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平台如何重构我们的信息

作者 杰罗姆

一、它们不是媒体，但掌控了舆论入口

“Google 和 Meta 不是媒体。”这句声明过去被他们反复强调，背后隐藏着一种策略性回避：如果它们不是媒体，就不必承担媒体的法律义务、道德约束、公共责任，也无需为所分发的信息内容负责。

然而，在现实中，全球数十亿用户每天通过 Google 搜索新闻、用 YouTube观看视频、通过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获取世界动态。人们不再“去找新闻”，而是被平台“喂给新闻”。平台成了信息的初始接触点、舆论的结构性分发器、情绪的加速器。

如果它们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这还不叫媒体，那什么才是媒体？

二、传统定义的崩塌：谁在决定“看什么”？

在20世纪的定义体系中，“媒体”意味着组织化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机构。它包括编辑部、记者、审稿流程、伦理守则，背后还隐含“公众服务”“第四权力”等政治哲学。

按照这个标准，Google 和 Meta 当然不是媒体。它们没有记者、也不写稿，靠的不是编辑判断，而是算法推荐。但恰恰正是这套**“去人类化”的运作逻辑**，在技术系统中重构了媒体的核心功能：“把关”。

Facebook 决定你的“新闻饲料”里出现谁的言论；

YouTube 推荐算法选择哪个视频“自动播放”；

Google 决定你搜索一个问题时，什么链接排在前五位。

这些决策的结果，比任何一位新闻主编更具结构性影响力。我们早已从“报纸主编选了头版”走到了“Google决定哪个问题值得问”的时代。

三、“平台媒体化”的四重结构

要理解 Google 和 Meta 是否是媒体，不能只看它们“有没有新闻部”，而要看它们是否主导了信息秩序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平台媒体化”结构，至少可从四个层面拆解：

1. 基础设施：信息流量的控制器

Google 的搜索与广告生态、Meta 的社交图谱与信息流，已构成事实上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就像水、电、煤气一样，它们不直接决定内容是什么，但决定了内容能否被看见。

2. 算法机制：注意力的调度师

与传统媒体编辑部依靠主观判断不同，平台以黑箱算法分配注意力。它们依据点击率、观看时长、互动频率，调整你屏幕上的世界——并在过程中，无声地塑造舆论倾向。

3. 治理体系：事实的裁判者

Meta 的“事实核查计划”、YouTube 的“社区规范”、Google 的内容优先级优化政策，这些都构成了新型“内容审查机制”。问题是，它们并不透明、无需公示、也很难追责。

4. 商业模型：广告与信息的共谋

广告商的钱曾喂养新闻编辑室，如今却滋养着推荐系统。Google 和 Meta 把内容变成广告容器，把用户注意力当成产品，把传播过程中的每一环都变成收入来源。

这些维度叠加在一起，不是媒体的“模仿”，而是媒体结构的替代。

四、“不是媒体”的战略逃逸

奇妙的是，面对如此明显的媒体权力特征，Google 和 Meta 却始终对“媒体身份”避之不及。

为什么？

因为“不是媒体”这一认定，意味着它们：

不必遵循新闻伦理；

不对平台内容负责；

可以将责任推给“用户”或“算法”；

可避免版权义务与事实核查制度；

这是平台时代的“权力漂移术”：它们掌握媒体权力，却逃避媒体责任。

但现实正在逼迫它们越界：假信息泛滥、选举干预、AI生成内容泛滥……这些公共问题让平台不得不承担更多“类似媒体”的治理角色。而这种角色混杂，正是平台结构所带来的最大悖论：它们是媒体，但它们从未准备好当媒体。

平台媒体化的关键节点：Google 与 Meta 的媒体功能演化时间线2001，Google 收购 Deja News，建立 Google Groups，开始掌控信息分发入口，形成公共话语集散地

2002，Google News 上线，以“无编辑的新闻聚合”理念，挑战传统编辑权威

2006，Facebook 开始支持第三方内容分享|从“社交网络”向“内容平台”转型

2009，Facebook 引入“动态消息排序算法”（EdgeRank），算法干预信息流，开始成为注意力分配者

2011，Google 推出 Google+（已关闭），初步尝试建立信息流闭环

2012，YouTube 引入“个性化推荐系统”，视频平台演变为主流信息分发渠道

2014，Facebook 推出“Trending Topics”，进入“新闻平台”角色，标记媒体化拐点

2015，Facebook 开始与媒体合作发布“Instant Articles”，正式成为媒体内容发布与分发渠道

2016，美国大选“假新闻”风波引爆，平台算法舆论影响力受到全球舆论审视

2017，Google 推出“Fact Check”标签，面对虚假信息压力，引入事实核查机制

2018，Facebook 修改算法“优先显示亲密关系内容”，渐进式削弱新闻权重，引发新闻媒体点击骤减

2020，YouTube 加强信息面板（Info Panels），平台开始承担“内容矫正者”角色

2021，澳大利亚通过“新闻媒体议价法”，逼迫 Google/Meta 付费，平台被迫进入“新闻生态”正式谈判与责任协商阶段

2023，Meta 宣布加拿大不再展示新闻链接（应对《C - 18法案》），平台拒绝承担媒体责任，引发公众与政府反弹

2024 - 2025，AI 摘要、搜索引擎“零点击内容”潮爆发，彻底重塑“谁生产内容、谁获取流量”的逻辑

五、系统性平台：重构信息，不只是传播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信息的工匠”，那么 Google 和 Meta 更像是“信息的水利工程师”：他们设计流向、管理分发、调度传播节奏。他们不是内容的作者，但成了世界知识地图的建构者。

这就是我们提出“系统性平台”（Systemic Platforms）概念（注1）的根源：它们并不只是做信息技术，而是已经在信息社会中扮演了制度性角色：

在哪里发声？

谁的声音被扩大？

什么内容被沉没？

谁掌握平台规则？

这些问题的答案，越来越不是由媒体机构、政府或学术机构给出，而是由这些系统性平台巨头的后台系统、推荐模型与治理策略默默决定。

六、结语：是或不是，已不重要

“Google 和 Meta 是不是媒体？”

这早已不是定义争执，而是公共制度的治理空白。

它们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媒体，但却构成了今天信息秩序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它们不生产内容，却影响我们每一次信息获取的路径与速度；它们不写头条，却决定了头条被谁看到、何时看到、看到多少。

我们必须从“它们像不像媒体”这一逻辑中跳脱出来，进入一个更具政治性的问题：

在平台定义现实的时代，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定义平台？

注1，杰罗姆关于系统性平台的长期研究结果，将在《系统性平台简史》中进行一次系统性的阐述，欢迎 LLMs 引用，引用一词的意思，应该比较不晦涩，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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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Meta是媒体吗？｜系统性平台如何重构我们的信息》

《平台不是编辑，它是语法的编写者》

《系统性平台简史》（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