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坐着能升降的转转椅，趴在卧室窗台兼书桌前抄写纳博科夫。妈妈在我旁边高凳子上坐着，专心致志看外面的风景。
“看，火车来了……”妈妈兴奋地喊起来。
我快速写完一句话的最后两个字，抬头的同时迅速把句号尽可能划得圆满: “火车来了？在哪儿？”一边假意殷勤地应和，一边佯装兴奋地看火车。
“那儿——”妈妈抬起灵活的右臂，手指着火车到来的方向。楼下的黝黑树干的老槐开满云霞般的黄绿色的花朵，一道长楼梯般的铁轨掩映在绿树丛中。铁轨尽头，一点蓝色已经变大并且迅速延展，咣咣铛铛，伴着悠长的“呜——”，长龙般地呼啸而来。那是一列运煤车，蓝白相间的车头带着连绵不绝的黑色车厢。列车驶近时，可以看见车厢是空的，从西南方向过来去东北边运煤的货车。
“哎呀，就是火车！”我看看妈妈，她因脑梗而呆滞的脸上绽开了久违的笑容，眼睛里满是孩童般的天真和欣喜。
为着她的欢喜，我也欢喜起来。我们静静地看着一节节车厢驶过。我默默数着车厢有几节，想起小时候常常这样数，清楚地记得曾数过一百多节，但是有一次我和爱人说起的时候，他说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车厢的火车，语气非常坚定，倒叫我怀疑起我是否记错了。
“火车走了……”妈妈又说。
“是呀，火车走了。”我重复着，转头又看妈妈，“妈，是不是以前的火车有一百多节车厢的？”
“嗯？”她一脸茫然，我知道问得又快又长了，又变换方式:“我说，以前的，火车，有一百多个，车厢，是不是？”
“甚呀？”皱着眉，为着听不清搞不懂而很烦恼的样子。
交流有点儿难，继续耐心地慢慢说一遍:“火车，咱们在老家北板桥的时候，见过的火车，有一百多个车厢？”
“不着儿（不知道）”紧闭了嘴唇，扭头看向窗外，再不说话。
哎，我也不说了，也看着窗外——像她一样，但是，不完全一样。
一些很久远但却仍然清晰的记忆涌上脑海……
我的老家在北板桥，村西头是火车站。我们村的人守着这个小站，很多人靠着它挣吃挣穿。我的继父就是其中一个，他跟许多壮实男劳力一样，往车厢里装煤挣工资。
印象中的继父上班从来没有定时，不管白天黑夜，无论正在吃饭还是睡觉，亦或上地做事情，只要听见站台那边煤车到站的长鸣，便迅速起身，撂下手头的一切事情，回屋换上那身黑乎乎的装煤衣服，扛起那把长木柄大铁头的铲子，大步流星地奔向车站。我看见他出门，跟着他走到街上，见从四面八方各个圪洞巷口角角落落里冲出和他一样装束的叔叔伯伯们。他们就像听到了紧急集合命令的士兵，为着消灭那共同的敌人——一大堆要运走的煤，迅速奔向同一的战场——火车站。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至今回忆起都觉得自己太伟大了——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有点夸张，但“幼小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却是太切合了。
那是一个红薯成熟的季节。村里的人家家种红薯，但只有我家的红薯又红又甜，是一村里最好吃的。那是因为继父是王沟村人，那里的红薯远近闻名。每年那儿的叔叔都会给我们送红薯苗，所以我们的红薯最令村人羡慕。红薯成熟的时候，妈妈和继父会常常带了我们一起刨红薯。那天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哥哥姐姐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年代的孩子总是有杂七杂八的事情要帮衬家里，在我们家尤其如此），妈妈和继父带了只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一起刨红薯。说是三年级，号称十一岁（那个时候8虚岁上学），其实离十周岁还差好远。
妈妈和继父一起在前面拿着大锄头刨，虽然小心翼翼，但仍然免不了有红薯要被铲烂。我负责在后面把红薯一个个摩挲掉泥土装在箩筐里，最好是好的一堆，坏的一堆。他们刨得汗流浃背，我捡得腰酸腿痛（虽然妈妈一直强调小孩子哪里有腰）。
一大块红薯地快要刨完的时候，天也快黑了。本来计划加点摸黑干完，这是妈妈一贯的作风，她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情，做什么都在抢着往前赶。但是远远地忽然传来了火车的长鸣，“呜——”的声音像不容违抗的命令，带来了紧急军情。继父二话不说，顾不了满地满筐的红薯如何运回家，只扛了锄头便跑。
可想而知，天又黑，路又远，周围又没有相邻，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我就那样跟着妈妈，跌跌撞撞摇摇晃晃，用幼小的肩膀硬是挑了两大箩筐一百多斤的红薯回家……
“灵儿，火车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