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章桂明
编辑：席婕寒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陶行知
经师易遇，人师难求，寻得良师，幸事也。——司马光
我的恩师章正先生已离开五年，但每当我忆起她，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记得当初听闻先生去世的噩耗时，我正在杭州参加海关总署组织的高级职称评定。评定一结束，我便立即购买机票赶往北京，但那班飞机经济舱的票已经卖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要立即去北京，于是那也成为我迄今唯一一次乘坐头等舱的经历。
抵达北京后，我便与在海关总署动植司工作的黄亚军处长一道赶往医院，看到先生生前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与朋友前来吊唁，先生安详地躺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灵堂中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仍感觉难以置信，曾经生龙活虎的导师，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先生
的音容笑貌、为人师表的风范，先生殚精竭虑五十年在植物检疫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的斗士形象，先生的付出与贡献，以及为植物检疫事业奋斗一生的种种，与先生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
回想起每次去北京，我总会去先生家拜访。先生总是亲自开门，热情地招呼道：“小章来了。”随后便引我到书房坐。先生的书房虽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专业书籍，有的书页已泛黄。我们在书房里一谈便是数小时。先生总是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当听到我取得点成绩时，先生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若听到我遇到难题，先生便眉头紧锁，设法帮解决。一谈到专业，先生的双眼就会闪烁出光芒，侃侃而谈，时而谈及国际形势，时而又回归到国内状况，有时还会从书柜中取出书籍，念上一段，引经据典。
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到了您研究了数十年的小麦危险性病害——小麦矮腥黑穗病。先生说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能在土壤中存活多年，一旦传入我国，将难以根除，对我国小麦生产将构成极大威胁，我们一定要在口岸严防它的传入。先生的知识之渊博，总让我赞叹不已。每次离开先生家，我都感到豁然开朗，精神焕发，感觉得到了高人的指点。而先生也总会送我到电梯口，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并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下次到北京记得再来。”
先生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书香世家，父亲章廷谦（笔名川岛）是“文学斗士”鲁迅的学生与同事，也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在一九四九年我国解放的那一年，先生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在那里得到了“真菌泰斗”戴芳澜教授和林传光教授等众多名师的悉心指导下成长起来，为先生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先生原本被分配到了外经贸部工作，然而，老师给的一个建议：“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年轻，留在北京干什么？不如下到基层去，那里有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改变了先生的人生轨迹，先生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先生毅然决然地要求改派分配方案，选择了下到基层，来到了当时的大连商品检验局农检室，开始了植物检疫生涯。几十年来，先生无论是在大连，还是后来被调入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先生一直坚守在植物检疫这个岗位上，从未动摇。先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要为植物检疫强起来而努力”的信念，为我国的植物检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认识先生其实很早。1991年11月20日，我刚从学校毕业工作一年后，第一次去信，先生就回信告诉我“历史的重担将会落到你们的肩上”。由于先生与我当时的硕士生导师戚佩坤教授（也是我的恩师）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戚教授常常对我提起她，言语中充满了敬仰与推崇：“你在检疫上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章正老师，她可是植物检疫的权威”。到了单位工作一年后，我就试着给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先生还真的回复了，不过是去信后半年后才回的，原因是因先生出差，好心人帮收了。我清楚记得当时收到信的情景，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快速抽出来信，一口气把信读完。先生在来信中说：“今年3月，深圳动植物检疫所检出烟草霜霉病，应该有你的一份功劳，深圳所十分需要学有所长的植病人才，而真菌无疑仍是各种外来危险性病害中比重最大、危害也最大的一类，从马铃薯晚疫病开始，栗疫病、榆枯萎病、咖啡锈病、烟草霜霉病、南美疫病，其危害都不仅是毁灭了本身寄主植物，而且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真菌病害无疑是最难的一类，历史的重担将会落到你们的肩上。你初到深圳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况，既要发挥专业所长，又要当多面手，深圳又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会有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发生，要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要结合检疫政策法规精神和病害、病原菌的特点，清理出主要问题来，并且要下功夫，这样结合业务开展科研，很能造就人才……在植病方面，目前你还没有找到主攻的关键问题”。经过多次搬家，这是我还能保留的唯一一封先生写给自己的信。读了这封回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仿佛看到了来自国外一种种可对农作物造成巨大危害的危险性植物病原菌正叩击着我国国门，看到了防控这些病菌入侵并不容易，可以说是异常艰难，更看到一个前辈对晚辈的叮咛与期望，感到了自己肩上的千斤重担，一种钻研好业务、为国把好关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
真正与先生相见，是在1994年。那年，我们从进口美国一船小麦中检出了小麦矮腥黑穗病菌，这也是深圳口岸第一次从进口数万吨原粮中检出该病菌，当时，国家动植物检疫总所对此很重视，专门派先生到深圳调查，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见到先生，初次见面，先生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先生身材不高，有点偏胖，但讲话干净利落，两眼透亮，办事雷厉风行，提问题特别犀利，她向我详细了解了检出小麦矮腥的过程，并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总的来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动植物检疫局经过努力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通过该贷款可以购买仪器武装实验室，也可以派技术人员到国外进行为期2个月至半年左右的培训，提升技术人员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当她得知，我还没有被安排到国外培训之后，就答应设法帮我争取一个培训名额。先生言出必行，不久后，我就被安排到英国伦敦开展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分子系统发育研究的世行项目。
我清楚地记得，1998年1月3日，在去伦敦之前，我又去了一趟先生家。先生特别高兴。以往我去时，我总会邀请先生和先生爱人老朱一起去楼下吃饭。但这次，先生坚决要在家里请我，说是为了给我践行。
那次，先生早早就精心准备了一大桌绍兴菜，有煮二冬、藕肉、猪肝、鸡金、青菜汤、芥菜等，还破例开了一瓶香槟酒。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绍兴菜。先生端起酒杯，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你能出去，来之不易，说明你工作做得好，组织给了你这次机会，你一定要万分珍惜。你即将要去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真菌研究所，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真菌研究机构，那里珍藏有大量我国尚没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真菌标本，你要去多看看；那里有不少世界顶级的真菌分类科学家，你要多向他们求教；那里的实验室建设也很不错，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你也要多学学。”
先生接着说：“这次出去后，你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设法弄清楚小麦上危险性真菌——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在分子上与其它近似物种的区别，为尽快建立该菌的快速检测方法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对该病菌的检测方法还比较传统，检测速度偏慢，你可以把这项研究作为你的博士论文。学成回来后，你要把所学的用于我国植物检疫之中，以防止危险性真菌传入我国。”
正是这一安排，成为我研究方向的重要转折点，让我从传统形态学鉴定转向了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新领域，为自己以后开展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5年10月21日，我因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会议期间我与两位师兄曹福祥、林石明以及新疆动植物检疫局的张祥林一同前往先生家拜访，先生又跟我们谈到做好植物检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先生说“危险性病害不亚于一场海湾战争，1845 年至 1850 年间，爱尔兰爆发的马铃薯晚疫病，曾导致了上百万人死亡”。谈到对检疫性有害生物要准确检疫鉴定及有关问题时，先生说“一定要为自己提出无数个反驳问题，对此下结论一定要做到100%正确，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如鉴定错误，不仅就会导致检疫性有害生物入侵，自己要承担责任，甚至要下监狱，而且入侵生物往往极难根除，自己的子孙万代也无法偿还”。谈到与国外谈判，先生说“要想方设法找出对方存在的问题，反应要敏捷，观点要鲜明，立场要坚定，阐述要完整科学”。当谈到收集信息时，先生强调：“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种真菌一种真菌地全面、认真地收集，则将来积累的资料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才更珍贵”；谈到从事植物检疫的人员素质，先生说“不仅要有坚实的底子，还要有扎实的工作，同时也要有许多点子”。这些对我们开展对外检疫谈判、实验室检测鉴定、信息收集以及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与能力等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真正得到先生具体科研指导，还是在我于1996年考入了华南农业大学攻读在职博士学位之后。我考入华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仍然是我硕士期间的导师戚佩坤教授。鉴于我是工作期间攻读博士，且从事植物检疫领域的研究，所以先生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聘请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至此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科研实验和论文撰写等方面，不仅得到戚佩坤教授的详尽指导，也得到了先生的详尽指导。我做的博士论文正是我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支持的项目。由于先生的争取，在大师兄姜子德的帮助联系下，我去了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真菌研究所，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姚一建研究员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到那里才发现，原计划开展的棉花根腐病检测技术的研究因那里缺乏研究材料而不得不修改研究项目，到底研究什么呢？由于当时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时间只有短短的3个月（后来被延长至5个月），如果不尽快确定，将会影响项目落实的效果，最终甚至不能完成好不容易争取的项目，经过跟导师和先生的商量，考虑到该真菌研究所保存了世界各国采集最完整的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及其近似种标本，包括模式标本，我提出改为从事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的研究，由于该病菌刚好也是先生曾在丹麦从事过的研究对象，先生很支持，认为该病的检疫对我国来说很重要，因此我的项目就改为“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分子系统发育研究”。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是我国法律规定禁止传入的小麦上的危险性有害生物，在我国没有报道发生，它也是一种对小麦生产、产量和贸易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检疫性有害生物。在随后的论文指导过程中，我才真正领略到先生知识的渊博，工作的严谨，对论文要求之严格，博士论文经过先生多轮修改，几易其稿。
先生常说“弱国无检疫，我们要通过自身努力，让我国植物检疫强起来”。解放前，我国一直积贫积弱，根本谈不上检疫。刚解放的时候，我国百废待兴，加之之前的连年战争与自然灾害，我国粮食根本不够吃，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其中就包括从美国进口小麦，进口小麦虽然可以缓解我国粮食的不足，但是从国外进口小麦不是单纯购买这么简单，因为国外的小麦上有一些我国没有报道的病虫害，其中就包括我国禁止传入的小麦矮腥黑穗病菌，如何做到有效防控进口小麦可能携带的该病菌，这就考验我们植物检疫人员的把关的能力与水平。为此，先生为之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做了大量的风险分析把小麦矮腥黑穗病菌成功列为我国禁止传入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并带领科研团队成员彭金火、周国梁等人远赴美国开展研究，建立了对该病的快速检疫鉴定新方法，先生作为首席专家多次与输出国谈判对手开展多次检疫谈判，让一贯漠视中国植物检疫要求的外国对手感受到了中国植物检疫技术人员的实力。先生的英语水平确属一流，在对外谈判过程中，刚开始还带翻译，后来因为翻译有时翻得不准确，就干脆不带翻译了，先生就直接用英语与对方进行谈判，我有幸参与了几次谈判，见证了先生英语的实力。先生流利的英语和精准的表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在植物种传病害、特别是真菌病害的学术水平和植物检疫理论和实践上深有造诣，是新中国屈指可数的五十余年坚持在国际植物检疫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先生在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任期中，创建了植物病害检疫专业技术委员会，任第一任主任委员，培养了新中国植物检疫病理学队伍，促进新中国植物病害检疫学科的发展。1979—2002年间先生多次出任中美、中加、中法、中希、中丹、中德等国际检疫科研合作中方专家组组长和首席代表，其中1989—1992年任中美小麦矮腥黑穗病病菌检测技术合作科研中方首席专家兼专家组组长。在国际检疫合作研究中，先生不畏阻力，排除困难，以高度的检疫预见性和责任感，为保护国家的重点粮食和经济作物，领先研究小麦矮腥黑穗病、小麦印度腥黑穗病、烟草霜霉病等检疫病理学特点及其在中国地理气象条件下的传入风险，取得重要成果，创国内外之先河。
先生走后，先生的爱人老朱便搬离了原来的房子，住进了养老院。老朱说，他无法在老房子里居住，因为一看到屋里的物品，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章，情绪难以自控。其实，老朱也是早年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曾在条件艰苦的延安吴起县县医院工作了多年。
我最近一次探望老朱是在去年的11月，那天恰好是他90岁生日后的第一天。老朱已在养老院住了五年。当我问他是否还想念章总（我们对先生的称呼）时，他动情地说：“怎么会不想呢？过去四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才慢慢缓过神来。”谈及章总，他总是老泪纵横。老朱常说：“老章心里只有工作，从不考虑待遇和荣誉。只要有工作，他就什么都不管，有时工作起来就忘了时间，常常夜以继日。以前她写文章时，没有电脑，我就帮她抄写，抄着抄着，我都快要成半个专家了。”老朱对我说：“老章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对别人也一样。他特别欣赏你，说你工作踏实，勤奋！”，听到这些，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转。心想，没有先生的培养，哪有我的今天？植物检疫事业正是有了象先生这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得以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如今，恩师已去，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谆谆教诲，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先生的精神将永远照亮我前行的道路，先生留下的严谨勤奋、勇于创新、不屈奋斗、敢于接受挑战的宝贵精神财富时常激励着我，让我在为国把关的过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接过历史的重担，继续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担当起保护国家农林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任务和使命，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植物检疫事业做大做强！
作者简介
章桂明，博士，研究员，深圳市“章桂明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长期从事口岸植物检疫工作,多次从国外进口植物及其产品中检出我国禁止传入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与章正先生合著《植物病原真菌检测平台方法的建立——小麦印度腥黑穗病菌和黑麦草腥黑穗病菌检测方法体系的研究》，对外举办过“国门安全”“国门生物安全与生物安全法”“植物检疫”“保障进口粮食安全，守护‘国之大者’”等讲座。曾为海关总署科技委动植物检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植物检疫分专业委主任委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