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二十年之母亲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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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每每听起这首歌,这悲伤的曲调总会让人荡气回肠。不免得思绪又飘回了遥远的故乡,飘到那潺潺流淌着的老哈河旁。

      在我六七岁的记忆中,那时我还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发亮,裤脚卷到膝盖,光着脚踩在村头的土路上。路是坑坑洼洼的,下雨后积的水洼里,能看见天上的云,还有田垄里飘过来的红褐色泥水——那是老哈河的水渗进了坎上的旱田,把硝碱地的“家底”都露出来了。老哈河就绕着村子前的坎下流,水不急,也不浑,清凌凌的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可这水像是跟岸上的人隔着层玻璃,再近也暖不透日子。

      正月刚过,村里的烟囱就矮了半截。每年刚过正月,村里就有一部分人家的米口袋就见底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那个年代可是真实存在的。玉米瓤子、榆树钱“布了”又现身农家炕上的小方桌上。

      每到这时候,村里人都巴望着生产队里快快拉回“返销粮”,好解决每个人生存的第一要务。“返销粮”这三个字,现在的年轻人听了怕是要问“啥意思”,就连好些七零后,怕也只在老一辈的嘴里听过零星。可在那时的村里,这三个字是开春后的“救命符”。每年秋收,生产队的粮囤子刚满,第一车粮就得拉去公社交公粮,剩下的粮食,要按人口分给全村三四百口人,可那硝碱地实在不争气,长出来的玉米高粱,最高也才到成年人的腰。我跟着爸爸去地里看过,玉米棒子只有一拃长,剥开来,粒儿又小又瘪,像是没长熟;高粱穗头很小,成熟的籽粒也不多。庄稼人用手搓了搓高粱籽,放在嘴里嚼了嚼,吐出来说:“种一坡,割一车,打一簸箕,烀一锅——这就是咱的收成啊。”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撑死了也过不了冬。队长就得揣着介绍信去公社,求着上级批返销粮回来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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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返销”,现在想起来原因有几。一是刚才提到的“硝碱地”。那时家乡的土质很有特点,坎下仅有的水田还不明显,坎上旱田就显露无遗了,田垄背上是白花花的碱土,而略深一点的垄沟里却是红色的硝土。下雨一泡,水坑中满是红褐色。可想而知,这样土质下长出的玉米高粱只有半人来高,一拃长的玉米棒子和高粱穗头能打多少粮食呢?

      老哈河的水白白的流着,坎上的旱田歉收,不全是土地的错。那时是大集体,再就是当年吃的“是大锅饭”,社员们一起上工,一起下工,粮食按人口分,干多干少一个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砍青麻叶的时节,天刚亮,队长就吹着哨子喊人,社员们扛着木质麻刀慢悠悠地往地里走,女人们边走边扯家常,男人们叼着烟卷,脚步拖拖拉拉。到了地里,砍不了半袋烟的功夫,队长就喊着“学习了”,大家就坐在田埂上,听会计念报纸上的话,有人低着头抠指甲,有人望着天空发呆。有一回我问爷爷:“为啥大家不快点砍?”爷爷摸了摸我的头,叹口气说:“砍多砍少一个样,谁肯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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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上的旱田这样,坎下的水田本该好点吧?毕竟挨着老哈河,水有的是。那时家里只剩我一个人看家(见故乡二十年之看家、看门),我就常常趴在南墙头看社员们在水田里干活,可我趴在南墙头看了整个春天,才知道这水田也白瞎了好水。女小组长手里总提着根一米长的树条在水田里转,看着社员打的田埂,就把树条往田埂上一放,嘴里吐出三个字:“宽度不合格。”社员们就只好拿起铁锹,再往田埂上培土,直到田埂的上宽够着树条的长度才算完。我那时候刚上小学,学过梯形的体积算法,心里琢磨着:田埂上宽一米,底宽就得一米多,这么多田埂,得占多少耕地啊?那时候村里人均才几分地,地比金贵。后来分田单干,我回故乡,看见田里的田埂窄得只能站一只脚,老乡跟我说:“自己的地,能省一寸是一寸,多插一垄秧,就能多收一把粮。”我想起当年那些宽得能走马车的田埂,心里有些堵得慌。

      整地也就这样了,播种也不科学。播种的时候更让人着急。社员们把老哈河的水引到稻田里,把池子泡透,然后就站在田埂上“漫撒籽”——把干稻种一把一把往水里扬,扬得不均匀,有的地方籽多,有的地方籽少。我蹲在田埂上看,看着稻种在水里泡着,好几天才发芽,可旁边的水草“地蕾秧”长得比稻苗还快,绿油油的,把稻苗都盖住了。我没事就拔几根“地雷秧”,回家在灶膛里烧,烧熟了的根茎又面又甜,能当零食吃。可到了秋收,稻田里的秧苗长得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水草比稻穗还高,用镰刀割的时候,抓都抓不上手。社员们把割下来的稻穗捆成小捆,背回场院脱粒,脱下来的稻谷装在麻袋里,看着就没多少。

        那些年,老哈河的水就这么不急不缓地流着,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岁月,却也没给家乡人带来多少福祉。村里的土坯房还是那么矮,三五排挤在一块儿,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坑洼的道路上,社员们的脚步总是匆匆的,却又像是走不到头;孩子们的脸上总是黄瘦的,眼神里带着跟年龄不符的忧愁。我记得有一回,村里来了个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担子上有糖块、针线,还有印着花纹的花布。孩子们都围着货郎转,眼睛盯着糖块,可没人买——家里连粮食都不够吃,哪有钱买糖?货郎走的时候,摇着拨浪鼓,声音在空荡荡的村里飘着,格外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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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我坐在灯下,纸上写满了故乡的事,墨水洇开,像是老哈河的水在纸上流。我望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像是故乡的月亮,耳边仿佛又传来了老哈河清亮的流水声——那声音还是那么不急不缓,可我知道,它流走的是岁月,流不走的是我对故乡的牵挂,还有那份藏在心底的无奈。要是当年的田埂能再窄点,要是当年的稻种能播得再匀点,要是当年的社员们能再肯出力点,老哈河的水,会不会就能把村里人的日子浇得旺一点?可没有要是,那些岁月就像老哈河的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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