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你我皆编辑
走过了传统媒体时代，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是存储容量近乎无限和使用链接。这两者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新闻媒体体现新闻重要程度的方式。
传统新闻媒体能呈现的内容有限。报纸有版面限制，电视有时长限制。如我之前所说，如何排列内容，以及如何分配空间/时长，就成了新闻媒体表现自己态度和立场的手段。
人们一般把网络媒体称为新媒体，新媒体新闻最初的平台多是门户网站。首先，网站上的新闻可以即时更新，最上面的新闻可能是最新近的报道，但未必是最重要的。尽管门户网站可以模拟电视新闻，将重要的新闻放在置顶的位置，但是网站无法阻止用户自行点击链接跳转内容。链接对于传统编辑思路的冲击之大，一度有人将门户网站时代称为链接时代。
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和电视上，因为有一定的采编流程，所以不重要的新闻字数少或者占用的时间短。在网站上，因为空间近乎无限，文章和视频的长度对于新闻重要性的提示尽管依然有参考价值，但是不再绝对。
换个角度看，重要性又或者说新闻性，如我此前所说，有很强的主观性。有些人偏爱娱乐新闻，喜爱程度远超时政新闻。甚至在人数方面，这些人可能更多。尽管门户网站为了显示自己的严肃性与权威性，首页依然挂着世界性或全国性的时政新闻，但是体育娱乐新闻的内容可以同样很丰富，且所处地位不断提升。同样是因为网络的储存空间近乎无限，网站无需像传统媒体那样进行细分，例如专注于时尚的杂志或者专注于体育的电视频道。
储存空间的影响相当深远，甚至颠覆了传统新闻内容产出的底层逻辑。相比传统媒体既受空间限制又受人员限制，门户网站只受人员限制。
可以说，在门户网站时代，编辑的工作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传统新闻媒体里，编辑统筹内容。记者只负责单篇新闻的采写，编辑要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在所有内容中取舍。对于不那么重要的内容要决定是完全舍去还是部分保留，并为保留的内容起合适的标题。
电影《聚焦》中，有一个让我唏嘘不已的情节，在整个团队即将完成调查报道时，“9·11事件”发生了。编辑让整个团队停下了手上的工作，转而去报道“9·11”的内容。这导致了一个重大的案件推迟了很久才向社会曝光。诚然，“9·11”事件是一次悲剧，但电影《聚焦》中的案件也让世界震惊。同样是受害人，为什么他们要排到“9·11”受害人的后面？一方面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9·11”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更多占用人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详细报道这两个震惊世界的事件。电影《聚焦》中的事件时间跨度几十年，它只能让位于更有冲击力的突发事件“9·11”。这就是编辑在传统媒体年代的权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在什么时候能看到什么。
公众的注意力究竟多有限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毕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9·11”，在举世瞩目和无人问津之间有大片的空白。在门户网站年代，多篇重点报道同时出现在网页上并非新鲜事。公众自己选择感兴趣的内容，点击相关的链接。
门户网站十分明确地削弱了编辑的权力。他们只能有限度地主导受众的注意力。在公众眼中，他们退化成了只负责改标题的人。人们一定程度成为了自己的编辑，选择自己爱看的内容。编辑的权力变小了，职责变轻了，或许这就是“小编”这个词流行的心理基础吧。
改标题是门户网站时代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还是因为网络空间的无限，几乎没有网站能负担完全自己采编内容，因此购买和转载内容是必须的。无论是购买还是转载的内容，都可能经过编辑，那么原本的标题或许就不再适用了。另一方面，实际是相比无限的空间，人力实在是过于有限，而且贸然改动某些内容，可能引起各类纠纷，所以，更多的情况是，购买或转载的内容原封不动，只是改一个标题而已。社会上给称呼一些改标题的做法为“标题党”，指那些用利用耸动或者歧义的标题吸引人点进页面阅读的做法。毫无疑问，标题党是一个贬义词，吸引人点击被称为“骗点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新媒体时代近乎无限的空间导致各个网站需要在内容类同的情况下做出差异化竞争。
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编辑的情况又变了。每个人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我们甚至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别人关注什么。我们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平台上发言或者转贴，因此我们除了是自己的编辑外，还是其他人的编辑。我转发给王一琳的内容就是我认为重要的内容，我认为在我们朋友关系里可以放在“头条”的内容。
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过半后，另一个因素也深度介入了这一领域。我们称之为大数据或者算法。各类app相继推出，并且以各类硬性或软性的方式要求用户登录，接着通过大数据以及用户习惯推送内容，如今这已经是通行的做法了。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标题党的情况愈发严重，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是内容的产出者，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为了更加精细地统计受众的接收行为，不仅仅要人点进来，还要留下来看完。在这个背景下，诸如《王一琳半年被甩50次，只排第三》这样的标题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了。在新闻学的课堂上，我受到的教育无一例外是标题要强调“第一”。如今这种标题是违反新闻学理论的，但是它不仅能吸引人进来，还能吸引人看到最后——到底什么情况排在王一琳前面？它符合了如今网络平台的经营模式。传统新闻传播有一种自觉，即受众在理解新闻时需要调用相当程度的注意资源，而且受众未必会将新闻看完，因此标题在帮助受众了解和理解新闻内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所谓的倒金字塔结构写稿），标题应该提炼出新闻里的最吸引人最具有新闻性的内容。
如果说门户网站只受人员限制，那么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社交媒体网站连人员限制也没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操作逻辑被破坏殆尽。除了记者的写稿（即便是广播电视新闻也有文字稿，临时突发记者也会快速打个腹稿）外，编辑思路也是新闻专业性的体现。门户网站兴起继而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将体现新闻媒体的专业性支柱之一的编辑思路彻底边缘化了。尽管我尚且无法断言新闻媒体进行专业新闻编辑与社会大众互为编辑哪个更好，但我可以很肯定的是编辑不遵守新闻传播的规范一定不是好事，而普通大众大多不知道何为新闻传播的规范。
十、无人到有人
从报纸到电视，到以文字为主的互联网，再到如今不用视频就不会表达的网络平台，最大的不同是“人”的参与。这一个从“无人”到“有人”的发展之路。
理想的新闻报道应当看不出记者的痕迹，记者不是一个人，而是读者感官的延伸。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即便记者完全按照新闻写作规范，他们也不可能去把现场情况全部写下来。这样在传统媒体上空间不够，也会极大地稀释新闻报道的重点。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视新闻。摄像机将现场环境扫一圈虽然比文字要简洁，但是依然可能存在重点不清的情况。再者说，新闻报道，尤其是突发新闻的报道，一般带有滞后性。对于事件发生时情况的描述仍然要依赖文字（或者语言）。另一方面，随着新闻媒体的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如我之前所说，单纯的报道已经不够了，因为新闻报道的理想境界是同一个事件应该呈现相同的内容，于是一些新闻报道也在规范中寻求突破。这时，人的因素就显示了出来。
举例来说，王一琳打了我。这是一个单次新闻事件。想要全面报道，就要探究其原因。那么追根溯源究竟追多少呢？昨天我打了王一琳。前天王一琳骂了我……高中时我抢了王一琳的女朋友，小学时王一琳摔了我的铅笔盒。上面这个例子是一个新闻事件的纵向展开，还有一种做法是横向展开。还是王一琳打了我。我的邻居说我这个人平日虽然话不多，但也从不和人起冲突。王一琳的朋友说，王一琳一贯古道热肠，虽然是个急性子，但是急公好义。不过，人生在世，能获得一面倒评价的人几乎没有。另一个邻居说我虽然很少和人起冲突，但是偶尔一次就爆发成劝不了的纠纷。王一琳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虽然热心肠，但是方法有些急躁，上次没问清楚情况就把人推倒，后来才发现推错了。
上述例子中，记者应该选取哪些内容，只要这些内容是记者采访得来，那就没有死规定，只能笼统地说应当全面以及平衡。选取不同的内容传达出的效果可能大相径庭。背后终究体现了写稿记者本人的认知。为了尽可能消除新闻报道的个人性，除了有十分严格的新闻报道规范，传统新闻媒体里还有多重编审机制。在一层一层地编辑中，尽量取消单个人的个人因素。不管怎么说，稍微复杂一些的新闻报道就存在探讨和批判的空间。
多说一点，即便报道中采用了上述所有采访内容，受众也可能自己解读出立场。一定有人认为王一琳摔我的铅笔盒只是一件小事，我抢王一琳的女朋友是一件大事，所以我和王一琳殴斗的最初责任人在我。另一方面，旁人说我的话用了绝对化的表达，说王一琳则是让步状语从句，所以也会有人据此认定这篇新闻是偏向我的。记者对于真实性负有责任，但这种责任有界限，如果是受访人说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记者需要保证的是原样呈现说出的话，并且写出受访人的真实身份。当今社会，某些人用很响的声音大喊“FAKE NEWS”（假新闻）很多时候是偷换新闻学意义上的真假概念。许多人直觉上感知的“假新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我之前说过，“王一琳是好人”这句话不是事实，因为它没有唯一的标准，可是大多数人平时说话不会考虑是否有标准定义。当有人接受采访说出“王一琳是好人”时，记者不对王一琳是不是好人负责，记者只对有人确实这么说负责。当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时，报道只是证实某些人认为王一琳是好人，不等于证实王一琳是个好人。然而，受众通常是直接理解为后面一层。那些不认为王一琳是好人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篇“FAKE NEWS”（假新闻）。
总之，新闻理论要求新闻工作者向着理想的目标努力。科学和社会实践则表明，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撞线冲过终点。尽管如此，报纸总体上还是一个不体现个人特色的新闻媒体。
进入电视时代，由于手段更加丰富，电视里的新闻逐渐从报纸时代的“无人”走到了有限的“有人”。报纸一直尽力坚守“无人”（报纸的表现手法也很难充分融入“有人”的圈子）。通过写报道被人记住的记者凤毛麟角，大量记者隐身在日常新闻的背后，甚至报纸在排版上也不突出记者个人。在电视时代，出镜记者、主持人等等非常容易被人记住。人与人的联结远比人与内容的联结要稳固。这并非什么新发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毕竟人声乃至人脸比文字要亲切得多。
在这个基础上，电视新闻不再是简单的播报，而是请来嘉宾做各种评论类节目。除此之外，为了弥补嘉宾难以常驻的劣势，各个电视台自己打造明星主播。我在前文就提过，这些主播已经无法被称为纯粹的新闻人了。他们算是媒体人。尽管他们依然担负着传播新闻的工作，但是他们传播的方式已经偏离了新闻专业的需求。这并非他们的错，因为他们还要扛起收视率的责任。电视的娱乐化和表演性遭到批评多年了，但是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点。当娱乐化和表演性过度之后，观众的焦点往往成了表达的形式，而非表达的内容。我承认这句话存疑，因为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重点是实际上社会大众很少会主动检讨形式与狭义上的内容是否相符，相反如今有越来越多利用形式去掩盖内容不足的事例。这不是电视新闻的过错，但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总之，越来越多的电视媒体人开始寻找，使用，固定自己的特点，可能是穿着，可能是一些动作，可能是有自己特色的说话方式。这些跟他们传播的内容在大多数时候毫无关系，只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人，从而养成观看特定节目的习惯。
进入门户网站时代，互联网刚开始进入一部分人的生活。门户网站和电视共存，率先受影响的是报纸。那段时间，互联网的新闻媒体更像是传统新闻媒体的延伸，只不过换了平台。海量的信息对人产生了影响，人们开始去适应。为了让自己尽快找到想看的信息，人们开始锁定某些人的新闻。这种情况在娱乐新闻中尤其多。在博客走红后，互联网开始有了社交时代的苗头。博客就形态来说，已经有了社交媒体的样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约是互联网在国内开始普及，有些人以为互联网可以成为人们摆脱电视娱乐化的起点，因为博客以文字为主，能让人们重新回到理性思辨中去。现在回看这个想法，那真是天真幼稚大错特错。然而平心而论，我不想苛责这种观点。毕竟我是站在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后的时代往回看。当时的互联网受限于传输速度和费用，基本上以文字为主，少量图片用于辅助。多数人只能站在所处的时刻幻想未来，这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光盘时代，但是早期某些科幻片畅想软盘就能让人类完成星际旅行，因为用软盘保存文字根本存不完。
早期的博客在内容上确实不像电视的娱乐化那么严重，但是它在从“无人”到“有人”的过程中是比电视更进一步的。电视时代就已经显露出了人与人的联结，但是这种联结比较脆弱。主播跟受众见面多，可是他们较少直接介入内容。嘉宾介入内容，但他们一不是内容本身，二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较少。门户网站时代，受众关注的人就是内容本身了。受众可以固定关注某些人的新闻，这种情况在娱乐新闻中最常见，但是这种关注是单向的。到了博客进入大家的视野后，博客把这种联结双向化了。传播方可以直接且即时回答被传播方的问题。在此提一个点，它在互联网上发展此时开始逐步成熟，并且渐渐主宰了各类社交产品背后的逻辑，直至我写下这句话的2025年也没有结束。那就是一旦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强联结，传播方对被传播方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参考一下另一个领域的例子，传销刚刚传入中国时，培训销售员都是如何宣传产品，后来培训销售员讲的都是先跟销售对象聊人生聊理想。认可产品只是人与产品的联结，认可三观那就是人与人的联结了。
写博客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人们总还是要坐到电脑前，相对正式地写下一长串字。人们阅读他人的博客，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与他人相联结，但是依然难以称得上是认识一个人，因为这些精心写就的文字就像是一个面具，遮住了作者的真实面貌。确实也有人因为文字而爱上一个人，可这毕竟是少数。大段的文字和线下的真实生活，单是在样态上就相去甚远。
社交媒体诞生的标志，在国外应该是Facebook，后来那部有关它的电影直接就命名为《社交网络》。在国内，或许可以说对标Facebook的校内网是社交媒体诞生的标志。这些社交网站和博客根本的区别在于，博客强调我想了什么，这些网站强调我是什么。人们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展示自我。这既得益于互联网产品逻辑的变化，也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一步一步，文字、照片、我爱听的歌曲、我爱看的电影、我和我的宠物，等等等等。
一方面，社交网络在内容上越来越像人们生活中样子。我看到的不再是某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或者至少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其他人完整的样子。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在使用方面也越来越像人们生活中的样子。随着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社交网络开始跟手机结合了。
在开心网最火的时间，王一琳曾经问我twitter好在哪里，他觉得开心网用用蛮好的。当时的我只知道twitter的大概特色，不知道具体的样子。我只好随口一说，可能用短信可以随时发，不像开心网要坐在电脑前用。我用手机发过一次微博，要发送到一个很复杂的号码上。发完后我还特意打开手机网页版微博看自己有没有写错。整个过程很繁琐，但是我确实把一时的念头分享了出去，理论上分享给了整个互联网。上网不再是我们生活中一件特殊的事情。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微博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它从名称到定位都像是博客的延续。微博的样态有点像大众传播，只不过相对于传统媒体，微博时代传播的出发点是一个一个人。位于传播的中心点且影响力较大的人被称为“意见领袖”。其数量远非传统新闻媒体的数量可及，内容也更多元。很快人们发现，意见领袖的所能覆盖的人群并不输给传统新闻媒体。
关于这一点，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网络事件。我觉得它既是一个微博大众传播的例子，又很好地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荒诞。以下便是这个例子：
提问：如何在十个字以内描述出非常危险的场景？答案是“谢娜微信登不上去”。
如果各位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也是正常现象。在社交媒体年代，圈层与圈层之间的障壁变得比较厚，在一个圈层里火热的事情，在圈外可能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简单说明一下。在某一刻的微博热搜上，排名第一的是“谢娜微信登不上去”，排名第二的是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馆。第二的这件事表明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在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上无疑是重大事件，而且它是全世界关注的事件。热搜排名能够超过它的事件在危险程度上恐怕已经难以用言语描述。
正在微博蓬勃发展的时候，网络生态悄然进入了下一阶段。随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即时聊天软件成为了几乎人们日常生活的标配。对于老网虫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的诞生甚至早于微博乃至博客。在普及率不高的时候，它只是年轻人标新立异的标志。这时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些聊天软件上加入了一个又一个群组。这些相对封闭的社交软件和以微博为代表的公开性社交频道结合在了一起。那一个个由点发散出去的意见领袖对受众的双向传播进化成了一个个蜘蛛网。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粉丝群。围绕在一个个意见领袖周围的人不再只跟意见领袖产生联系，他们互相之间通过各类群组形成了社群。他们不仅互相交流对意见领袖的看法，还会交流自己的生活。这种蛛网形态比起之前的单纯发散更为稳固。即便有一天，位于中心的意见领袖不再活跃，社群依然会留下来，或许规模会变小，但是其稳固程度十分惊人，甚至某些时候比线下还稳固。普通人在线下多数时候依然是两三人或者四五人的社交，然而打开微信或者QQ或者类似的软件。在那些群组里，可能二三十人都算少的，二三百人的群都很普通。试想一下，如果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定期聚在一起搞一些团体活动，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非常牢固。线下活动毕竟受时间场地等的影响，在线上，虽然可以进行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可以更加频繁地组织，以此维持成员的参与度和粘性。
除了网状结构外，因为技术，我们可以随时随性的分享和自己有关的东西。这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种感觉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随着载体变多，图片和视频的占比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明显。人与人在互联网上不再隔着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的文字，没有了那种陌生感。如今这个时代，是我们前所未有地能全面了解一个陌生人的时代。我们相信因为即时的分享，这种了解没有了伪装，人人都能呈现自己真实的面貌。曾经有一句关于互联网很有名的话：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我已经很久没听人说这句话了。
从无人到有人的背后是新闻传播方式的改变。新闻媒体从平面进入电视时代后，媒介学者对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多有批评。在这一方面，社交媒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些电视里还不好意思使用的传播方式，社交媒体都干了。在此基础上，社交媒体加入了互动性，让受众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觉得自己是在和人交流。电视和广播媒体的传播性质决定了它们都做不到这种强互动性。不过这些参与度和黏性并非全然针对内容本身，更多是在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传播方式改变的这个过程逐渐证明所谓对理性和事实的追逐更多是因为公共渠道的信息娱乐得不够彻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极度娱乐化的网络，传统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娱乐化的结果之一是人们重形式轻内容。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人们重的不仅是形式，更是个人，内容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减轻。如今在新闻传播的环节，传统新闻媒体都被边缘化了。传统新闻媒体缺少了关注也就缺少了广告收入，又因为新闻传播又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所以社交媒体使用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内容，极少支付费用。结果就是传统新闻媒体两头都收不到钱，只能从内部缩减开支。
十一、再无权威性
传统新闻媒体最早是精英的平台，因为在过去，能读报意味着认字。在文盲率还较高的年代，能读就筛选掉一批人。至于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那就到了下一个层级：能写。有了这两道关卡，就注定了当时报纸的性质是精英写出来，次一级的精英读到，然后传播给普通大众。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写会读已经算不得精英的标准了。再加上广播和电视新闻也不要求受众一定要认字。如今说记者是社会精英且报纸的读者也是一定程度的精英，大概很难有人认同了。不过首先，当记者终究是有一定门槛的，在准备时间较少的情况下，流畅清晰地表达（无论是通过文字还是语言）并非多数人能做到的事情；其次，新闻内容依然是围绕精英的，普通人要遭遇重大事件才有机会上新闻，精英的日常活动就已经是新闻了。因此我认为，说传统新闻媒体是精英把持的平台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传统新闻媒体由三种精英共同把持，他们分别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这三者动态地相互制衡。知识精英就是指记者编辑等负责生产内容的人。政治精英是指具有政治权力的各种人（只要他们需要或者能影响新闻媒体）。财富精英是指媒体集团背后的投资人或团体，还有各种广告商。新闻中报道的精英则未必在这三种之列。
传统新闻媒体在传播新闻之外，随着竞争的需要和受众的需要引入了各种软性内容。此类内容通常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它经过编辑，也就是知识精英的筛选，所以即便是大众产生的内容，例如读者来信，也代表了精英化的倾向。很多普通人以能在报纸上发文为荣，因为对于大众来说，报纸代表了精英群体，进而代表了专业性和权威性。
简体中文互联网开始普及，进入微博时代后，在一些人的想象中，互联网，尤其是谁都可以写的博客，可以冲破由三种精英把持的传统新闻媒体在社会上的垄断，进而防止这三者联手，站到大众的对立面。在同样的想象中，这些以文字为主、理论上比电视要理性的内容再通过后来发展起来的微博被广大网民看到，形成一种大家共同参与理性讨论的理想情境。
这种想法并非孤立而生，也跟网站鼓励博客有关。当技术足以支持门户网站时，我们迎来了海量信息的社会。海量信息的基础其实是海量的存储空间。终于当存储空间大于传统的内容后，网站想到了用户生成内容。于是传统的新闻和专栏之外，网站开始把博客搬出来当作自家差异化竞争的重要阵地。相比邀请社会上也已成名的人签约写专栏。推出用户自己的博客，既能充实相对软性的角度，又能省下支出。在这样的趋势下，博客在社会上走红，同时诞生了一批人从草根变成网络红人。
实话实说，这样的想象确实很诱人，但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所谓的全民协商充分讨论的时代从未来临过。在理想中，大家在网上看到公共领域的事情，能够有所克制地发言，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讨论的领域了解多深，在阅读其他人的讨论中能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根据具体情况自我修正，发现他人的了解比自己更深更全面就自动转为看客将空间留给发言更有价值的人。且不说这些要求看着像是圣人的自我要求。海量信息时代，每个人每天接触的东西已经多到传统社会无法想象，指望个人对这些东西都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这是极其不现实的。指望个人不对自己看到的东西下判断，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违反了人性。曾经对于所谓互联网能唤回理性的诉求跟互联网的发展方向相背道而驰。那种似有似无地网络理性大辩论依然是带有精英主义的想法。相比传统新闻媒体，这算是更广泛的精英在更加开放的平台进行讨论，大众知道自己是大众并且安于当大众，只负责站队助威。
站在此时此刻回看，即便是这种依然偏向精英的想法也遇到了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定义精英的方式不正当。精英的标准是什么？学历、官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参考，但它们不是绝对的。再说，前述的分类方式又落入了和传统新闻媒体被三种精英垄断类似的局面。在微博时代，这个标准变成了关注者的数量。这和传统新闻媒体似乎有些逻辑联系。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精英们产生的内容进入了大众传媒，其表象是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关注者数量多的表象也是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这个逻辑自然是有问题的，可是“粉丝”人数多少和是否为精英并不彻底对立，两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互相覆盖。我们确实需要关注者多的人来向大众普及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普及的知识终究不等于专业知识。这种以多少人能看到和听到为标准异化了专业性。由此开始，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某些领域的专业性被一再异化。其严重后果如今已经可以看到，具体放在后面再说。
承接之前门户网站鼓励博客的逻辑，社交网络平台刻意推动这种异化，突出在自己这里成长起来的意见领袖，甚至会每年将“粉丝”众多的号主聚集起来开年会。这种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意见领袖，宁有种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发声，或者是填补空缺，或者是从现有的领域分一杯羹，试试又何妨呢？万一就被很多人听到了呢？在此我想提一下简中互联网上的“公知”现象。到我写下这段的2025年，“公知”现象通过社交媒体呈现在大众面前已经十余年了。我不想评论“公知”这个词的发展，也不想牵扯到立场。我想回到一个原始的点。站在2025年反思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我认为曾经那些“公知”，相比2003年在报纸上联合发文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公”或许有余（互联网的触及人数应该不输给某份日报），但“知”绝对不足。“公知”这个头衔无论是自封还是他封还是互封，越来越如儿戏。最后强调一下，这与立场无关。
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平台的选择不妥当。对于公共话题的讨论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上，首先是因为这些媒体有数量巨大的受众，有足够的代表性，其次是因为它们在长久的专业运营中产生了权威性。社交媒体快速崛起后，在受众人数上能与传统新闻媒体比肩，大量精英入驻，似乎权威性也有保证。然而我前面说了，平台为了自身利益刻意定义符合自身需要的精英，进而动摇了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平台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还是个未知数。竞争一时呈现出一家独大的局面。很快，随着观念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生态呈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原先辉煌的平台被不同层面的后起之秀取代。平台转换首先是受众群体改变，导致平台代表性存疑。其次在新的生态下，所谓“精英”重新洗牌。有些人留下了，有些人被淘汰了。问题在于淘汰他们的理由应该基于专业性，不应该因为他们不会配好看的图或者他们不会拍吸引人的视频。无论报纸还是电视，尽管它们在选取内容方面一直会产生争议，但是它们因其公共性而可以被深入批判和检讨，这种检讨不仅针对内容本身，也针对选取这些内容的标准。社交媒体上内容的选择完全交给了用户，从最简单的转发数量到现在的大数据推送都是如此。个人的好恶不稳定且难以被检讨，其权威性便始终存疑。此外，平台为了应对更替的威胁，为了拉住用户，不可避免地在娱乐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简单来说，即便微博没有因为政治精英方面的压力而转向，在用户被短视频拉走后，还能成为理想中的公共讨论平台吗？如今，传统新闻媒体或许还保留了一些专业性，但是代表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社交媒体在专业性上始终有问题，随着各种平台先后崛起，单个平台的代表性也不再稳定。
十二、新闻媒体被掏空
新闻出来后，交给网络，交给意见领袖去用各自的诠释，带上各自的情绪进行传播。这就是现今的社会现实。正经的新闻报道少有人问津，大众更喜欢看各种长短视频，看一个个别人用轻松易懂的方式讲给自己听。这种讲述最好是饱含情绪，这样即便有些内容没有听清楚，只要抓住情感倾向也就可以了。在编辑专业性被消解，在传播环节被社交媒体取代，在专业性被异化后，传统新闻媒体还剩下的似乎只有单条新闻采访和制作。然而这一项也岌岌可危。同样是因为社交媒体，同样是因为移动网络的发达，精英们都有自己的账号，可以自己发声。传统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快和准就此没有了优势。关注这些账号的受众理论上可以做到几乎零时差。直接看本人的叙述还能有不准的吗？快这点上传统新闻媒体没办法比，采编流程难以省略。准这点上有很大的问题。然而我前面已经说了，普通大众连什么叫“事实”都未必能分辨得清，他们又怎么能在准上有要求呢？对于大众来说，所谓“准”，多数只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想象。
曾经不少人认为社交媒体时代进一步发展，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编辑以后，能够更好地节制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这种想法和网络博客能冲破传统媒体的垄断一脉相承。现实是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愈发不忌惮传统新闻媒体的监督。
人们称记者是无冕之王。记者能监督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并非因为他们怕记者。他们是对记者背后的平台有所畏惧且对其有所求。传统大众传媒时代，政治精英要接触到大量的群众必须要依仗大众传媒，也就是电视或者报刊杂志，其中尤其以新闻类节目的正面报道最佳，因为新闻类节目在大众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只能去各地举办活动。活动场子可大可小，但无论是几百人还是几万人，触及人数无法比肩大众传媒。举办这样的活动还需要花大量的钱。即便主办方有能力自己全程录像，也需要找到电视台去播放。财富精英的情况也类似。虽然他们可以利用财富来影响新闻媒体的内容，但反过来他们也需要在新闻媒体上做广告来扩大影响力，或者出现在正面新闻报道中来树立良好形象。通常来说，新闻媒体有区分度比较明显的广告部分。诚然，新闻媒体无法完全避免商业广告的影响，但是受众可以知道是哪些品牌用了怎么样的资源（整版广告还是半版广告还是头版广告？是一次性广告还是一段时间内一直有的广告？）在背后影响这个新闻媒体。也就是说，传统新闻媒体对于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的节制源自长期坚持专业而产生的权威性以及作为渠道的稀缺性。这两样如今都没了。
我们看到有些政治人物即使受到国内大多数全国性新闻媒体的反对，依然凭借社交媒体，绕开了这些传统新闻媒体，直接和大众联系，最终获得成功，让几乎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不依赖传统新闻媒体，就可以不用符合它们的传播规范。传统新闻媒体总会尽量让内容向中间靠拢，过滤掉极端的言行，或者至少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转述出来，对于存疑的表述会进行求证。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频道，这些政治人物可以用更具煽动性的话语，甚至用不必完全或全面真实的事情来吸引或巩固相对激进的支持者。
我们还看到财富精英对于传统新闻媒体的依赖也变少了。财富精英越来越不需要求传统新闻媒体报道自己，因为他们可以去和意见领袖合作。影响意见领袖的成本低多了，还没有传统新闻媒体那么麻烦。甚至有些财富精英可以开自己的社交账号，其关注度或许完全不输给传统新闻媒体。
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利用传统新闻媒体被边缘化反过来进一步控制传统新闻媒体。现在是传统新闻媒体对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有所求，希望他们不会绕开自己。其次传统新闻媒体不得不更加迎合政治精英来获得其相对激进的支持者的关注，或者更加迎合财富精英来直接获得生存所需的资金。
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是知识精英大量退出传统新闻媒体，这更加剧了传统新闻媒体被边缘化，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些人可能是新闻从业者，有很多新闻工作者在社交媒体时代离开了传统新闻媒体。他们有些是主动选择，很多人觉得在一个内容需要层层审校的地方会埋没自己，不如去社交媒体平台自己经营账号，更能展现自己的才华。还有一些是被迫的，他们因为新闻媒体营收下降，所以被裁只能另寻生路。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只要他们还想做新闻讯息传播工作，就会因为失去了曾经的平台，很难获得原先的地位。他们如果想在新的竞争中胜出，只能把情绪输出放在第一位，用娱乐化的方式去工作，而这与他们原来的工作方式背道而驰。有名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新闻，这对新闻是一次伤害，他们走向新闻传播专业性的对立面，这是二次伤害。
还有一些人不是新闻从业者，他们是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发表内容的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当传统新闻媒体给的酬劳越来越少，网络流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时，他们也转向了社交媒体。在这里，没有版面限制，没有编辑删改，没有嘉宾时长制约。看起来只要自己的内容精彩，表达方式合适，就能获得相应的酬劳。这种酬劳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也是社会地位方面的。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规则下，他们如果沉湎于对流量的贪婪，就必须不断去迎合受众。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些人追逐流量，有些人被淘汰，还有一些人看到了其中的问题，选择退回自己的领域，不和大众接触。
十二、在极端上渐行渐远
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在典故中，只要有三个人说街上有老虎，国君就相信了。如今我们在一个社交软件的群组里，别说三个人，三百个三千个人都轻而易举。我之前讲了，人与人的连结远比人与内容的连结要稳固。如今不像二十年前，我们不再将网友视为陌生人。因为社交媒体的繁荣，只要稍微花点时间相互了解，网友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熟人了。许多群组本身就由对某些事情抱有相似态度的人组成，在其中几百几千个熟人说着一样的事情，表达一样的观点，其影响力完全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在中学时，网吧里最流行的游戏叫《反恐精英》，班里男生出去玩，经常是十个人上下到网吧去玩《反恐精英》。多年之后，我和王一琳坐在餐桌边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两个都不喜欢玩《反恐精英》，我们在网吧里开心地喊叫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合群。十几二十个人尚且如此，几百上千个人的结果不言而喻。
传统社会中，人们基于地理位置结成社群。家人、同学、同事，都是地理上离得近，但未必有相同的爱好或者相同的观点。从小在一个地区长大的朋友可能因为一个给人打工，一个自己开了小工厂，结果是一个人支持左翼政党，一个人支持右翼政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一个地区长大的朋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都支持自己所在地区的球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上英国人觉得见面聊政治不见得妥当，所以他们把足球当成社交话题。
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使用社交软件为的是社交，进一步说，为的是获得社交满足。比如说靠自己的口才和见解成为人群的焦点，比如说通过和有近似观点的人交流来获得归属感，比如在对其他群体的批评中看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我的中学时代是社交媒体时代，我可能就不用在网吧里跟着同学假装开心地玩《反恐精英》。我根本不需要去迎合班级里二三十个男生。在网上，我可以轻轻松松找到成百上千和我一样玩不好第一人射击游戏且喜欢慢节奏角色扮演游戏的朋友。我们可以聚在聊天群组里说那些人心中只有胜负根本不懂游戏的真谛，说《反恐精英》里没有角色也没有剧情，只有品味差的人才会喜欢这种游戏。
武断一点的话，我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网络发达的社会里，不存在孤独的正常人，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小众团体。
在社交压力下，我去迎合周围的潮流。这种表述显得十分负面，可是我想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一段将小众爱好闷在心里的岁月，让我去自省自己与别人的区别，让我不会无保留地认为自己不知从何时产生的偏好就是正确的，也不会直接认为别人的偏好就是有问题的。
社交软件融入日常生活后，开始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传统生活。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有所保留，避免做出极端的表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担心自己显得不合群。在网络社群中，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因为看法相近才聚在一起，因此面对面时候的我们认为的极端在这里可能就不显得极端了。只要有一个人踏出第一步，其他人也会开始倾向于不再隐藏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集会活动（例如政治性集会或者球迷聚集起来看球）中情况容易失控，因为那个场合中，人们知道周围的人和自己看法观点相同，不怕因为自己过于极端而不合群。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经常参加这种性质的集会，但是在网络上，在群组里，每一天都可以有类似的活动。如今很多人对于线下人际交往越来越敷衍。一方面是网络生活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不用隐藏自我”“释放天性”“畅所欲言”等等说法太吸引人了。我想说的是，在传统新闻媒体占据了大众传媒的时代，个人受到的压抑确实更多。如今，我们缺少的可能是合理压抑自我的训练。
有人说社交媒体在撕裂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撕裂这个社会。人际传播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低效。在有了大量选择后，人们依然进入了自己的舒适圈，并且说服了自己。坚持与自己相左之观点的人是在信息茧房里出不来，和自己观点相似的人就是在开明理性。如今有人提及撕裂社会，一般指的是在公众在公共议题上出现极端化。在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领域，撕裂可能更加严重。我说的这个领域是大众文艺审美，在这里，情况和公共议题略有不同，撕裂发生在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之间。
大众文艺主要是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等。和传统新闻媒体的情况类似，这里面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也各司其职。政治精英负责把握意识形态的大方向，知识精英负责产生以及批评内容，财富精英负责提供制作内容的资金以及将内容推向市场并从中获利。在传统新闻媒体的年代，对大众文艺的批评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类批评本身不是新闻，但是它们能和大众文艺的新闻——例如新片上映等——结合。大众文艺评论是报纸副刊最喜欢的内容之一。传统新闻媒体可以用刊登哪些文艺批评来体现自己的档次，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微妙地表现自己的立场。这属于我之前提到的传统新闻媒体种编辑的权力。
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并非绝对对立，它们有交集，有差异，表现形式不一样。精英审美更加深入，更具有批判性。大众审美则比较片面，通常停留在形式上，情绪上，而且更加渴望获得认同。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精英审美占据了传播渠道，大众审美有绝对的人数优势。双方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背后也是大众文艺作品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的平衡。
审美是人通过生活经历得出的结果，否定或质疑一个人的审美往往意味着否定或质疑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在普通的社交互动中很难立即改变他人的审美。我和王一琳认识了二十多年，我们在聊到各自喜欢的电子游戏时，最好的结果就是彼此心照不宣地不再聊下去。人也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审美观点。这种改变虽是受了外界的影响，但必须转化为自发的。这种转化通常是从权威的或者从众的。从权威的典型例子便是在学校受教育。刊登在传统新闻媒体上的文艺批评便是精英审美的体现，它因专业性而产生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并不一定来自内容本身，也来自大众对媒体的认知。另外，大众虽然在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但不能准确地了解和自己审美相近的人有多少，因为人际传播的效率太低了。传统新闻媒体在人们的认知中代表了舆论，象征着多数人的观点倾向。基于这两个因素，大众个体发现传统新闻媒体上精英审美的观点和自己不一致时，可能发生前述改变审美观点的过程。
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因为新闻媒体的性质，大众难以去跟精英互动。这和老师教学不一样，老师可以随时了解学生的想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或者纠正学生的错误。另外，大众对审美观点的自省和修正是一个私密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过程。因此，精英在面向大众提出自己的审美观点时负有很大的社会责任，在提出具体想法时应当理性，避免极端。其次精英审美也要考虑大众审美的需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电影界既有中国电影金鸡奖，也有大众电影百花奖。
这种平衡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互联网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影打分评论的网站以及知识精英退出传统新闻媒体。
首先是大众在各类电影打分评论网站里意识到自己是多数，他们便不再将传统新闻媒体视为舆论，也不将它们视为从众的方向。现今社会关于文艺作品好不好的讨论，几乎沦为有多少人爱看，或者说有多少人给它打出了五分或十分（视满分为多少而定）。
其次是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一再被消解，从权威也不再以传统新闻媒体为对象。
第三是知识精英退出传统新闻媒体代表的大众传媒，或者在市民社会中偏安于边缘地带，或者在社交媒体上一定程度地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性。前者对大众基本没有了影响，后者的境遇和传统新闻媒体相似，在失去了让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有所忌惮的相对独立的平台后，他们也变得十分容易被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直接操纵。此外，他们为了获得流量，必须去迎合大众。这让这个时代大众的从权威本质上还是在原地踏步，因为是这些精英在向大众靠近。从形式上看，这或许符合了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是我认为他们在专业性上的弃守让他们实际上越来越难被称为知识分子。
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的撕裂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这不是因为精英审美就比大众审美好。实际上在精英审美中出现好或坏这样的简单定义，远比在大众审美中要少得多。市民社会中精英审美的缺位就意味着批判的缺位。审美若是没有了批判，就不会发展。和大众直觉不同的是，批判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而是为了辩证地接受和发展。两千多年前，贺拉斯认为应当尽量从旧有的题材里改编文艺作品，现在一个高中生也能指出这种说法的局限性。这并不一定是因为现在高中生比贺拉斯更聪明或更有见识，而是因为我们对贺拉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且将批判后的观点应用于教育，应用于文艺创作。
政治精英不太直接影响大众文艺，只在关键意识形态的层面出手。过严地从各种意识形态层面影响大众文艺，会阻碍其发展。也就是说，只要不逾越意识形态的红线，如今大众文艺基本上全由财富精英掌控。这种掌控既体现在内容创作上，也体现在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上。在社交网络时代，个体依据各自大众审美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个稳固的小群体，群体内部则呈现蜘蛛网的结构。这完全符合社交媒体的架构，同样的，大众审美也倾向于人对人的连结，而非人对内容的连结。这样的结构符合财富精英的利益，即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在没有了精英审美观点下的文艺批评后，大众想影响财富精英时，就很容易直接诉诸关键意识形态，希望把问题上升在政治层面，甚至希望政治精英直接出手。这种例子过去数年比比皆是，例如片面要求政治正确方面的多元化，例如动辄要求封杀所谓的劣迹艺人。这种做法也被财富精英利用来互相竞争或者个体用来捞取利益。
十三、时代变了，人心没变
我定下“与社交媒体共存”这个标题后，第一个想的问题是社交媒体上所有的行为都有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接下来，我试图去定义这些有问题的行为。如果我成功了，后面一切都好办了。我可以尝试去解释这种行为，并对其提出批评，呼吁大家停止。结果是我失败了。我无法明确定义出有问题的行为，因为它太碎片了，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我很想简单喊一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号召大家远离互联网，可是我内心知道这样不对，也不现实。互联网是一种技术，它的发展代表了技术的进步，给了人很大的便利。在我写这篇文章时，遇到不确定的事情，可以随时上网搜索，无需去图书馆办证借阅。互联网也的的确确让一些被传统新闻媒体忽略或者没有空间报道的东西被人们看到了。更多的人从事互联网发展衍生出来的行业，生活变得比以前好了。人心也没有不古，我们干的还是以前那些事情，只是手机、移动网络、社交媒体等介入了。多年前，人们还在区分所谓的“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这个分类现在已经没意义了，“网络生活”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前文多次表达过，人心没变，只是技术变了。曾经没产生社会问题的事情如今导致了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依然由情绪主导，用粗糙模糊的方式存储记忆。我们每天接收大量不是事实的信息，我们的大脑也习惯于储存这类信息。因为精确地记住事实给记忆的负担太大了。我们一直在通过个例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然后贴上标签分类，并在记忆中储存这些结论。
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个人对我很热情，第二个人对我很热情，第三个人对我也很热情。我就得出结论，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如果情况反过来，我就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冷漠。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这三个人的出现是不是随机的。也许我去的是旅游景点，那这里的人可能多以接待游客为生，热情反应的是他们赚钱的方式，而非他们的本性。也许我面带凶相，陌生人看到我就是倾向于离我远点，或者尽量不跟我多说话。
我们除了会轻信自己归纳出的结论外，也很容易相信熟悉的人帮我们做的归纳。王一琳第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我请他吃饭。我问了大家都猜得到的问题：加拿大的生活怎么样？王一琳的答案是“无聊”，他还补充了一句，“大家都这么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接着，我们就换了话题，加拿大在我的记忆里就被贴上了“无聊”这个标签。或许我对这个答案有些狐疑，但是我又没去过加拿大，而且我没有道理质疑自己的好朋友。
理性地想这件事情。王一琳只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城市生活工作，他的经历到底能不能准确反应一个国家的特点？再追问一句，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特点吗？进一步分析这件事情，王一琳自主选择在一个无聊的地方生活了许多年，从只身去工作，到恋爱，结婚，生子，生二胎……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王一琳严谨的回答应该是“不好说”，然后辩证地给我讲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这只是餐桌旁的闲聊。即便他真的准备了演讲稿想给我全景式的介绍加拿大，我也可能及时打断他，然后叫他用一两句话总结，因为我只是希望有个简单的结论，而不是真的想了解加拿大怎么样。
人际传播的信息就是这般不准确，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这通常不是人们有意为之，而是出于传播便捷的需要所做的取舍。人际传播曾经很低效，正因为这种低效，不准确的信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王一琳告诉我加拿大无聊。回到家以后，我告诉我妈，王一琳说加拿大很无聊的。然后我加上自己的补充：“想想也是，那么冷的地方，估计没什么好玩的。”这样一条信息传播链到这里大概率就断了。至于加拿大究竟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妈和我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去加拿大。对我俩而言它只是一个地理名词。我们对其他人几乎不可能产生影响。
在社交媒体时代，情况完全不同。有了社交网络，人与人之间不仅可以随时随地传播，而且可以一对多地传播。那些本来不会产生影响的无害信息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威力，然而我们在生活中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谨慎。在手机上，在各种社交类应用程序上，我们依然肆意地使用原来的沟通方式。大量的信息本都应该是“我觉得……”。例如，我觉得这是部烂片；我觉得王一琳是好人；我觉得加拿大很无聊，等等等等。然而我们说出来几乎不会带上这个“我觉得”——这是部烂片；王一琳是好人；加拿大很无聊。
当网上开始有人讨论粽子的甜咸时，我意识到社交网络时代对人际传播的影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应当放诸四海皆准。其实我们一直是这样，只是这在传统社会也不会引起问题。习俗通常基于地理位置，周围的人一般都吃甜粽子/咸粽子。即使自己不好这口，那也是因为自己是例外，到了端午节象征性吃一两口应付一下就过去。好在甜与咸的选择非常直观，而且只是浅层的个人偏好。最终这个话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如果人们真的聚集在某种复杂的且可以延伸的话题之下，围绕两个意见领袖形成两派，结果就不会这么简单了。比如说，我和王一琳开始了论战。我们各有支持者。先强调一点，有些争论本就是不可能出现一方说服另一方的结果，所以我们俩互相争论会一直持续。我们的支持者在网上不可能只是为我们加油，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补充论据和论证，甚至与对方的支持者展开次一级的论战。当我们各自的支持者到了一定数量以后，每天的信息就不是一个人能消化完的，而且随着人数变多，争论的内容必定质量下降。由此，我不可能在反驳王一琳的同时，再去反驳他的支持者的言论，既没精力，也没必要。于是，我的支持者开始帮我去反驳对方的支持者。通常来说，支持者相比被支持者，在论战相关的方面会逊色一些，而且支持者也要面对被支持者所面对的情况，即无法去一一反驳对方的言论。于是我的支持者就会给王一琳的支持者贴上所谓“王一琳粉”的标签，并且宣称王一琳的支持者都在胡说八道。前面说了，此时的论战质量几乎必定下降，要在对方阵营里找出几条荒谬至极的言论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这么做，大家都能以最轻松的方式获得胜利。虽然说这可能只是心理上的胜利，但是多数人所希望的本来就是胜利带来的心理满足感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社交满足感。至于王一琳的支持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既然他们已经是一群胡说八道的人了，既然他们已经被塑造成“敌人”了，那何必还要去关心呢？
这样的情况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不可能发生。这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更包容，而是那个时代我们接触不到那个多与我们人生经历不同的陌生人。粽子的甜咸之争究竟是个人偏好之争还是意识形态之争？或许只是因为在传统新闻媒体的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撑把一种偏好意识形态化。传统新闻媒体的空间有限，不会纠结于粽子口味这种琐碎的生活细节，即使是大型话题，也只能呈现出我和王一琳两个人争论的内容。我们各自“粉丝”可能产生的低质量甚至谩骂的内容几乎不可能大规模传播。甚至我们的“粉丝”也不会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是一个阵营的。
社交媒体时代，在直播圈，如今的生态是花了钱的内容就可以得到展示。平台会用显眼的方式给其他人看到，直播主也会与付费的留言互动。我相信大多数直播主会过滤不良信息，但是从平台规则以及主播收益来说，终究是以花钱与否来决定信息是否展示。我想只要还有点理性，都不会认为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信息的价值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更加荒谬的事情——无论支持我还是支持王一琳，理由可能千奇百怪。支持王一琳的人也许因为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许因为觉得我是个死胖子，看着就让人讨厌；支持我的人也许因为初中时抢了他女朋友的情敌恰巧也叫王一琳。只要人数多，一切皆有可能。支持或不支持本身可能不是理性的结果，但是人们会给自己寻找理性的原因。有些人讨厌王一琳，见识和能力不足以让他从理性层面找到这种讨厌的理由，我或者我的“粉丝群体”就成了他们的理由。例如，讨厌王一琳的人可能会说服自己我的论点论据论证更有道理，也可能说服自己支持我的人比较友好。
前述这些现象还不是近在眼前的问题，最迫切的是一批人发现了其中的规律，然后刻意利用它，例如说饭圈的运营。
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极端饭圈行为对秩序的危害。法律也对此做出了规定。然而法律只能约束人们不突破底限，在底限之上的空间实在太大了。一般人只知道假新闻造谣的危害，却不了解仅需一些文字诱导就能让人的想法产生偏向。即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正常地表达意见，我们的社会在很多议题上也变得撕裂。设想以下这样的情况，王一琳在公共议题上的表达获得了许多人支持，他出名了，成了公众人物，很多人夸他讲得好，人很正义，等等。然后，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他，无论是文字还是播客还是长短视频，这种批评涉及他的观点，也可能引申到他的为人。假设，王一琳表达的是支持女性的观点，那我就指出他观点的漏洞，进而可能指出所谓的“真相”是王一琳以前不尊重女性，他现在的表达都是虚伪的表现。按照如今的说法，我是蹭王一琳流量的黑粉。这种说法主要建立在两点上：一，我只攻击王一琳，不攻击别人。二，我只攻击王一琳，不是客观评价。对此，我的解释是，我只针对王一琳因为我了解他，这是我负责的表现。我只批评他是因为我全网都在夸他了，不缺我一个，我尽力在大的层面维持平衡。看起来，“黑粉”的行为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不预设黑粉的立场上，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如今各大直播间里动不动就提黑粉，但究竟什么是黑粉，我们可曾认真想过？
社交媒体账号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还没有清晰的界线。虽说很多社交账号以个人账号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收益是建筑在公共性之上的。尽管如今的法规对所谓的“大V”多了一些限制，但还是以个人账号来对待。也就是说，只要我不刻意造谣，我对王一琳的攻击就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至于我是否侵犯了王一琳的名誉权，那只能由王一琳自己来告我，并交给法院裁定。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以公共媒体的标准来要求如今某些社交账号，它们可能几乎全都经营不下去，例如，传统新闻媒体要对事实有更加严格的核实查证流程，传统新闻媒体在内容产生和发布的流程更加复杂（报刊的“三审三校”）。讽刺的是，传统新闻媒体如今在和社交媒体的竞争中，自己都无法完全符合标准。在一些人口中，常常有“官媒认证”这样的说法。去追根溯源，往往是官媒集团下属网络媒体上某个子频道转载的文章。也就是说，“官媒”也无法靠自身的能力去完成网络时代内容的数量。
十四、写不下去的句号
20世纪八零年代末，肯德基进入了中国。美式炸鸡和传统中国口味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它们颇受小朋友以及年轻人的喜爱。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中国社会才逐渐开始意识到高油高糖的食物对健康并不好，吃的时候应当有所节制，要依靠健身锻炼来抵消摄入的高热量。
社交媒体就是如今的肯德基。和传统社会的信息传播相比，社交媒体让人在娱乐和社交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大家不分族群，只要有手机，只要有网络，就能随时大快朵颐这份娱乐与社交的炸鸡。我们第一次能近距离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方方面面，也第一次能被陌生人看到自己的方方面面。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如此受到重视，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点也不孤单。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我们才会普遍意识到社交炸鸡也会引发问题——我们的心理问题，还有社会的健康问题。有时我更加悲观，因为高油高糖吃多了，三高是在自己身上。然而，我的粉丝们在自己的圈层里天天骂王一琳及其粉丝，如果有一天引发了极端事件，受到伤害的可能是王一琳的粉丝。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太快了。人们还没消化完网上海量的文字信息，传播方式就从文字进化到了音频，进而迅速到了视频。如果只是看形式，我们或许没有时间去适应某一种媒体形式了。如今近在眼前的挑战就是人工智能介入内容创作，至于未来究竟是什么样？谁又能知道。
我花了一半的篇幅去说明新闻学里面的概念。我知道这些内容有些枯燥，但是当我动笔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把希望放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希望新闻报道对于事实的标准能成为如今海量信息社会里一个基准点，成为一根定海神针。写到此时，我几近绝望。如今社会上对新闻媒体一片嘲讽。这其中有误解，有无奈，也有新闻媒体自己不争气。
无论如何写，无论如何提高新闻写作的能力，新闻的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以中文来说，新闻必须用一些我们日常不太用的表述方法来客观叙述发生的事情，但又不能用过于冷僻的字词和表述方法，因为大众传播要保证大多数人能快速看懂。这种矛盾导致了新闻既不是生活化的语言，也不能算文学化的语言。我想正因为新闻这个先天弱点，从学校老师到报社编辑都在强调新闻的可读性。
新闻不该有倾向性，这点毋庸置疑。然而，首先媒体很难没有倾向性。此外，在这个情绪过剩的社会中，我看到许多人自认为理性客观，然后认为只有向着自己的观点才叫理性中立客观。在这个问题上只怪受众也是不公平的。有很多记者自己也在输出情绪，或许不是在供职的平台上，但是在私人平台上，我觉得也不妥。演员郝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是否会去直播带货，她回答：“我们不能伤害职业根本的东西。”我想借用这句话，送给所有还在拼命要个人流量的新闻人。
我并不想道德绑架记者。虽然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但我也知道整个新闻媒体行业的运营情况并不好。总的来说，它们除了被财富精英或政治精英深度控制的以外，还有为了吸引更多订阅明确表示倾向的，更有破罐子破摔不在意产出劣质内容的。我所在城市曾经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纸如今刊发出来的文章，要我说，可以用系统性摆烂来形容，质量差到即便是在我的大学新闻写作课上也会被老师退回去重写，然而它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了一份传统新闻媒体上。
我寄希望于传统新闻媒体，还因为它们有明确的公共性，不存在自媒体那样在公共性和私人性两端反复横跳，哪边有好处倒向哪边。在这个人人都能表达观点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些能够产出基本事实内容的平台，需要一些能够作为依据的事实。这种事实是新闻学意义上的事实，而不是那种“众多网友齐赞王一琳是个好人”。从新闻传播角度来说，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毫无意义。众多网友是多少？怎么定义这里的好人？一个人一件事，只要不踩到社会的红线，总是有褒有贬的。然而，就是这种几无意义的话，因为符合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正通过网络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传统新闻媒体日薄西山，可能靠不住了。即使靠住了，又能怎么样？如今，真正的新闻只占我们每天获得的信息的一小部分。这个社会早已不是以前缺乏渠道的样子了。新闻学对报纸语言要求很严，因为很多人在读报的过程中也在学习语言的使用，所以新闻是书面语中最简单的之一。现在，这个要求依然还在，但是文字聊天软件已经让我们的书面语口语化了。深的不说，浅的就比如短句化，不加标点或者胡加标点。新闻媒体现在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位置，它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
在以前，传统新闻媒体，或者宽泛点说，大众传媒帮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不在眼前的社会与个人。同时这些内容反过来也在塑造身为受众的我们。想想看，一个人对身外世界的了解，只要无法亲自去，那除了听人讲之外，就只能看媒体上的内容了。美国什么样？日本什么样？非洲什么样？为什么非洲一个大洲会和美国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并列？因为美国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非洲要给我们留下印象，只能是多个国家聚在一起才行。这确实是传统新闻媒体传播的局限性。我也曾以为等到媒体渠道变多了，信息多元了，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如今的发展似乎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角度确实多了，而且相比于新闻媒体呈现出的表面样貌，社交媒体呈现出了更多主观的内在的信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有能力通过多种角度看到一个陌生的社会或者个人。然而，社会没有变成我曾经以为的样子。我们对陌生社会或个人或其他一些东西的认识从相信新闻媒体的单一描述，到了在各个渠道上根据人数来判断。十个人说王一琳是好人，就我说他是混账。那有问题的一定是我，一定因为我是个黑子，嫉妒他的努力，蹭他的流量。专业性和权威性越来越少被考虑到。另外有一个因素是这个社会只有十一个人评价了王一琳吗？有没有内心做了评价但没有表达出来的？有没有没有被看到的评价？如今有了大数据算法的帮助，整体情况更加难以把握。当然，很多人会说王一琳是不是好人关他们什么事？那是因为王一琳不够有名。把他换成另一个人、另一件事或者另一件文艺创作的产物呢？当这个人、这件事或者这件文化产物流行到一定程度，当身边的人和网上的人（尤其是网上的人，因为身处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在网上接触到的内容已经可以让身边的内容忽略不计了）都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时，不要说反着讲，哪怕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这个人、这件事或这个文化创作的产物对自己而言是薛定谔的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终，终于不是单一的大众传媒影响了我们，而是成了一个个小的社交媒体传播网影响了我们。我们看似在争取个性上获得了胜利，但其代价是牺牲了互相理解与包容。这个样子真的好吗？
我们上网真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吗？王一琳说他每天看很多视频，从风土人情到国际局势，再到财经发展。他关注了好几个流量不小的账号。我这个新闻系毕业生兼曾在报社工作过的人依靠过往经验和直觉接受的新闻对他来说不仅不新鲜，甚至相当无聊。我说他看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们传播学的前辈说了，这些都是娱乐而已。他反问我娱乐有什么问题，进一步问我难道我做的事情都有意义吗？我想到自己也时常因为短视频一看一个多小时而后悔不已，于是我无言以对。
知识精英大量退出市民社会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如今他们还能发挥巨大作用的领域在教育界。另一方面，人的意识形态很难被改变，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对我们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整整一代的时间内不可能消除。或许我们可以把知识精英的能量更多地投入到教育中去，既然对这一代做不了太多，那就从下一代开始？前面这几句话，我自己想着都没有底气。虽然我把标题定为“与社交媒体共存”，但是写到结尾，我只能承认我也说不好究竟该如何共存，因为人们没有变。贴标签是一种偏见，但是人们认识的起点就是偏见。千百年来，我们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理想来说，人认识事物始于偏见，却不应当终于偏见。然而在受到社会发展的局限，许多领域的许多话题如今还没有结论，甚至最终也有没有结论也不可知。人们的心理还很难接受这种没有结论的情况。随着信息爆炸，让人们接受大量没有结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
电视发展了几十年后，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其中的内容娱乐化且不可尽信。如今社交网络中一部分信息是电视娱乐化的延续，另一部分因为这个媒体的可互动性提供了用户的社交满足。乐观地想，或许几十年后（也许有电视经验在前不需要那么久）人们也能意识到社交媒体对社会和个人影响。在此之前，我想我只能希望人们如同对待摄入卡路里那样，以克制的心态谨慎对待社交网络带来的满足感。卡路里对于人来说不可或缺，但是我们，至少在中国社会，已经走过了热量摄取不足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