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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轴心时代》
中国人与其他轴心民族相隔绝，因而他们对亚里士多德从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非凡成就一无所知。他于公元前333年在西里西亚（Cilicia）的伊苏斯河（Issus）击溃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征服了波斯帝国。随后，他率领军队横扫亚洲，创立了一个包括大部分已知世界的帝国。
希腊没有产生像世界上其他地区那样典型的轴心时代宗教理念。其最为令人震惊的一些“轴心”成就是军事方面的。亚历山大在印度两年的冒险经历也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一支希腊军队到达了他们所认为的地球尽头。他们勇敢地与极限抗争，正如瑜伽修行者努力突破人类精神的限度。神秘主义者征服了心灵空间，而亚历山大则探察了自然世界最遥远的区域。像许多轴心时代的贤哲一样，他一直不懈地“追求突破”。
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将亚历山大看作历史上最坏的罪人，因为他杀死了众多祭司和学者，扑灭了多处圣火。他是“受诅咒的人”（guzustag），唯有他与恶灵（Hostile Spirit）分享了这一头衔。屠杀祭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琐罗亚斯德教的经文一直经由口头传播，而多数都只是存在于被杀祭司的头脑中，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亚历山大英勇的探险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如今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希腊人作为商人、雇佣兵和驻外使节而成为全球旅行者，许多人开始认为城邦微不足道而且偏处一隅。一些人在近东地区建造了新的城邦。亚历山大将马其顿人迁入撒玛利亚，后来的希腊殖民者也到达叙利亚，将迦萨、示剑、马里查（Marissa）和安曼（Amman）等古老的城市转变为希腊式的城邦。希腊士兵、商人和企业家迁入这些希腊飞地，利用这些新出现的良机。学会说、写希腊语的当地人变成了“希腊人”，他们被允许进入军队和行政部门，谋求较低的职位。
在亚历山大，托勒密王朝禁止埃及人进入体育馆，但却允许外国人进入，因此当地的犹太人在那里训练，并使得希腊和犹太文化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融合。
亚历山大在希腊的理性思想处于巅峰时建立了他的帝国，他的事业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在他死后，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陆的一些城邦反抗马其顿的统治。六位亚历山大最初的“后继者”之一安提帕特（Antipater）对此实施了残忍的报复。此举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当亚历山大几乎将全世界纳入其统治之下时，芝诺受到这一非凡时刻的极大启发。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体。肉体和灵魂之间并无分别；实在的整体是物质的、活生生的，被一种炽热的气息赋予生机，他称其为逻各斯（“理性”）、普纽玛（Pneuma，“灵魂”）或神。这一拥有智慧的、神圣的力量渗透于万物之中，无所不在。人类唯有依照理性的逻各斯生活，才能获得幸福，而逻各斯在自然秩序中得到展现。自由存在于对神的意志的服从之中；由于神已预先确定了一切，反抗命运是没有任何助益的，正确的态度是顺从。斯多亚派哲学家应当轻松愉快地度过一生，对外界环境漠然处之。他们必须培养一种内心的平和，避免所有引起忧虑的事情，凭良心尽自己的本分，行为节制，远离一切极端的事物。
孔子、佛陀、以西结和苏格拉底的英勇奋斗被一种更为适度而易于实现的，可以说是“合算的”形式所取代。在芝诺顺乎自然的生活理想中，有一点道家思想的迹象。但是，斯多亚派哲学家并不是渴望通过使自身与自然进程相契合而改变世界，他们只是安于现状。在所有这些公元前3世纪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宿命论，这是受到轴心时代的谴责的。佛陀曾告诫他的弟子，不要依恋形而上学的观点；《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通过指出理性思考的谬误使其对话者归于沉默，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像怀疑论者那样“不做判断”。
他们都主张要放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深奥的形而上学，回到苏格拉底，他曾试图教导人们如何生活。他们想要得到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的死亡时所拥有的内心的宁静。他们也像苏格拉底一样同所有人谈话，对博学者和无知者一视同仁。但是，苏格拉底从未声称，人类唯一的目标应当是消除烦恼。芝诺、伊壁鸠鲁和皮浪全都希望实现一种平静的生活，并决定避免极端的事物和轴心时代伟大哲学家的奋斗。他们只是想要“无忧”，免除苦恼。所有轴心时代的贤哲都指出，生命本来就是不如意而且痛苦的，他们希望超越这种苦难。
伊壁鸠鲁的幽静花园与佛陀的快乐园有很大相似之处。当我们想到，大多伊壁鸠鲁的追随者都拥有普通民众所缺乏的私人收入，为他们的隐居提供资金，其相似之处就变得更为突出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没有寻求“无忧”，而是迫使其同时代人接受痛苦的现实。耶利米曾经谴责那些隐居离世的人是“假先知”（false prophets）。雅典的悲剧作家曾将苦难展现在舞台上，令观众哭泣。你唯有经受了悲痛，而不是通过不遗余力地证实它从未侵犯过你受到保护的生活，才能够实现解脱。苦的体验是开悟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使有志者能够同情他人的悲伤。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所注重的完全是自我。
西方人被科学和逻各斯所吸引，比印度和中国的圣人更缺乏灵性方面的雄心壮志。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没有为发现内心超然的平和做勇敢的努力，而是满足于安静的生活。他们没有培养精神上的直觉力，而是求助于科学的逻各斯。西方人没有实现神秘的开悟，而是被一种更为世俗的启蒙所激发。西方的科学天赋最终改造了世界，其科技革命于公元16世纪引发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不过它是由一种不同的天才人物所促成的。第二轴心时代的主人公不是佛陀、苏格拉底和孔子，而是牛顿、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
希腊人从旁遮普撤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可能来自一个部落国家的吠舍在旁遮普建立了政权中心，并于公元前321年夺取王位。我们对旃陀罗笈多的统治或军事活动知之甚少，但孔雀王朝最终从孟加拉扩张至阿富汗，旃陀罗笈多于是开始进入印度中南部。
在阿育王统治的最后10年中，他没有铭刻新的诏敕，他那庞大的帝国似乎已经在逐步瓦解。阿育王于公元前231年去世。在他死后，正法失效了。社会紧张局势和宗派冲突愈演愈烈，帝国开始崩溃。曾经有人指出，阿育王对非暴力的专注削弱了军队的力量，使国家很容易遭到侵略。但阿育王从来不会脱离实际而空谈戒杀。更大的可能性是，帝国只是耗尽了资源。阿育王从未被人遗忘，在佛教传统中，他是斫迦罗伐剌底（chakkavatti），即统治世界的转轮圣王。后来的领袖，如锡克教创始人古鲁那纳克（Guru Nanek），以及圣雄甘地，都希望跨越宗派和社会分裂，复兴和谐与统一的理想。
任何人都能热爱和仿效主，并学习在日常生活平凡的职责中超越自私自利。即便是一名武士，因法迫使他去杀戮，也可以练习业瑜伽。在伟大的显现之后，克里希纳解释道，整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战场，必死的人类在其中以正直、谦卑、戒杀、诚实和克己作为武器，为开悟而奋斗。《薄伽梵歌》并没有否定轴心时代的精神，而是使之有可能为每一个人所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