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生日来临，耳边总会响起母亲那句熟悉的问话：“今天我老小子生日，你吃煮鸡蛋和手擀面了吗？”这声音穿越二十年的光阴，依然清晰如昨。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底就会响起刘欢那首《人生第一次》，歌声如溪流般缓缓流淌，将记忆的闸门缓缓推开。
我第一次听到地哟，是你的喊；
我第一次看到地哟，是你的脸；
我第一次偎着地哟，是你的胸口；
我第一次熟悉地哟，是你的眼；
我第一步走地路哟，是你把我搀；
我第一次流下的泪水，是你为我擦干；
我第一次穿地衣哟，是你为我连；
我第一次听懂地称呼，是你叫我铁蛋蛋……
这首歌我曾经一字一句地学会过，可如今，我却再也不敢轻易将它唱起。每一次尝试，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似的，眼眶发热，视线模糊。那身影，那面容，还不时出现在我深夜的梦中，那么真实，那么温暖，仿佛她从不曾离开，仿佛推开门，还能看见她坐在炕沿上，就着窗外的光，一针一线地缝补着我的衣裳。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岁月。母亲后来常说，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带着几分侥幸。那时村里的大喇叭整天广播着“少生优生”的口号，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做工作。母亲怀着我时，心里也满是忐忑。她私下里对父亲说：“万一是个闺女，不也挺好？”她心里或许还存着一丝对“女儿”的期盼。不料，呱呱坠地的又是个“秃小子”。家里人倒也没显出多少失望，父亲淡淡地说：“多了个劳力，也好。”于是，我便在这个普通的北方农家落了户。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自然得了母亲许多偏爱。她总叫我“老小子”，这称呼里裹着说不尽的亲昵。我像条小尾巴，终日缀在母亲身后。她去井边挑水，我攥着她的衣角；她去园子里摘菜，我蹲在旁边捉蚂蚱；她在灶前忙碌，我就坐在门槛上，看着跳动的火苗将她的脸庞映得通红。然而，母亲的慈爱并非无原则的溺爱。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关乎品性的“大是大非”面前，她从不含糊。鸡毛掸子、笤帚疙瘩，或是随手折下的细柳条，我都“亲身”领教过它们的滋味。
记得有一次，母亲要去邻村办事，出门前再三叮嘱我看好家，别乱跑。我满口答应，可等她背影刚一消失在村口，我的心就像被院外小伙伴们的嬉笑声勾了去。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溜到后院，与他们玩起了“打仗”的游戏，早把看家的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正当我们玩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时，母亲那熟悉的、带着焦急与怒气的呼唤声穿透了土墙传了过来。我顿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耷拉着脑袋，磨磨蹭蹭地往家走。回到家，免不了一顿“家法伺候”。母亲一边打，一边气恼地说：“让你看家，你把家都看丢了！这么没记性！”细柳条抽在小腿上，火辣辣地疼。我咧着嘴哭，心里却知道是自己错了。可孩子的心性就是如此，好了伤疤忘了疼，类似的错误，我还是会屡屡再犯。现在回想，哪里能怪母亲动用“家法”呢？那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却深知生活艰辛的农村妇女，教导孩子承担责任最直接的方式。
童年的日子里，除了过年，我最盼望的就是过生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日意味着一次味蕾的盛宴——一碗母亲手擀的面条，和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
我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院子里的那几只老母鸡，是全家的“小金库”。它们下的蛋，母亲平日里是绝舍不得给我们吃的。除了家里来客人我们那里叫“来客(qiě)”会炒上一盘金黄的鸡蛋待客，剩下的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地收进灶房墙角那个铺着干草的筐子里。鸡蛋一个个积攒起来，等到攒够一小筐，母亲便会拎着它，步行几里路，到乡上的供销社去。卖鸡蛋换来的几张毛票，用途母亲早已规划好：或许是买些火柴、食盐，或许是在货郎担上扯上几尺廉价的“的确良”布，给我们兄弟做件夏天的单衫，或是冬天的棉袄。每一分钱，都被她捏得紧紧的，算计着花在刀刃上。
然而，到了我们生日这天，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鸡蛋不再是换取油盐的货币，它回归了它最本质的、作为食物的角色，并且被赋予了一层温暖而神圣的光环。
生日那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隐约听到外间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我知道，那是母亲在为我准备生日的“盛宴”了。心里像揣了只小雀，扑棱棱地欢跳，睡意顷刻全无。我一骨碌爬起来，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费力地收拾炕上的被褥。那时的被子厚重，对我这个“小不点”来说，叠起来相当吃力。我吭哧吭哧地把一家人的被子都叠成歪歪扭扭的“豆腐块”，又一床一床地垛到炕梢，然后踮起脚尖，拉过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苫单，努力将它们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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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从炕沿出溜到地上，母亲撩开了里屋的门帘，带着一身厨房的温热气息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个鸡蛋，一个通体红色的鸡蛋！那鸡蛋显然是刚离了开水，冒着丝丝热气，母亲用手指轻轻地捏着，不敢握实。她笑着，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像秋日湖面的微波：“今天我老小子过生日，给煮个红鸡蛋。”说着，她走到炕沿边，捏着鸡蛋，用稍大的那头在磨得光滑的木炕沿上轻轻一磕，随后手腕一旋，顺势将鸡蛋向炕里一推。那红艳艳的鸡蛋便“叽里咕噜”地沿着炕席的纹路，一路滚了进去。
刚要下地的我，见状慌忙又手脚并用地爬回炕里，也顾不得鸡蛋还滚烫，忙不迭地一把将它攥在手心，生怕这宝贝会长了翅膀飞走似的。手心被烫得微微发红，却也舍不得松开。母亲在一旁嗔怪：“慢点儿，别烫着手！”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笑意。那时的我，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非要把煮熟的鸡蛋从炕沿滚到炕里。后来渐渐长大，才从老人的口中得知，过生日滚鸡蛋，寓意着“滚滚运气”，希望寿星的运气能像这滚动的鸡蛋一样，顺畅无阻，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愈发旺盛。
那个早晨，我小心翼翼地剥开蛋壳，露出里面雪白滑嫩的蛋白。咬一口，蛋黄香醇，蛋白Q弹，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鸡蛋。接着，母亲又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
母亲把不多的白面倒进瓷盆里，加一点点水，用手揉着面团。她的动作熟练而有力，面团在她手里揉来揉去，从松散的面粉变成光滑的面团，然后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面片。擀面杖在母亲手里转着圈儿，面片越擀越大，越擀越薄，像一张白色的大纸，铺在案板上。母亲用刀把面片切成细细的面条，切得均匀整齐，然后撒上点干面粉，防止粘连。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开了，冒着腾腾的热气。母亲把面条下进锅里，面条在水里翻滚着，像一条条白色的小鱼。不一会儿，面条就煮好了，母亲用笊篱把面条捞出来，盛在碗里，然后从油罐里舀出一点点香油，滴在面条上，面条劲道爽滑。面汤清澈，飘着几滴油花和几缕翠绿的葱花。我吃得吸溜作响，满头大汗，母亲就坐在对面，静静地看着，脸上洋溢着满足和欣慰。
即便后来我年纪稍长，只要生日在家，母亲依然会雷打不动地给我煮红鸡蛋、做手擀面。那味道，仿佛刻在了味蕾深处，至今依旧清晰。如今回想，那哪里只是一碗面、一个蛋？那是我贫瘠童年里最丰盛的礼物，是母爱的具体形态，是照亮清苦岁月的一束暖光。
后来，我长大了，像羽翼丰满的鸟儿，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到城里读书、工作、成家。离家的岁月里，故乡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母亲成了电话那头的声音。然而，每年生日，那个电话总会如期而至。听筒里传来母亲那略带沙哑、却无比亲切的乡音：“今儿是我老小子生日，吃煮鸡蛋和面条了吗？”没有过多的寒暄，没有华丽的祝福，就是这么朴素的一句问话。可每每听到，我的喉咙便阵阵发紧，视线瞬间模糊，泪水无声地滑落。无论你走多远，飞多高，总有一根线牢牢地牵着你，线的另一端，是母亲永不松懈的牵挂。天涯海角，唯此难脱。
人们常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她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从此她的心里便装满了对儿女的惦念，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唯独没有她自己。如今，我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煮的鸡蛋、亲手擀的面条了。那独特的味道，随着母亲的离去，成了记忆中永恒的绝响，只能在回忆里反复咀嚼，品出无尽的思念与酸楚。
所幸，还有父亲的惦念。父亲和母亲一样，不善于表达情感，但他的爱同样深沉。如今，我们有了家族的微信群，家里每个晚辈过生日，父亲必定会在群里@那个人，发上一句：“生日快乐，吃点好的。”话语简短，甚至有些笨拙，但我们都懂得，这寥寥数字背后，是如大山般沉静的父爱。这份惦念，是任何昂贵的礼物都无法比拟的。人世间，还有什么比父母这份朴素而执着的关爱更令人动容呢？
网上的一段话着实感人：
我这辈子住过最贵的房子
就是妈妈的肚子
盖过最温暖的被子
就是妈妈的怀抱
生日收到最好的礼物
就是妈妈送给我一条命
到现在我还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