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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夜里梦到老哈河，不是什么热闹场景，就只是月下的河湾。风是软的，像母亲当年纳鞋底时蹭过我脸颊的棉布，拂过头发时还带着河边青草的潮气——那潮气裹着土腥气，往肺里钻的时候，连梦都变得实在。河面原是平的，月亮沉在水里，像块刚擦净的银圆，风一掠，银圆就碎成满河的星子，跟着水流晃，非常一般的刺眼。老哈河的“歌声”也清楚了，不是浪拍岸的响，是水渗过草根、漫过卵石的轻响，混着远处田埂上虫鸣，缠在耳边绕。
老哈河陪了家乡多少代人。以前只当它是条水，夏天孩子们去摸鱼洗澡，冬天结了冰就去打滑溜，谁能想到，后来它竟能把穷日子给冲散了。河畔的人祖祖辈辈春种秋收，土坷垃里刨食，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子像老哈河的水，看着流，却总也流不到好日子的头里去。
一九八一年对于故乡来说也是个载入史册的年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老哈河畔，生产队长领着几个人，把集体的家底摊开清点：土地按地块标了号，牛马牲畜分了强弱，连犁耙锄头都按新旧排了队。说是“分田单干”了，依据规矩把所有物件分三六九等，做成阄，按人口抓，凭手气。
我家抓阄那天，爸上班，妈妈抓的阄，可能妈妈手气不好，最后打开纸团，是一峰骆驼、一只花头绵羊，还有一副大车牛套（一对铁环，两根牛皮绳）---铁环磨得发亮，牛皮绳还带着点油光。土地分在大渠南北，都是旱田，土是硝碱土，踩上去发脆，雨后土包上还泛白霜。那会儿大家都觉得，分了田就好了，自己种肯定比在生产队时出力多。可真种起来才知道，硝碱土是硬茬子，玉米苗长到膝盖高就蔫了，谷子穗子小得像小狗尾巴。
一年秋收下来，产量是比集体时多了点，可架不住底子薄。以前集体时，粮食不够还有返销粮，现在没了，刚入冬，家里的粮囤就见了底。我记得小孩儿白天跑一天，即使吃过饭了也可“过一个门槛吃一碗”，玩闹过后很容易再饿有天晚上饿，粮食不足，即使晚上又饿了，妈妈也不允许我们“搬腾”饭，只是告诉我们“喝点水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爸爸也只好去远房亲戚家借粮食。分了田，日子是比以前自由了，可穷根没能连根拔起。老哈河的水哗哗流着，谁都知道这水金贵，可谁也不知道，这水咋能帮着过日子。家乡人又茫然了，路在哪儿？啥时候才能不饿肚子？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生产队长挨家挨户送小册子。那是一本32K简装的《水稻种植技术》，纸是糙纸，还带着油印墨香，封皮上印着几棵茂盛的稻苗。那会儿人们都种旱田，玉米、谷子、黍子、高粱，祖祖辈辈没碰过水稻。人们手里捏着小册子，心里直打鼓：“种了一辈子旱田了，水稻咱也不会种呀？另外这玩意儿能在咱这硝碱地里长？”对于种了几辈旱田的家乡人来说，这可真是个惊天巨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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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巨变得提一提陈宇。他是苏木的科技副苏木达（副乡长），主抓农业，中等偏高的个子，总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帽子是半旧的硬遮帽，方脸高颧骨，脸上很少有笑模样，可眼睛里有活。我见他那次，是在大渠北的地里——那片地是村里最差的，硝碱最重，往年种玉米都收不了多少，那年却翻了土整了畦，要试种水稻。他蹲在地里，手里捏着一把土，跟围过来的人说：“这土有硝碱，可老哈河的水能把它冲掉。咱以前生产队种过水稻，没成，是因为没找对法子，这次不一样。”
后来才知道，陈宇是农业技术员出身，刚到苏木时，见着老哈河的水白白流，土地收成不佳干着急。他走了全乡的地，哪块地硝碱重，哪块地无霜期长，都记在小本子上。他跟人说：“咱守着河，不能渴着田。改旱田为水田，不仅能冲硝碱，水稻产量高，价钱还比玉米贵，这是条活路。”可这话一出口，反对的人就多了。老农拍着大腿说：“陈乡长，咱种了一辈子旱田，改水田要是砸了，全年的收成咋办？”还有人说：“河水那么低，田那么高，咋把水引上来？”陈乡长没急着反驳，只是把自己的试验田挪到了大渠北最坏的土地上，每天下班就往地里跑，翻土、测土，还去农科所要稻种。晚上就在乡政府的办公室里，用铁笔在蜡纸上刻《水稻种植技术》，印好的小册子，他骑着自行车挨村送，送到农户家，还得坐在炕头上，把“分蘖”“扬花期”这些词改成大白话：“就是稻苗长叉子的时候，得多浇水”“稻子开花时，不能缺水，也不能多水，跟伺候娃娃似的”。他说：“咱先试，就用最差的地试，成了，大家再跟着种；不成，损失我担着。”就这话，让不少人动了心。
要种水稻，先得引水。老哈河的河床低，田地高，水引不上来，啥都是白搭。陈宇跟乡干部们商量，又找水利局的人来勘察，最后定了主意：在白音套海苏木和高日罕苏木交界的老哈河上，筑个“坝腿”——不是把河全挡住，是用土坝拦一半河面，把水位抬起来，让水顺着上水渠流进田里。为啥不全拦？一是河水多，用不了那么多；二是下游的通辽开鲁也得用水；最实在的是，那会儿没机械，没资金，建不起正经的水利枢纽，只能靠土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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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坝腿”建得也是七曲八折，你可能想象不到，那时没有挖掘机，也没有大翻斗车｡有的只是小马车､大牛车，再有的就只剩下人的双腿､双手和肩膀了｡政府可以说是分批次动员了全苏木所有劳动力和畜力车，每户出义务工，上交树枝和稻草｡在老哈河边扎下帐篷，接力筑坝｡
筑坝是在春天，河里的冰刚化，水还凉得刺骨。乡政府动员了全乡的劳动力，每户出一个人，还要出畜力车，交树枝和稻草。大家在河边公路搭了帐篷，帐篷里铺着稻草，晚上睡在里面，风从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缩成一团。没有挖掘机，就用铁锹挖土；没有翻斗车，就用小马车、大牛车拉；没有起重机，就靠人抬、肩扛。
父亲也去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榔头往河边走。他说，那会儿最累的是往河里砸杨木檩子——檩子有碗口粗，一头削尖，得几个人抬着，再用大锤往河底砸，砸进去半米深，在横上树枝加土才能挡得住水。河水急，刚砸好的檩子，说不定一阵浪就冲歪了，还得重新砸。
最危险的一次，是坝体刚垒到一半，夜里下了场大雨，河水涨了，坝体塌了个口子，水顺着口子往出涌。施工负责人带头冲出帐篷，后面跟着十几个村民。他跳上坝体，喊着：“快，用稻草捆堵，再往里面填土！”大家跟着他，有的扛稻草捆，有的往口子上填土，雨水混着泥水，把衣服全湿透了，没人顾得上冷，也没人顾得上累。就这样，靠着手手相传，肩肩相扛，一个多月后，“坝腿”终于筑成了。当第一股河水顺着上水渠流进田里时，大家都站在渠边，看着水漫过田埂，漫过刚翻好的土，有人哭了，有人笑了——这水，终于能帮着过日子了。
第一年种水稻，还是“漫撒籽”——把稻种直接撒在田里，虽然简单，可出苗不均匀。但那会儿大家都上心，自家的田，自己伺候，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看，水少了就引水，草多了就拔草。陈宇乡长也天天往田里跑，哪个田的稻苗长得慢，他就蹲在旁边看，是缺水了，还是缺肥了，手把手教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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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的时候，大渠北的试验田开镰了。镰刀割下去，稻穗沉甸甸的，脱粒后一称，每亩收了八百多斤！要知道，以前种玉米，每亩最多收五六百斤，还得看天吃饭。更让人高兴的是，大米的价钱比玉米贵近一半，卖了大米不仅能把家里的粮缸装满，还能剩点钱。
第二年，全乡旱田就一股脑的都改种水稻了。陈宇又从农科所学了新法子：地膜苗床育秧，手工插秧。他又出了新的小册子并在村里办了培训班，把农户都叫去，自己先在苗床上演示，怎么撒种，怎么浇水，怎么铺地膜；插秧的时候，他又拿着尺子，在田里量出间距，教大家“一行一行插，株距三寸，行距五寸，这样稻苗能长开，通风好，产量高”。那年秋天，全乡的稻田连成了片，放眼望去，满是金色的稻浪，在风里晃着，像铺了一地的金子。阳光洒在稻穗上，亮得晃眼，割稻的人弯着腰，镰刀“唰唰”响，脸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可嘴角却一直咧着。收割过后我在田埂上捡稻穗，捡满一筐，就送给爸妈，妈笑着说：“今年的稻子好，咱家能存些大米，冬天再也不用吃棒子面干粮了。”
秋收结束，家家户户的粮囤都满了，有的人家还买了脚蹬打谷机，晚上院子里“轰隆隆”响，是打谷的声音，也是好日子的声音。爸算了算账，那年的收入，比前几年加起来还多。晚上吃饭的时候，妈熬了新米粥，粥香飘满了院子，我们哥几个抢着喝，妈看着我们，额头上的皱纹都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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