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时常回来吐槽，语文老师时常把体育课当成语文课来上，因为语文老师也兼任体育老师。这样的现象在小学比比皆是，甚至有的主科老师兼任体育老师，一节体育课都没有上过。所以每次学生时常要问，下一节课上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课程表是一种摆设，是来看的，是应付检查的。

“老师，今天的美术课还上吗？”课间，一个孩子跑来办公室问正在批改作文的班主任。这位兼任美术课的语文老师，从未打开过美术教材的塑料封膜。

“音乐课就放放动画片”“体育课让他们自由活动”，这些心照不宣的“教学指南”，是教育者内心根深蒂固的学科鄙视链。“让我教音乐？我连五线谱都认不全！”但当他发现用音乐课讲数学题能提高班级平均分时，这种错位便获得了某种诡异的合理性。这种认知扭曲在教师群体中形成集体无意识，这种将副科视为“赠品”的思维，使得课程表上的艺术、体育课沦为随时可以兑换成绩的“代金券”。

他们既是被工具理性绑架的人质，又成为加固这个系统的帮凶。当教育异化为数据游戏，操场上的哨声自然敌不过作业本的翻页声。

体育课做古诗手势操，音乐课唱英语单词歌，美术课画数学思维导图。这种看似创新的"学科融合"，实则是将副科彻底工具化的精致伪装。学生们逐渐悟出规律——凡是与考试无关的课堂内容，终究会像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被轻易擦除。

更隐秘的伤害在认知层面蔓延。有学生发现，当他们在作文中描写“最喜欢的体育课”时，如果如实记录被占课的经历，总会换来“负能量”的批语；若虚构在操场嬉戏的场景，反而能获得高分。这种荒诞的写作训练，让学生们提前领略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与其坚持真相，不如编织谎言。

夕阳西下，空荡荡的操场边，褪色的“每天锻炼一小时”标语在风中摇晃。教室里，刚结束“美术课”的孩子们正低头抄写词语，窗台上未拆封的水彩笔积满灰尘。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教育戏剧中，教师和学生都成了提线木偶——前者困在功利主义的剧本里，后者则在反复的期待与失望中，过早地学会了不再相信承诺。当教育者自己都不再相信课程表的神圣性，又怎能责怪孩子们对规则失去敬畏？这场静默的合谋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又都是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