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虎视，落日孤城。
存亡在此一战！
一九二七，将星云集。
《一寸河山一寸血》作者关河十五州，带你重回烽火连天的历史现场。
参考79种文献，还原300位真实人物70余场战争。”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以读书的方式向英雄致敬！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建军大业》——由畅销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关河十五州编著，博集天卷出版。
关河十五州——原名赵劲，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深。著有《正面抗日战场》《一寸河山一寸血》 《晚清帝国风云》《铁血雄兵川军团》《战神粟裕》《战争从未如此热血》《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虎部队》《彭大将军》《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民国总理段祺瑞》等。
《建军大业》以时间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过程。
内容简介：1927年，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际，同一战壕内的国共两大阵营之间杀机四伏。在北伐后方，四月至五月，广西、上海、广州、湖南先后爆发屠杀共产党的血腥事变;在北伐前线，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双双陷入孤立。各方势力环伺之下，八月一日，中共秘密发动南昌起义,一举成功。面对南昌四面平原，无险可守，地处水陆要冲，随时面临敌军的四面合围。起义军果断突围，寻求前往潮汕地区建立根据地。在无后方、无补给的绝境下起义军一路苦战，经会昌战役、汀江漂流、汤坑战役，至十月初流沙之战后，叶挺、贺龙所部起义军主力已濒临瓦解。危难之际，朱德挺身而出，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闽粤赣湘边区，于第二年四月与毛泽东所部顺利会师并冈山。部队随后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自此部队正式改称为红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不是小说，没有小说那么精彩纷呈。但有时候它的跌宕起伏却不逊小说，甚至更加波澜壮阔。
历史还有小说所没有的厚重。
我们身处和平的年代，无法感受战乱的苦。
那是因为无数先烈用热血与生命为我们赢得了国家的解放，是无数军人的无私奉献守护着胜利成果。
在我们衣食无忧，安享和平的时候，不应忘记那些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英雄，更不能忘记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也不要忘了那些曾经和正在守护我们的军人。
讲述历史可以是平和的，但历史现实是惨烈的。
有人间真情也有无情背叛，更有为了国家明知危险而英勇赴死的义无反顾。
他们傻吗？
上海工人史照华第一次见到赵世炎时，赵世炎正在和罗亦农、汪寿华讨论问题。史照华看到他一边嘴上说着，一边手上还在不停地写文章，同时又在听取一个关于铁路工运的情况汇报。
古人说，一心不能二用，赵世炎是“一心三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竟然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几个问题都圆满解决了。这让史照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赵世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它人亦有同感，说：“施英同志（赵世炎的化名）真了不起，他在同一个时间能做三件事。”
一起到莫斯科留学，给予同样的时间，有的人只能说几句日常用的俄语，俄语演说和讲课也听不懂，而有的人却能将俄语说到和苏联人一样溜。 赵世炎属于后者。
就是像赵世炎这样的一批人，为了民族未来，冒险周旋、斗争于黎明前的黑暗的中。
与革命家们做法不同，蒋介石选择了阴谋。
蒋介石的“清党”是有计划有策略的。他一边在公开场合继续伪装支持工人，刻意制造“保护工人武装”的舆论，一边以驻防为名，将第二十六军调至上海。
第二十六军原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起义后才编入国民革命军。与老国民革命军相比，这支部队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所以才被蒋介石作为向纠察队开刀的主力。
除了蒋介石还有汪精卫这样的虚与委蛇者，有夏斗寅这样的革命投机者，有何健这样的从内心里不认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有杜月笙这样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这一边的……
当然也少不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少不了周逸群、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
战时最怕扰乱军心，可就在7月30日，张国焘却带着共产国际阻止起义的电令到了南昌。
在第一天的前委会议相持不下，次日早晨又继续开会的情况下，贺龙、叶挺都接到了张发奎的电报，称其本人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这使得贺、叶和前委立刻压力倍增。
危急时刻，周恩来立刻抓住机会总结前委会议，确定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既不能停止，更不能推迟。最终，会议决定在8月1日凌晨4点发动起义。起义命令由叶挺起草，以贺龙的名义发布，贺龙所标识的职务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也就是把张发奎给替代掉了。
因发现赵福生已向敌人通风报信了，前委经过研究，为了确保先发制人，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起义总指挥部墙壁上的时钟刚敲了两下，南昌城头就传来三声清晰的信号枪声。
红日东升，枪声由逐渐稀疏到零落，最后完全停止。从半夜两点到凌晨六点，历经四个多小时的激战，驻南昌市内和近郊的敌军终于被全部解决。 敌据点里、街道旁到处都是起义军的俘虏和所缴获的武器。
打扫战场时，有些机枪甚至连那些打过很多仗的老兵都是头一次见到，由于枪膛里还有子弹，大家想搬走又不敢动，最后只好把机枪连的人找来，才将子弹退出。
与此同时，聂荣臻、周士第也于险象环生间，于1927年8月2日的拂晓，把二十五师大部分带到了南昌。
起义军在南昌会师后，官兵总数达到三万多。新成立的革委会沿用第二方面军的编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并由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仍挂名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方面军下辖的三个军也还是用旧番号，其中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十一军军长，朱德兼第九军副军长。
在南昌起义胜利后，革委会下属的参谋团担当起了军事策划的职能。针对紧张的外部形势，参谋团连开几次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最终决定离开南昌，南下广东。
途中经历了蔡廷锴部出逃、士兵“开小差”、陈裕新及第五团约七百人集体叛逃、临川修整、驻于广昌以南的赖世璜部挡路、土匪对运输部队的辎重行李和落伍士兵的枪支进行劫夺、给养收集困难、李济深的层层堵截、壬田之战、攻打会昌、上杭休整、“三河坝分兵”、疾病难题、大转移、上堡时期、广州起义……
另一边，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即奉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湖南，组织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
萧子升曾说，毛泽东有两个非凡之处，其一，他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组织者，对于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其二，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
毛泽东力主集中力量，缩小范围，选择一处地方发动起义，其余地方只虚张声势，用标语传单造成声势，达到扰乱敌人部署，牵制敌人的目的。 他认为起义地点必须同时符合多个条件，比如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等。毛泽东曾多次亲临湘东赣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他看来，这一区域完全具备条件，特别是还保存着一批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可以作为起义的军事骨干。
在长沙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发表过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夺取政权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护卫就去夺权，乃自欺欺人，二是起义必须有一到两个团作为骨干，否则难免要失败。 毛泽东此次冒险来到铜鼓，不但组织到了更多的兵力，而且还为起义找到了骨干，后者就是原张发奎部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有一段时间，由于曾负责警卫国民政府的任务，所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也被称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个团的营以上干部都是通过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介绍进去的，从团长卢德铭、团参谋长韩浚，再到各营营长莫不是共产党员。
在基本打通各部领导人的思想后，毛泽东亲自召集前敌会议，对秋收起义进行具体部署，会议决定各部先分别夺取平江、萍乡、浏阳，得手后再以长沙的工农起义为内应，相机攻取长沙。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率先展开破路行动，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州的两条铁路。此后一直到9月15日，这两条铁路始终不能顺利通行，也就相应杜绝了岳阳、长沙的敌人通过火车快速运兵的可能性。
秋收起义后在经历了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考验后，在毛泽东的努力下，部队在文家市休息了一天，即南下江西。这是毛泽东在上坪时就考虑过的，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也得以通过。
自发动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连遭挫折。原先的二团弄到精光不算，剩下的一团、三团也是度日如年，官兵们病的病，死的死，累的累，怕的怕，虽然只是打了几次败仗，但感觉就像打了几十个败仗一样。
在工农革命军中，逃亡俨然变成了公开的话题，已不需要再避讳了，思想动摇的人们纷纷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
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开始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
找到了答案，毛泽东马上采取措施，一边酝酿“支部建在连上”，一边着手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
起义队伍进过三湾村时，毛泽东在其中一个卖布和豆腐的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部队领导班子把部队搞得一塌糊涂，接着便提出要对部队进行改编，具体方案是将全师缩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命程浩为团长，此即著名的“三湾改编”。
一直以来，工农革命军所寄希望的都是向南昌起义军靠拢，但是已经走了这么多天，却连起义军的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这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安源张家湾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即万一会合计划落空，部队可以去什么地方。 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的一部分，如果把罗霄山脉分成北、中、南三段，它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如果要为部队选择一个合适的落脚点，罗霄山脉的北段不如中段险要，而且因为太靠近大城市，那里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南段地势比北段要好，但群众基础又不如中段。 比较下来，只有中段最为理想，尤其井冈山处于湘赣两省结合部，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于此处的“清乡”会相互推诿，从而给活动者造成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退一步说，就算部队继续南下与南昌起义军会合，也不能没有后方。井冈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和通信落后，加上地势险要，如果要在井冈山建立后方和安置伤病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指着地图，用一个很生动形象的譬喻下了结论：“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适宜作我们的落脚点。”
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很多人包括一些黄埔出身的军官都对上山颇为忌讳，唯恐被别人说成是落草为寇的“山大王”。毛泽东没有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旧式的“山大王”多得很，历史上哪个朝代都解决不了，也从来无法予以消灭，这正说明“山大王”有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毛泽东不但不避嫌，还说我们也要做“山大王”，当然不是做旧式的“山大王”，是做新式的“山大王”，特殊的“山大王”，共产党领导的“山大王”。
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部队人员有了很大变化。一些人在战斗中牺牲了，因为各种原因脱离部队的也有不少，后来经过“三湾改编”，部队中班排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很多人互不熟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作战命令的执行以及其它工作的开展。 经过休整期间的磨合，不仅战士们的体力有所恢复，而且相互之间也逐渐熟悉起来，与此同时，各连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没有井冈山，部队的力量就难以得到蓄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家”，他们才终于重新获得了站到起跑线上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就如同后来红军长征到延安一样，而袁文才、王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与陕北的刘志丹相仿。
1928年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以支援起义。部队刚到湘南，湘粤两省敌军就出动了强大兵力对起义军进行夹击，于是他们便顺势掩护着起义军前往井冈山。
部队随后进行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自此部队正式改称为红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928年5月4日，部队在砻市正式召开会师大会。
“当年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陔。”南昌起义是中共正式建军的开始，其意义非同一般。1933年7月1日，中央苏区规定以每年“八一”，即南昌起义发动的日子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1949年初，解放军总部制作军旗，在研究设计的过程中，毛泽东专门指示，军旗上必须有“八一”二字和五角星。军旗制作成功后，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指出军旗表示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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