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来到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人类使用磨制石器为主的年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大致从10000年前开始，到约4000年前为止。于此期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都产生了蔚为大观的文化创造。人们开始定居农业，制造了各种石器、陶器、农具、塑像，不一而足。不过这一次，我们暂且把目光移向辽河流域，关注一件颇为著名的玉器——红山玉龙。
红山文化主体大约距今5500年左右，尤以玉器闻名。红山玉器出土繁多，以动物造型为主，其中就包括这件玉龙，它也是中国目前所能追溯到的龙形象最早的源头之一。与其他动物形象截然不同的是，龙在自然界中并不真实存在。我们今天对龙自然很熟悉，但是在当时，人们如何“凭空”想象出这样一种动物，还是有些耐人寻味。而且重要的是，玉器本身不同于石器、陶器，它材料更难获得，加工难度更大，所以尤为受到珍视。人们不会将它用于实际用途，而是赋予它某种神圣的意义。因此对这种“龙”形象的想象，绝非是天马行空，而一定是某种严肃的文化符号。今天的我们很难确切得知这一符号的真实含义，但最有可能的是，“龙”在这里是族群的标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图腾”。
图腾崇拜可能最早来源于旧石器时代母系氏族时期，是出于祖先认同的结果，也就是将某种事物（通常是动物）当作祖先来崇拜。而根据殷周以降的感生神话推测，很可能到了新石器时代，部落中仍然会有类似的传说。因为在“万物有灵”的观念背景下，人们或许认为，正是在某种动物的超自然力量的感召下，某位老“祖母”开始繁育后代，并最终形成了整个氏族。于是，那一神化了的动物形象就成为了族群的祖先，这个故事也因而成为家族传说并流传后世。那神秘而神圣的的超自然力量，最终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家族血脉。从那时起，人类真正开始了对祖先和渺远古代的思索。人们感受到同样的血液，在自己、在祖先、在所有家族伙伴的身体里流淌。于是，这一拥有着神秘力量的动物形象，就成为了族群的标志与文化信仰，它凝练的不仅是对祖先的追寻，也是人们对自我的定义和对族群的认同，从而成为维系社会组织的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红山玉龙，所起的作用或许就在于此。而它之所以呈现出这一兽首蛇身的形象，也许是因为在部落间互相吞并的过程中，图腾也发生了融合，不同的动物形象由此合而为一。我们今天看到的“龙”，很可能就是部落合并的结果。它流传于后世，最终成为了华夏民族的血脉象征，也是国家的符号与王权的标志。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件玉龙虽然身体似蛇，但整体上并非是蛇类动物自然的蜿蜒形态，而是高度抽象化，呈现出近似规则几何形状的“C”形，似乎在表达某种规整的形式美。它并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描摹，而是融入了某种几何抽象化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对这种规则的几何形状，产生了高于事物不规则自然形态的价值认知。联想到同时期的其他类型的器物，如彩陶上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几何纹饰，印证了这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趋向。同样地，这种形式审美在我们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当时，似乎又并非那么理所当然。自然界中不存在完全规则的几何形，只有很少数的事物有着近似的圆形，如眼睛、日月、植物花果等。也许是提供光和热、对生命存续生死攸关的太阳，促生了人们对圆形事物的喜好。也有可能，规律性的昼夜更替、四季变换，让人们将规律性和周期性视作支配天地运转的最高准则，以至于自然万物的核心特征。这种观念具体到了艺术创造领域，就成为了对规整形状的审美意识。于是，几何图案出现在人们的各类创造物上，并最终沉淀到文化血液中，成为形式美感的来源。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猜想，其间也必然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或许，创造这件玉龙的红山先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将“龙”符号化、抽象化，反而似乎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神圣感和所承载的观念力量。
在这里，玉作为一种难以获得并且和陶土、石块外观迥异的材料，就成为了红山人心目中这种神圣力量的载体。玉石来源于大地，却有着天的湛蓝与水的澄澈，或许因此被看作是通灵的神物。人们不会把它制作成日用品，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完全的“礼器”，用于祭祀、祷祝、陪葬等场合。玉器是目前所发现的红山墓葬中，几乎仅有的陪葬物，可见其崇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处在人们精神信仰的核心。这里也可以看出，红山人的精神世界，是大大超脱于物质生活之上的，说明红山文化中已经形成了非常发达而成熟的文化形态。不仅如此，红山的祭坛大多远离生活场所，进一步印证了祭祀活动的严肃性、神圣性。
只是，当时的原始宗教活动，还并未沉淀为理性化的仪式，而是尚未完全脱离生物本能，依然保留着原始而神秘的气息。这些活动，很可能仍然是炽热而狂烈的。伴随着某种巫术、咒语、歌唱，人们手舞足蹈，虔诚而投入，如醉如狂，如梦如幻。那时的人们，很可能已经有了“灵魂”的概念。（也许是梦境，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精神活动可以完全脱离于自己的身体而存在。）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仍未建立起来，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其他自然物的不同——将自己的“灵魂”观念推及自然万物，就成为了“万物有灵”的来源。因此，人们通过狂热的歌舞，诱使自己进入灵魂与想象的世界，从而似乎能够与天地万物精神相通。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完全置身于超验世界，以获得本能性的情感宣泄和物我合一的满足。于是，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融为一体、交感互通，人们祈求祖先之灵、自然之魂，护佑着部族的繁衍生息和作物丰产。
无论是否是参与者的本意，客观上来说，这种宗教活动，对于维系当时的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乎迷乱的状态下，人们也感受着周围人的虔诚与热情，从而激发起人们对整个族群的共同体意识。人们仿佛达到了心灵相通，所有个体的感性经验在这里融为一体。尽管人类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依然是慑服、从属于自然。个体的生命，依然被系于自然的洪流中，随波漂摇。但作为群体而言，仿佛就得到了祖先和神灵的力量。在这里，文化开始成为社会的纽带，带给人们归属感与满足感。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人类超脱了动物性的感官刺激与情绪宣泄，而具有了社会性的共情意识与文化感悟。在新石器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中，由于经历了类似的认知发展过程，因而很可能都产生了迷狂式的原始宗教行为。从那之后，则开始理性化、秩序化，建构成为真正严整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发生分野，文化的特质开始显现出来，形成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东方的礼乐文化。但是其源头，很可能就肇始于原始的巫术活动。
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农业产生的时代。然而从客观条件上来说，红山地区并非农业生产的最合适场所。辽西一带处于不同生态环境的交会地，气候复杂而多变，远不及黄河和长江流域风调雨顺。或许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红山高度发达的文化形态——人们将自己的命运，更多地祈求于超自然的力量。然而，这或许也预示了红山文化悲剧性的结局。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变化使得辽西地区变得更加寒冷而干燥，农业生产很难维系下去。红山文化重视精神文化，而非社会组织。族群更多依靠信仰维系，人际关系相对平等，而并没有建立起严整的等级制度。因此在灾难面前，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力。最终，信仰的力量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恶化的气候以及脆弱的生态，击溃了本不稳固的社会组织，红山文化也就此消亡，结束了其辉煌的文明历程。可以想见，最后的一批红山人，依然会在冰冷与萧瑟中，为自己的族群祈祝、呼号。寒冬或许没有冰冻他们的热情，但却扼杀了希望的种子。从那以后，辽西地区就此远离了文明的中心，在历史的疾风中飘散，那些咒语与歌唱也终成绝响。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红山文化在时光中匆匆走过，连同着红山人至纯的情感与信仰，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神秘古国的无限遐想。我们透过这文明童年的远歌，追寻着他们的热爱、恐惧、与希冀。时过境迁，那冰冷的玉石中，仿佛依然凝结着，红山人炽烈如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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