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满洲对南明弘光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多尔衮七月二十八日给史可法的信，这封信相当有名气，稍微读一点明清史者，皆知“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一句，取其相关之句录之，以说明顾先生结论。如录：“国家 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 ，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 之劳，悉索敝赋 ，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 ，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 ，揆诸情理 ，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 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邪 ？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 ，俨为敌国。予将简行之锐，转斾东征，且拟释彼重诛 ，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 ，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 ，胜负之数，无待蓍龟 矣。”
顾先生以为改变原因有三，其一即宋代南北相对平衡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经济重心南移，北方对南方的依赖，绝不是岁币能够解决的。某手头经济史书缺少，具体数据不可得，捡钱穆《中国经济史》第十三章，有关漕运问题，即可表明经济南移。钱穆先生略言：北宋漕运，两湖广和浙江，运送汴京米300万石，菽100万石。陕西、河南、安徽、京东（山东辽宁一带）粟102万石，菽50万石。北宋岁入初期1600万缗，神宗熙宁即5000多万缗，南宋偏安一隅，岁入为6000余万缗。元代海运，总计岁收粮，山河四省，蒙、辽、陕甘、川、云、贵十处为：560万石，江浙、江西、湖广为650万石，江南一地，为其它十地还多。明代500万石，当是北粮只有南粮的五分之一。清代漕运，定额400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乾隆十八年，南八北一，四十四年，南十北一。仅以粮食度之，若弘光朝之打算成立，则江北满洲皆为饿殍也。
其二，降清官僚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如出现南北朝廷，则与故乡分属对立政权，骨肉佌离。故而极力促进满洲南下。顾先生没有索引资料，某再三寻找，也只有洪承畴顺治二年受命招抚江南，政策为““以抚为主，以剿有辅”，其他怂恿南下之人不可知。遍搜《清史列传》之贰逆臣传不得也。叹叹，诸君有资料请于指导，先谢。倒是先生引甲申九月河道总督杨方兴明确说明”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说明原因一，却是怂恿南下之言，然其为广宁卫人，今属辽宁。
其三，就是南明弘光之作为，让多尔衮大起来胆子，不赘。先生以为史可法回信，喋喋不休于弘光之合法性和”联兵西讨“，而自弘光即位到受到多尔衮的信，一兵不发，解释为避免与满洲发生摩擦。实在是一味退缩观望，坐失良机。
观顾先生此节，似乎史料不足以证明观点，俟某捡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