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火柴的教员们

[序]

人到中年，匆匆想要记起过往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大多都是模糊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可供参考，本来打算单独作序的念头也因此作罢。且用有限的章节来聊表敬意吧。

一位是五年级的支教女教师，名字我忘记了。兴许是因为她不许我们称呼她的职务，只让班里的同学们叫她“花姐”，另一位是七到九年级的班主任陈灿老师。

说起来，这不算什么名人轶事，他（她）们只是万千教师队伍中的某一位，没拿过什么文学奖、贡献奖；也没有获得过如袁隆平那样金灿灿的共和国勋章，更没有机会拿到张桂梅那样的时代楷模奖。

写下他们的事迹，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和其他的教师很不同，我的人生也因遇见这样的教师而受益匪浅。

[前言]

我念小学时镇子里还很热闹。每周五和母亲上街赶集都要紧紧拉着她的手，生怕一转眼，就看不到她的身影了。有一天，母亲把我领到只有两排木瓦房的大操场上去排队。从日出一直等到太阳直射头顶，才终于来到一张课桌前等待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问话。那是一个胖胖的，留着络腮胡的男人。日后，他还是我一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这是后话了。刚到面前，他就拿起大喇叭冲着后面的人群喊：“报满啦、不要挤啦、可以回家去啦！”我在他粗旷的嗓音中下意识的躲到母亲的身后藏了起来。

母亲忙说：“那我们还能报名吗？”

他没有回答，反问道：“你儿子几岁了？”

“五岁半。”母亲回答到

他方才说：“报学前班呢大了一些，一年级又差了一岁，不过只要能从一数到一百我就给他报一年级。”

母亲将我拉到身前，蹲下来拿出一块糖冲着我的耳朵讲到：“从一数到一百，有糖吃。”

我虽未上过学，但数数(shù)却是母亲用玉米棒子教出来的，数到一百并不难。那位络腮胡怕听不清，又把手里的大喇叭递到我的面前。一番努力后我得了糖吃，也顺利报上了名。

后来上学的日子十分煎熬，从家中到学堂的距离大概有五公里的山路，中间隔一条小河，不算宽，但每到插秧的季节河里的水就会淹没桥面。那时是随意在河中堆放了几块很大的石头，然后往石头上搭几张旧木板做的桥面。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掉下去好多次，如果被水冲走，要一直漂浮到下游的浅滩处才能勉强爬上岸。也有不是那么幸运没有爬上来的，不过是其他村子的人，我们也不认识。从小河开始，两边都是上坡的路，只是通往学堂的这一边要缓和一些。

和我一样低年龄的孩子一开始都是和年长的同村伙伴们一起结伴上学，每天都要在村口的大梨树下集合，等大家都吃过饭，然后才一起去上课。如果是冬天天亮得太晚，还要打着手电筒才能看得见路。

三年级以前课堂上的情况我记不大清了，只记得人很多，座位是一头抵墙，另外一头留出过道的位置。同学们紧挨着一个一个的排好队进出。我的位置离讲台很远，同学又很吵，私下里咿咿呀呀说个不停。老师讲课的内容，我根本就听不见。只知道每个周五老师都要我们带上锄头、铁锹和水桶这些工具到学校去，去干什么呢？老师说是去上“劳动课”，就是让全校的学生们带着工具把新教学楼的地基清理干净。干得多，还会获得一朵老师用红纸剪的小红花。五年级之前的记忆就剩这些了，再多的也实在想不起。

[花姐]

大概是二零零二年吧。一天班主任领着一个女生来到教室，他介绍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语文课就由她来负责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们一边听她自我介绍，一边细细地观察着这位新来的“老师”，她个子很高，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手里拿着两本书，下面那本是语文课本，上面那本我那时还不知道，只见上面写着《哈农钢琴练指法》，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本练习钢琴用的琴谱。她的鼻梁很高、眼眶深陷，像电视里的新疆人。

她说自己是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来支教的，我们问她：“什么是支教？”

她回答说：“就是老师快要毕业了，怕以后教得不好，先拿你们练练手！”

同学们被她这话逗得哈哈大笑！

那天她没有讲课，而是用一整节课的时间问我们名字，和我聊天，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大学生活里的琐事，还有她让我们以后不许称呼她做“老师”要叫她“花姐！”，于是这个称呼就贯穿了她之后在这个学校两年的教学生涯。直到她离开时，再也没有人想起她真正的名字。

花姐也是我们能记住，除了班主任之外唯一任课老师的称谓。因为在那之前，别的老师重来没有对我们有过这样的举措，他们只是走进教室，然后就让我们打开课本开始自顾自的在黑板上写了起来，然后在临近下课时分交代着回家后把课后习题做完，说明天检查。因此还流传着一段今天听来让人捧腹的笑话，那时的语文课本，最后一道课后练习题是要求有感情的朗诵全文！我们不知道这道题该怎么做？于是第二天就有同学自告奋勇的冲上讲台，当着老师的面大声的说：“老师，最后一道题我昨晚在家里朗诵完了，可是您不在场，我特意和您报告，证明我没偷懒！”老师瞪大眼睛却忍不住笑，只弯下腰去把手搭在讲台上撑着脑袋，半晌也没有抬起来。

我想，是孩童质朴的程度让他咋舌，他一时竟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而这作业，似乎更适合在课堂上完成！

花姐的第一堂课也和其他老师不同。她没有问我们上一位老师讲到课本的哪一节？而是画了一张很大的拼音字母表，编了一首字母歌带着我们唱。等我们记熟了之后再要求一个一个的到黑板上去默写下来。写不出或是写不全就要被惩罚去打扫学校里的公共厕所。那厕所是老式的旱厕，没有水去冲，所以扫厕所这件事成了每个人心里最恐怖的事。一般的罚站，发抄书甚至是打手心，大家都不怕，只要听说是扫厕所，那便会使出吃奶的劲来背书。当然，最后也没有人真的被罚去扫厕所。花姐会一直守在教室门口，直到每个人都会唱、会读、能写了以后才让放学回家。有实在记不住的，也会在下次课堂后给他辅导。

此外，课堂上，她的保留节目一直都是课后一支歌！

每次课堂还剩十分钟的时候，她会教给我一首新的儿歌，如《澎湖湾》《兰花草》《读书郎》这些眼下实兴的歌曲。有时，她还会把学前班那台全校唯一的钢琴搬过来教我们和声。一节课下来，我们既没有忘记新的知识，又放松了心情。还补充了课程表上那节似乎永远都被数学课霸占了去的音乐课，下一节课听起来也要聚精会神得多！

原先，班中的语文成绩是全年级中最差的。每年期中和期末测试，班级的名字都要被校长全校通报。这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节目，班主任也不是很在乎这样丢面子的事！他在教师宿舍楼下开着一间卖零食的小铺子，每到课间十分钟，忙得不亦乐乎。

我不懂，似乎那个地方才是能使他真正快乐的所在罢！

至于我们的语文成绩差到何种程度呢？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她来之前，我还不会造句，也不会写作文，更分不清声母和韵母。每当课文中出现陌生的文字，都需要翻查那本厚厚的《新华字典》来辨认，老师是不教的。他们授课的方式都有自己的固定的流程和模式，先是自己带着读一遍，然后让班长起头，大家跟着又读一遍。接着讲作者，讲完作者开始分析文章的中心思想，阐述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然后布置课堂作业。

这一节课文的讲解就结束了。

兴许是为了免于课后的打扰，还特意嘱咐说：“有不懂的地方，回家去问父母；有不认识的字，自己去查字典。”有同学问说：“老师我没有字典！”他会毫耐烦让你去借！去哪里借呢？我们那时是没有图书馆的，学校周围也没有书店。只有远在二十公里以外的县城里有一家“新华书店”，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关着门的。要买书，只能靠运气。运气好，那天开门营业了，你就能买到书；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连续好几个月也碰不到一次！

好在他说的这本字典，我家里刚好有一本，是父亲众多的珍藏之一。虽然书壳都已经破损不堪，书页也少了好几张，但它依然是班中十分抢手的稀有货。好多次我都差一点找不回来。

花姐授课却不这样，每遇新课，她先给几分钟让大家自己阅读一遍，然后举手询问课文中不认识的文字和句子，她把这些文字和句子一字一条的写在黑板上，标注出读音让大家自己用她教的《字母歌》读出来，她又给解释文字的含义。然后再要求我们用这些文字造句、组词，如果时间充裕，还会组织大家来一场组词造句大赛。奖品是她自己爱吃的水果和零食。她的手提包里除了课本总能掏出来许多好吃的，通常都是上午“大腹翩翩”下午“瘦骨嶙峋”。等大家都没有不认识或不理解的问题要问，她才开始讲解课文的内容。先说作者，然后梳理文章的结构，写作手法，最后讲文章表达了什么？

课后习题免不了也是要做的，大多是抽课后的时间当场完成。

一年后，照例，学校组织了期末测试。班级的名字依然被全校播报，但这一次却不是挖苦和嘲讽，而是表扬。这表扬的话语从校长的口中说出来，听着很不习惯。我特意又问了一遍身边的同学：“刚才校长是在夸我们吗?”

“是的，确实是夸！”同学回答说。

也是在那一天，花姐走啦！

她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什么“宝贵的教训！”来。

我们又有了新的语文老师，她依旧不爱说话，不耐烦解释，还是先领读，再讲解，后背诵......好在我依然按照花姐的阅读习惯来学习文章，许多课文不用教也能自己领会。

直至今日，依然受用。

只是在往后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再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老师！

[陈灿]

陈灿是我从七年级到九年级的班主任，他是为数不多，真心希望通过教育把我们送出大山的老师。他没有特别的授课技巧，也不会什么才艺表演。大家私下对他的印象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严肃和慈祥。

严肃是说他平日里不苟言笑，走路是笔直板正的，上课也是一板一眼的。

七年级考试我分到了他带到一班，这是这所学校里测试成绩排名全40的学生所在的班级。问题也很多、很严重！首先是基础太差，很多人还没有接触过英语，大部分人数学基础都不好，每个人都偏科严重！

我的语文满分，数学却只有三十几分；有的同学数学满分，语文又不及格。

这些就是他要面对的问题学生。

第一天上课，他穿着灰色的体恤和牛仔裤，还配了皮鞋，铮亮铮亮的，走起路来铿锵作响。

“这节课不讲课，开班会。点到名的起立，和我说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他用不带任何情绪的表情和我们说了见面的第一句话。

同学们来自镇子周边的几个村庄，有的人家很远，要翻几座山才能到学校。大部分人家里很穷，还都是留守儿童，家中只有爷爷或者奶奶在家。有的甚至是独自一人在家。

他听完后轻叹了口气，缓缓地说：“你们都是苦命的娃娃，既然进了我带的班，就一定要争气，好好学习，以后不要再回来种地了！”

这，是他对我们说的第二句话！

这所学校原先是没有的，我们那一届刚好赶上它建成投入使用。没有宿舍，没有食堂，也没有图书馆。操场还是用修路剩下的粗石沙铺就的，早操的时候经常崴到脚。围墙也是老师带着我们用“劳动课”实践自己动手建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

陈灿授课的方式不比花姐来得那么欢乐与灵活。我猜可能是理科生更讲究逻辑与理性推断的缘故，长年下来让他性格也跟着“冷却”了。

有一次物理课上，他费力的拿来一个铅球和一袋米问我们：“十斤的大米和十斤铅球，哪个更重啊？”

我们答：“铅球更重！”

然后集体罚站一节课......

这算是他在课堂上开过最好笑的玩笑啦！

前半个学期教师不够用，陈灿一个人带我们四个科目的课，分别是数学、几何、生物和物理。体育美术有时他也上，但是讲数学。有一个科目长期处于自学状态，因为那个老师要卖猪饲料。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他的摊子，也不见有很多人买。陈灿让我们每个周六都去教师补课，那一天学校的安排是放假，他本可以休息，陪陪家人或者放松一下自己。但他就这样无偿补课坚持了半年。起初，母亲还担心他事后收费，说让我先问清楚到底要收多少钱。母亲也去县里打听过私下补课的费用，那时在校外大概补一节数学课是四十五元，如果是“名师”价格可能要开到两百元左右！母亲大概是害怕承担不起，所以让我先去问清楚。

陈灿说：“回家告诉你们的妈，补课不要钱，出去以后别给我丢脸就行！”

说来惭愧，如今对数学依然一窍不通！想来是十分有负他的厚望了！

说完全无益是不负责任的，在他的努力下，至少在初中阶段，还能勉强跟得上课时。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结识了要好的朋友，只是后来天南地北，少有联系了。

有一年家中发生了变故，父亲外出做活，却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母亲借债把他赎回来后供我上学的费用就不够了。我硬着头皮找他说，能不能先欠一部分？他没有多问，自己掏钱帮我垫了剩下的学费，后来又帮着申请了助学金。

我们也没少挨骂，每次测试的成绩出来和他的预期相差甚远，他就忍不住拍桌子，数落得我们一个个狗血淋头。然后他接着给我们补课，又自己掏钱去买了试卷回来复印给我们再接着考。因为学校只有期中和期末才有考试用的统一试卷，平时，是不测的。只等到了中考的关头，全凭“命理”，考得上你就接着读，考不上，乖乖回家学犁地。

没有人觉得以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哪怕是徒劳呢?

也许就有那么一个，他能摆脱了犁耙，他能逃出那片深山，也是好的！

到九年级的时候，陈灿的头上就长出了白发。那时的他三十出头吧，那双铮亮的皮鞋也磨得破了相，不知道补了多少次。据说光顾着给我们补课，他自己的孩子学习却是不好。后来也没有随他去做一名教师的愿望。

多年后我再回到家乡，本想去探望他，却总觉无颜面对他的教导，这件事终于搁下。如今想，他未必会记得我，记得他做过的事。他也不需要我怀抱着对他的亏欠而羞于表达师生间的感激！我只需去看、去做就足够了。

我也于之后的数十年中，再没有遇到这样的班主任！

我常疑惑，是自己所在的班级成绩不够优秀，还是自己所在的学校是非著名的原因，所以我再遇不到这样的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好好教导学生的老师。

但后来的经历得知，老师们也是要“背书”的，背不出，虽然不用扫厕所，却是会被扣工资！然、考核的目标却不是学生能不能掌握学习的方法，懂不懂文章为何要这样写的原因。而是答卷的分数和高考状元的全国排名数！

简单来说，我们更在意学生会不会做题！

能不能完美的复制出试卷给的标准答案！

如若不能，那这教育便是失败的，授课的教师也是失败的！

堂堂校长，当然更是失败的！

多么极端的功利主义啊！早已失去了普世教育本生的意义。

有一首摇滚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同理，贫瘠的土地也开不出艳丽的花。教育局的文件一摞一摞的发，教师们三天一大会，五天一小会，会议的内容却和解决学生们的实际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把他们的精力都无端耗费在这些劳心又伤神的琐事之上，他们拿什么去授课呢？

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教育更应该关注学生的人格和情感，重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针对不同的学习能力设计不同难度和进度的学习任务。引导他们完善各自不同的天赋领域，探索拥有更多未知的将来。

除此，家长们也在每个孩子的人生旅途中放好了各种各样的路标，期望自己走不通的路，由孩子来完成；期待自己没做成的事，由孩子来继续。期待自己未竞的一切，都在孩子身上光芒万丈！

可是......孩子、孩子啊，他是有血有肉有自己思想的独立个体，不是你的分身和傀儡啊！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我想，世上本来是有路的，堵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