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中所描绘的瑰丽传说，带我们走进了遥远而神秘的殷商时代。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史时代，有当时的文字记录予以证明。同时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顶峰，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且器型各异。其中最大最重，或许也是最著名的一件，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后母戊鼎。这座鼎有八百余公斤，器身约略为长方形，有四足两耳，四周有盘龙纹和饕餮纹。它是在商后期，为祭祀商王的母亲“后母戊”而铸。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古人们如何能够铸成如此庞大的一座鼎。青铜器原材料本就不易获得，熔铸难度也很大。可以想见当时的商王朝，必然对于祭祀活动是极为重视的。在那热烈而隆重的仪式中，作为祭祀对象的“后母戊”仿佛超凡入圣，接受万民的膜拜。在这里，我们依稀可见远古图腾文化的遗风，那些商王的先祖依然被赋予着超自然的神力。祖先崇拜与鬼神崇拜仍然是混同一体，只是有了青铜器作为新的载体。器身上那些狰狞恐怖的动物形象，似乎就是具象化了的神秘力量。它们所攀附的大鼎规整而又厚重（当时很可能是金黄色，显得尤为金碧辉煌），体现出这一狂热崇拜的严肃性，以及在当时文化形态中的核心地位。
与远古的巫术活动和原始歌舞相比，这一时期祭祀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它逐渐成为了王室的特权。从大鼎的庞大规模，足以想见当时权力的高度集中，才得以能够调动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同时此类器物必定数量极少，祭祀活动因而必然为统治阶层所垄断。就器型本身来说，从夏铸九鼎的传说，到楚庄王与王孙满的“问鼎”典故，都可以看出“鼎”与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由于统治规模的扩大化，在平民阶层而言，人们不再共有同一个祖先，不再享有同样的部落图腾。因而原始部落文化的祖先崇拜早已失效，需要构建出新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合理性。所以将祭祀活动作为自己的特权，就成为了商王室保持自己“神性”以宣示权威的重要途径。并以此来消解各部族原本的祖先崇拜，让自己的祖先图腾“玄鸟”成为唯一承蒙天命的先祖神。从而建立起王室血统的神圣地位，让民众原本对鬼神的崇拜与敬畏与对政治权力的屈服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对民众而言，眼前的商王和巫觋，似乎就是沟通人神的桥梁。他们仿佛是“半人半神”的存在，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通天彻地的能力。
其中最典型的沟通人神的活动，就是占卜。在时人的心中，对未来的预知与控制是重要的“神性”。无上的神灵，仿佛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世界万物的命运，人类在这里本来微不足道。但是数千年的定居生活，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悄然改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极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分布范围。那些野兽毒虫、旱涝寒暑，已不再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相比于原始农业时代，自然力对人类的威慑已大不如前。于是，人类逐渐从与自然混沌合一的状态下苏醒，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认为可以藉由隆重的仪式和丰厚的贡品来敬献神灵，从而得到与神灵“对话”的机会。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或许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在有意无意中“神化”了。在他们的观念里，自然天道已不再是深不可测无可捉摸，未来也不再是只能被动地等待与接受，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自己所主动地窥探，甚至改变。具体到行动上，就是通过占卜的方式预知未来，从而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
在进行占卜的时候，巫觋们会在龟甲或牛骨上刻上所要占卜的内容，一般多为农事、天气、战争等方面。之后拿到火上烤，然后由商王或巫觋根据裂纹来解读占卜的结果，即上天的旨意。但是显然，这种解读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因而实际上，占卜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王的主观意志，只是借用了天神的名义。但即使他真的笃信这是上天的旨意，强大的心理暗示也会促使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给出解读。于是在这里，“王权”披上了“神权”的外衣，占卜活动也在客观上进一步维护了商王行动的合理性。
殷商时期是一个高度崇尚武威的时代。欲望的本能促使统治者向外索取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因此不断对外用兵，依靠武力征伐慑服四周的方国。作为祭祀用品的青铜器上，经常布满了狰狞恐怖的动物纹饰，或许就是在宣示武威以震慑四方。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很多动物依然具有人所不及的巨大力量。只是在这表面上的自然神力的背后，所真正传达与具象化的，是天命所指的商王室所施与的政治与武力的威压。同时我们知道，殷商时期的人殉人牲非常普遍，大量的奴隶被杀死用于陪葬或祭祀，而战俘就是这些奴隶的主要来源。后母戊鼎器耳上的双虎食人纹饰，很可能就是对于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这无疑进一步加重着器物整体上的恐怖气氛。在那“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祭礼中，征伐与杀戮仿佛也被赋予了神圣与崇高。在这个时代，商王与奴隶的地位已经产生了霄壤之别。一边是至高无上的“半人半神”，另一边则是极其卑微，被慑服与践踏的对象。
此外，在商朝的青铜器中，酒器占有了非常大的比例。从器型上来说，就有尊、爵、觥、壶、卣、觚、斝、角、觯、盉、方彝、罍等等等等，可见当时的酒文化之盛。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在官方层面上对饮酒如此推崇。但对于“尚鬼”的商朝来说，好像也不难理解。似乎在迷醉的状态下，人的灵魂才能真正与鬼神展开对话。也因此，酒被认为拥有通灵的特质，从而具有了神圣的地位。或许巫师们在“工作”时就会饮酒，以便更好地沟通人神。商王甚至将“酒池肉林”视为最高等级的享受，在飘飘欲仙中君临天下，接受子民们的惶恐与朝拜。
总而言之，商王室的政治权力和对国家的控制能力远超往昔，也成为周代成熟政治形态的基础。同时，城市的发展、文字的出现、以及青铜器的高度发达，都标志着文明的形成。但是，作为过渡时期，也还保有原始文化的一些特质。例如对于鬼神的崇拜，就体现着文明童年时期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玄想。那青铜纹饰上的动物形象，不论如何狰狞恐怖，对于现代人来说恐怕也很难产生威慑作用，但在当时则确实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然力的敬畏。占卜所采用的龟甲与牛骨也是取材于自然，似乎表现出时人观念中，动物对于沟通人神的媒介作用——一方面，人类看到了自己与动物的一些相似性；同时，动物又是自然的产物，生活在山林、河海、天空等等受自然力支配而人类常常难以企及的地方。因此有可能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也是作为这种媒介，以协助巫师们与鬼神交流。
殷商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历程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标示着它特有的历史坐标。在渐趋成熟的文明形态中，在这无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依然透露出它野蛮、神秘、稚拙的一面。也是从这时起，政治开始成为文明的主旋律。在基本完成了与大自然的抗争之后，人们从此开始在对自己同类的屈服与恐惧中经受强权与战火的洗礼。透过那些神秘化了的动物形象，我们感受着人类历史的宿命。阶级分化、政治组织、杀戮与战争，成为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仿佛看到，巨大的文明车轮已然发轫，无情地碾过那些原始田园牧歌式的自由与美好。那些铸鼎的殷商工匠们，仿佛正在塑造着文明的基石。当大鼎在他们手中淬火而生的那一刻，不知他们是否也感受到那天命的驱使。他们顶礼敬献的惊世之作，终究会成为身上的严酷威压。这或许是宿命式的屈服，却终究指向着人类的未来。而我们的中华文明，就在这血与火的礼赞中，在这历史前进的漫漫征途上，蹒跚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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