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样，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没有读过一天书，靠那双勤劳的双手，把我们姐弟五个拉扯长大，特别是在家里非常困难时也坚持供我读书，让我能走出农村，没有我母亲的这份执着，我是走不出那个小山村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那种不是很讨人喜欢的那种类型，因为她的嘴碎，喜欢和亲里亲外的人聊天，特别是喜欢八卦，这样村里的人一旦听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就容易往我母亲身上推，我大姐说过很多次，也不见有改善。而我也就将信将疑，任别人说去吧。母亲的爱八卦的性格，反倒让她性格开朗，直到今天，大脑思维也还清晰，不像很多人，活到这个年级，思想也混乱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外面大雪，我穿着新棉鞋出去打雪仗，一仗下来，整个棉鞋都湿透了，回来后，我母亲一边帮我在土灶上烤棉鞋，一边骂我叫花子命，因为我只有这双鞋，打湿了，就没得穿了。从此，我开始克制自己，尽量注意不让母亲生气。

与鞋有关的是我上高一，我母亲步行十多公里帮我送了一双新做的布鞋到学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上午10点左右，我把新鞋放到宿舍就去上课了，等下午课程结束，回到宿舍，那双鞋被人偷走了，我是找遍了宿舍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我心里非常难受，自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买了新衣服或新鞋时我都会马上穿上，不给小偷任何机会。

高中阶段竞争激烈，我的母亲一直在为我的未来奔波，因为在她眼里，我体弱多病，在农村种地是养活不了自己的，起初是找了我们的一位远亲，希望我能够当兵，但最后由于我的体检没有通过就没有参军；再后来就是托亲戚帮忙，万一上不了大学，就能够在镇上找一份文书类的工作，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很亲的关系，谁会帮你呀。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揪心的是我的母亲。

我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上海，一呆就是六年，当时我想在上海混出一点样子后再回家。六年后回到了老家，第一眼看到我母亲时的那一幕让我刻骨铭心：我看到母亲苍老了许多，满头白发，一个人孤零零地拿着扫帚扫地，旁边有一条小狗围着她转，我的心堵得慌，母亲养了我们，到头来只有那条狗在她身边，我母亲是不喜欢养狗的，除非她确实太孤单了。

我的母亲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也不知道得过什么病，有时说是肺炎，有时说是心脏不好，从我小时候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我们家儿子刚出生不久，我母亲到上海帮我们带过半年，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镇上的卫生院拿药，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母亲才58岁。令我最内疚的是，年底我母亲要赶在春节前回老家，我急忙买了火车票，没有订到卧铺，在送她进站时，火车站早已人山人海，加上我母亲带的东西多，保安不让我送上车，我和母亲只好在检票口分别，我真不敢想象她一个人是如何进站上车的，只是后来才听我弟弟说，他和另外一个外地人一起上了车，那个外地人帮了很多忙。人太多，我母亲没法挤到自己的车厢，就在车上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二十多个小时就这样坐过去了，回到家里，我母亲的大腿浮肿了很多天。我母亲不识字，第一次坐火车，居然坐上了车，并顺利回到了家，我始终认为母亲能顺利回家是因为她回家的信念打动了上天，上天在帮她。

2007年的某一天，我被告知，我母亲在家挑水时，由于路滑，摔了一跤，大腿粉碎性骨折，通过大半年的中医调理，总算能够下地走路了，但至今还没有痊愈，走路时可以看出前后不一致的样子。作为儿子，不能在身边，可以想象出她那时的生活有多艰难。这件事让我愧疚很久，那年春节回家，看到她一瘸一拐地走路时，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再后来，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坎，我没法一个人带孩子，我大姐可怜这个弟弟，独自把儿子带回老家，来减轻我生活的压力。那几年是我最黑暗的几年，在这两年中，我的母亲也承担了很大的痛苦，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真不知道那几年是如何过来的。

以前，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就告诉我她两老身上这个病那个病的，听完电话，我的情绪马上会低落下来，我有时把这些情况说给大姐听，大姐有时会说我母亲，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在外面也不容易，尽量少说这些伤心事，再后来我也习惯了，母亲年纪大了，说这些话或许是希望我们回去多看看她们。

只有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的不易，特别是母亲，也许是她们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非常希望多听听子女们的声音。我想我们还是多陪伴陪伴她们，她并不是希望我们给她什么，而是她一直在牵挂着我们，我们平安了，她也就安心了。

还是斯琴高娃在朗读者上说给我们听的那段话最朴实：趁我们的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多看看她，和她多说说话，不要怕她唠叨，不要等到她走了，你们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