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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轴心时代》
当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雅典的民主政治杀害时，他的学生柏拉图刚满30岁。这一悲剧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并对他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曾希望从政。与他心目中的英雄苏格拉底不同，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是雅典末代君王的后裔，继父是伯里克利的心腹之交，两个舅舅活跃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利后组成的雅典三十僭主政体中。他们曾经邀请柏拉图加入他们的行列。
雅典希望通过与底比斯联手对抗斯巴达而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是持久的和平并没有出现。随后30年中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希腊大陆城邦间政治一贯的反复无常。各个城邦继续作战，没有哪一个能够实行连贯的外交政策，所有城邦都被无尽的冲突削弱了实力，贸易有所衰退，贫富之间的对立重新出现了。
柏拉图在这一早期阶段并没有寻求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而是鼓励独立的思考。同时，他以写作的方式逐步阐明了他的个人思想，成为第一位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哲学家。他并非教条式地记录其见解，而是运用了对话录的体裁，使不同的观点得以表达。
他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是艰难的，需要经过辩证法方面长时间的严格训练。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也保持了口头传授的古老方法。这种方法使人认识到，真理不能仅仅通过背诵事实予以传授，而是需要直觉力、艺术洞察力、想象力，以及实证观察力和严密的逻辑推理。
像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对智者的相对主义感到反感。他想要找到某种维度的“实在”，它永恒不变，但又能够被持续深入的理性思维所领会。
柏拉图通过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而背离了苏格拉底。他主张，美德并不是由日常生活中堆积的行为典范所构筑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独立的实存，一个客观实在，存在于比物质世界更高的层面上。
像庄子和佛陀一样，柏拉图认识到，我们在尘世中看到的万事万物都会变成其他的东西。然而，理念却不会陷入转化的变迁之中，它们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据那些残存的文本认识到，希腊哲学家往往仅限于对经验的抽象和理性的阐释。而在学园中，希腊教育变得更加注重精神层面了。
他的弟子并非通过宗教仪式和戏剧表演实现这一领悟，而是通过一种辩证法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如此严格和艰难，以至于似乎促使他们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中可能包含基因工程学说：能力较差的公民应被劝阻不要生育子女，有缺陷的婴儿应当被慎重地处理掉。而更有前途的婴儿要离开父母，在城邦一个隔离区的托儿所接受教育。最有天赋的人应当接受长期艰苦的教育，最终爬出洞穴。在完成启蒙开始公民生活之时，他们会看到自身的“善”，从而获得内心的坚毅，为国家带来和平和正义。
但在柏拉图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却提倡对那些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执行死刑。柏拉图的见解令人失望，它变得褊狭、强制和惯用惩罚。他寻求以外力将美德强加于人们头上，质疑富于同情心的本能，使其哲学性的宗教完全理性化了。希腊的轴心时代为数学、辩证法、医学和科学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但它却正在远离灵性精神。
亚里士多德18岁时来到雅典，在学园里师从柏拉图长达2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是柏拉图忠实的追随者，接受了他的“理念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步认识到，理念并没有独立的实体，诸如美丽、勇气、圆形、白色等特性都只是存在于固有这些特性的实物之中。亚里士多德开始批判“理念世界比物质世界更为真实”这种思想。有一些物质确实是永恒而神圣的，高于定会腐朽的物体，但是获得任何关于它们的准确的知识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感官所能把握的范围之外。人们不如将注意力集中于力所能及的知识，例如植物和动物的构造。
公元前342年，菲利普邀请亚里士多德回到马其顿居住，并教育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辅导了亚历山大至少三年，菲利普这时已经成为希腊的主宰。
自从欧洲人在公元12世纪发现他的著作以来，许多人迷恋于他对“不动的原动者”的理性证明——实际上这是他的次要成就。亚里士多德的神并没有宗教意义，不符合轴心时代的本质。轴心时代强调，终极实在是不可言喻、难以形容和无法领悟的——不过有些东西是人类能够体验的，尽管不是通过理性。然而，亚里士多德将西方固定在其科学的轨道上。在第一轴心时代过去近两千年之后，科学将推动第二次“大转变”。
中国人对那些让希腊人着迷的科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此黯淡，以至于上述那些问题看起来毫无价值。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找回法律和秩序，因此中国的哲学家、道德家和神秘主义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解决行政管理问题。
在那些较大的、还在不断扩张的国家中，国君们不再依赖其神奇的道德力量。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明白经济实力才是成功的关键。胜利将属于那个拥有最大疆域、最强人力、最丰富资源，以及最多粮食储备的统治者。
荀子还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著作比中国轴心时代的其他著述论证和组织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但他的韵文有时会转化为诗歌，其逻辑体系有时也会带上神秘主义色彩。
荀子认为，秦国不可能统治中国，因为官府的严酷之风不会受其他诸侯国的百姓支持，唯有采取成熟而又仁慈的领导，秦国才能维持其统治。荀子说得亦对亦错。秦国确实设法打败了其他诸侯国，建立了一个帝国，但是它残忍的管理方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仅仅过了14年，秦朝就被推翻了。
是我们的态度，而非行动，决定了我们做事的结果。人们总是能感觉到隐藏在我们语言和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圣人必须学会忍受敌意，假如他以牙还牙，就一定会产生新的冲突。圣人对挑战应不予理睬，老子说：“曲则全……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结束战国时期的暴行并统一帝国的当然不是道家圣人，而是秦国的法家政权。这惊人的成功似乎证明，不借助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绝对的王权统治的。这带来了某种形式的和平，但也意味着轴心时代对道德、仁爱和非暴力之期望的破灭。在帝国统治下，轴心精神将发生一种转化，并转变成颇为不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