道：“西子蒙不洁，掩鼻过者疾趋而争先。虽有恶人，斋戒沐浴，被服明鲜，以祀上帝，执侍周旋，与世骈肩。”唉！这是什么梦呢？难道是日后会有事情应验，提前给出的预兆？还是说梦境虚幻，如同异端邪说，不应深究，而我却盲目寻求解释，实在荒谬？暂且将这些梦境记录下来，等待明智的人来判断吧。
解析
1.核心思想：
- 第一则梦：借“越人歌、楚人应”的梦境，探讨文化差异与融合的关系，强调尊重地域特色、避免强行同化，暗含对社会治理中包容态度的倡导。
- 第二则梦：通过老人的歌词（涉及法度、德行、表象与本质的对比），表达对社会现象的隐喻性思考，如法度的隐秘性、外在修饰与内在德行的辩证关系，结尾以疑问收束，留下开放的解读空间。
2.哲学内涵：
两则梦均蕴含对“变与不变”“同与异”的辩证思考，第一则侧重文化多样性，第二则指向人性与社会规范，体现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层思索。
3.写作特色：
以梦喻理，将抽象哲理融入具象场景，语言质朴而意蕴深远，既有对生活经验的提炼，也有对未知的困惑与探索，充满古典笔记文学的韵味。
补遗
《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上
原文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祸福，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烈风雷雨而弗迷，尚何铢轩冕、尘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实者，与语此，反惑。惑则徒为狂妄耳。
译文
“道”是至大的存在，天地同样浩瀚无垠，天地与“道”看似可以相提并论。然而，从天地的角度看“道”，“道”是天地的根本；以“道”的视角观天地，天地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粟米、沧海中的一勺水罢了，哪里真能与“道”等同呢？天地虽大，却无法与“道”相比，因此，真正至大的唯有“道”。
君子体悟了“道”，即便自身渺小，所获得的境界也远超富贵、贫贱、生死、祸福这些世俗之事。对君子而言，这些世俗之物怎配称为“所得”？君子领悟了“道”，那么天地的起始，便是自我认知的开端，而“道”不会因此增加一分；天地终结时，君子的“道”也不会减少一毫。天地如此宏大，却无法脱离“道”的范畴，而君子对“道”的体悟不受外界增减影响。由此可见，天地间的万物虽归属于我，却无法改变或增减我的内在境界。
天下万物尽在我心，却不能动摇我的根本，所以即便突然遭遇变故也不会惊慌，无故失去什么也不会介怀。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执着，面对烈风雷雨也不会迷失，相比之下，把官位看作微小如铢、把金玉视为轻贱如尘，又何足挂齿呢？不过，如果不是对“道”有深刻认知、并将其内化于心的人，和他谈论这些，反而会让他困惑。一旦困惑，就容易陷入虚妄狂傲。
中
原文
天下事物杂然前陈，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举而加诸我，不屑者视之，初若与我不相渉，则厌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无，求于吾前矣，得谓与我不相涉耶？夫子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谓薄不义也，非薄富贵也。孟子谓“舜视弃天下如敝屣”，亦谓重爱亲也，非谓轻天下也。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厌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严陵不能礼汉光，此瓢此礼，天下之理所不能无，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为物耳，事吾知其为事耳，勉焉举吾之身以从之，初若与我不相渉，比之医家谓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与语此，反惑。惑则累之矣。或应曰：“是非所谓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无君子之心，徒有轻重之辨，非道也。”
译文
天下的事物繁杂地呈现在眼前，有些事情并非由我引发，有些事物也并非我原本拥有。当它们突然降临，若以不屑的态度看待，起初会觉得与自己无关，从而产生厌弃之心。然而，事情总有不得不做的理由，事物也有不能缺少的必要，它们既出现在我面前，又怎能说与我无关呢？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鄙视不义之举，而非鄙视富贵本身；孟子说“舜视弃天下如敝屣”，是强调舜重视孝道，而非轻视天下。君子心中包罗万象，万理俱足，事物虽多，却无一不在内心的观照之中。君子的精神与自身紧密相连，获得或失去外物，不过是遵循内心的准则罢了，厌弃之心又从何而生呢？
巢父无法容忍一只水瓢（注：巢父洗耳拒受许由馈赠的瓢），严光不愿以礼相待汉光武帝（注：严光拒绝出仕），但水瓢与礼仪，是天下常理不可或缺的，也是君子内心无法忽视的。若二人内心真正圆满自足，又怎会轻视这些呢？
有人说：“我知道事物就是事物，事情就是事情，勉强去应对，起初觉得与自己无关。”这就如同医家所说的“不仁”（麻木无感）。古人说“把官位看得如铢般微小，把金玉看得如尘般轻贱”，君子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心境呢？如果不是真正理解的人，与之谈论反而会使其困惑，困惑就会成为负担。有人回应：“这不是君子真正的心境，而是刻意的分辨。”确实如此，若只有对事物轻重的分辨，却没有君子的本心，便不符合“道”。
下
原文
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已渉乎麤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道不可以言状，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于形，道通于物，有目者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曰：“道终不可状欤？”曰：“有其方则可。举一隅而括其三隅，状道之方也；据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状之术也。然状道之方非难，按状之术实难。人有不知弹，告之曰：‘弹之形如弓，而以竹为弦。’使其知弓，则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轩冕金玉又小。’则能按而不惑者鲜矣。”愚故曰：“道不可状，为难其人也。”
译文
有人问：“‘道’可以描述吗？”答案是：“不能。‘道’的精妙无法用言语表达，一旦能用言语描述，就已落入粗浅的形迹之中。”如何证明呢？以我的亲身体验可知：当我对“道”有所领悟，只能存于心中，无法用言语传达；若尝试言说，便不再是我所领悟的“道”了。因此，凡是能用言语表达的“得”，都不是真正的“道”。
又问：“‘道’不能用言语描述，那可以用具体事物类比吗？”答案是：“不能。事物受限于形体，而‘道’贯通万物，肉眼无法看见。”何以见得？天得“道”成为天，地得“道”成为地，人得“道”成为人。若仅用“天”描述“道”，就会遗漏“地”；以“地”描述，又会遗漏其他事物，可见事物不足以形容“道”。
再问：“‘道’终究无法描述吗？”答案是：“掌握方法就可以。比如举一隅而知三隅，这是描述‘道’的方法；依据一个方面推及其他方面，这是认知‘道’的技巧。然而，掌握描述‘道’的方法不难，真正难的是运用这种技巧。有人不了解弹弓，告诉他：‘弹弓形状像弓，用竹子做弦。’若他知道弓的样子，就能理解。但‘道’如此宏大，若只说‘道大，天小，官位和金玉更小’，能真正理解而不困惑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说，‘道’难以描述，难在找到真正能领悟的人。
解析
1.核心思想：
- “道”的至高性：强调“道”为天地本源，超越天地与世俗事物，君子体悟“道”后，对富贵、生死等超然物外。
- 知行合一：批判空谈“轻视外物”的虚妄，主张真正的君子应将对“道”的认知融入内心，避免流于表面的分辨。
- “道”的不可言说性：论证“道”超越语言与物象，唯有通过体悟与实践才能趋近，凸显其哲学的深邃与神秘。
2.哲学逻辑：
层层递进，先以“道”统摄天地，再以君子心境阐释对世俗的态度，最后深入探讨“道”的认知方法，形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完整论述。
3.现实意义：
针对明代士大夫空谈义理、忽视心性修养的风气，强调“道”需内化于心，避免以“轻视外物”标榜而实则未悟道的虚伪，体现对儒家实学精神的坚守。
《安土敦乎》
原文
《易》上系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乐于此，身于此，聚精会神于此而不容惑忽，是谓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观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则舒泰，泰则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冯河。”是何方泰而忧念即兴也。九三曰：“艰贞无咎。”则君子于是时愈益恐恐然如祸之至矣。是则君子之安于其所，岂直泰然而无所事哉？盖将兢兢业业，惟恐一息之或间，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于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劳乎？”应曰：“干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环不息者，健而已。君子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未尝少懈者，刚而已。天岂劳哉？君子何为不暇乎？”
译文
《周易·系辞上传》说：“安土敦乎仁。”我认为，寄身于一方土地，便安心于此、乐居于此，身心扎根于此，在此凝聚精神、全神贯注，不为外界的诱惑与干扰所动，这就叫做“君子安土敦乎仁”。
近来研读《序卦传》中关于“泰卦”的论述，其中说：“经历实践（履）而后通达（泰），通达之后才能安宁。”又说：“践行正道而各得其所，就会舒畅安泰，安泰之后便能安稳。”这表明，唯有达到“泰”（通达）的状态，才能够获得安宁，即通晓事理、行事顺畅，而后方能安心立命。
然而，在《泰卦》九二爻辞中却说“包荒，用冯河”（注：意为包容广大，涉越大河），为什么正当安泰之时，忧患之念却已萌生？
解析
1.核心思想：
- 安土敦仁的内涵：阐释“安土敦乎仁”并非单纯安于环境，而是内心坚守仁德，不为外物动摇，体现儒家“居易以俟命”的处世哲学。
- 泰与安的辩证：结合《序卦传》与《泰卦》爻辞，指出“安”以“泰”（通达）为前提，但即便处于安泰之境，也需警惕潜在危机（如九二爻辞的忧患意识），暗含居安思危的智慧。
2.易学关联：
通过引用《周易》经传，将卦象哲理与道德修养结合，强调“安”不仅是外在状态，更是内心仁德的稳固，而“泰”与“危”相互依存，需以辩证思维对待。
3.现实启示：
呼吁人们在安稳时保持清醒，以包容、果敢的态度（如“包荒，用冯河”）应对潜在挑战，体现传统易学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
《无后》
原文
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小人百惑足以丧邦家，何者？心存与不存也。夫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所以开万世、丧邦家者，不在多，诚伪之间而足耳。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天地之大，此诚且可为，而君子存之，则何万世之不足开哉？作俑之人，既惑而丧其诚矣，夫既无其诚，而何以有后邪？
译文
君子一颗诚心足以开创万世基业，小人满心惑乱足以丧失国家。为何如此？在于是否存养本心。若本心长存，则纯一不杂，纯一则真诚；若本心不存，则心迷意乱，惑乱则虚伪。所以，开创万世基业或丧失国家，不在于计谋多少，而在于真诚与虚伪的一念之差。
天地如此辽阔，万物如此丰饶，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全是“诚”的力量。有这份“诚”，才有万物；有万物存在，必然有“诚”为根基。“诚”在人身上，便存于一心而已。人心所蕴含的“诚”，与造就天地的“诚”本是一体。天地之广大，“诚”尚可以成就，君子若能存养此“诚”，何愁不能开创万世基业？
那些违背“诚”的人（如“作俑者”），因惑乱而丧失了真诚。既然已失去“诚”的根本，又拿什么延续后世呢？
解析
1.核心对立：以“君子之诚”与“小人之惑”对比，强调“诚”是治国、立命的根本，“惑”则导致败亡，突出儒家“诚意正心”的哲学核心。
2.宇宙观照：将“诚”提升至宇宙本体高度，认为“诚”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存“诚”即与天地同参，呼应《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
3.现实批判：批判“作俑之人”（象征违背本心、追逐功利者）因丧失“诚”而“无后”，既指事业无法延续，也暗喻精神传承的断绝，警示世人坚守本真。
《仁术》
原文
天道至无心，比其着于两间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后世；桓文战争不息，祸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则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心矣。
孟氏学圣人也，齐王不忍见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盖齐王之心即圣人之心，圣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设礼以预养之，以为见其生而遂见其死，闻其声而遂食其肉，则害是心莫甚焉，故远庖厨也。夫庖厨之礼至重不可废，此心之仁至大不可害，君子因是心，因制是礼，则二者两全矣，巧莫过焉。齐王之心一发，契乎礼，齐王非熟乎礼也，心之巧同也。
圣人因民害而迸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则（阙）有之遗害，故圣人之仁有权焉。使之远御魑魅，则害去而恶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圣人即与之生；人情之恶在于死，圣人不与之死。恶，众人所恶也，圣人即迸除裔夷，恶难施也。圣人以投恶，圣人一举而迭中，圣人未尝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圣人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厕其间矣。
周公一金縢，大发寤时主，以后世事观，至巧矣。周公岂有意耶？亦任心耳。
译文
天道本至公无心，但其在天地间的呈现却千变万化，看似极巧，实则皆由“一元”（天地本源）自然而成；圣道本至简无意，但其在功业中的彰显却神妙莫测，看似极巧，实则皆从“一心”（仁德本心）自然流出。人心，或许正是那“一元”所栖居之处吧？
昔日周公与齐桓公、晋文公都曾辅佐周王室，但周公实现天下太平，恩泽延及后世；桓、文却战争不息，自身也埋下隐患。为何如此？因为桓、文用心于权谋（“意”），周公则用心于仁德（“心”）。由此可见，最笨拙的是刻意权谋，最精巧的是自然本心。
孟子善学圣人之道。齐宣王因不忍心见牛被宰杀，若无孟子点醒，世人便不知这一念之善的巧妙。齐宣王的仁心本与圣人无异，圣人深知此心不可伤害，于是设立礼仪预先涵养：若见牲畜活着又目睹其死亡，听闻其哀鸣又食其肉，便是对仁心最大的伤害，因此要“远庖厨”。庖厨之礼不可废（需供祭祀），仁心之仁不可伤，君子依此心制定此礼，使二者两全，可谓至巧。
圣人将危害百姓的恶人驱逐到四方边远之地，这些人固然有罪，但圣人并非单纯杀戮，而是顾虑“斩草不除根”的遗害。以仁德为权衡，让恶人远离中原去抵御魑魅，既除去祸患又避免其继续作恶，这便是圣人的仁术。人情向往生存，圣人便给予生路；众人厌恶恶行，圣人便将恶人驱逐远方使其无法作恶。圣人一举两得，看似巧妙，却非刻意为之——本心之仁自带智慧，圣人只是依此心行事，那些刻意追求机巧的人自然无法企及。
周公以一篇《金縢》使君主醒悟，奠定周室后世基业，看似极巧，难道是周公刻意为之吗？不过是依凭本心而已。
解析
1.核心命题：
- 对比“天道之巧”与“圣道之巧”，指出前者源于“一元”自然，后者源于“本心之仁”，强调“无心为巧”“有意为拙”，批判刻意权谋。
- 通过齐宣王“不忍杀牛”与圣人“远庖厨”之礼，论证仁心与礼制的统一：礼由心生，旨在守护本然之善，此为“仁术”的自然巧妙。
2.仁术的实践智慧：
- 宽严相济：对百姓以礼养仁，对恶人以“权变”驱离而非杀戮，体现儒家“仁至义尽”的治理逻辑。
- 自然而为：以周公《金縢》为例，说明真正的“巧”并非算计，而是本心仁德的自然流露，暗合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涵。
3.现实批判：
矛头直指“有意于巧者”（如桓、文之流），揭示权谋之术的短视与危害，呼吁回归“以心为本”的治理理念，体现明代士大夫对“诚意正心”政治哲学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