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名言的意思也很明显：要多关注社会实际问题，少空谈理论主义。
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心理咨询领域。本来我想说“多回答些问题，少谈些理论”的，但是觉得后半句狗尾续貂，毕竟心理咨询师要始终秉持着积极关注的态度，因此就行为而言，只关注“多做什么”就足够了，至于“少干什么”不如不说，否则不但无用，有时候反倒会使得本想少干的却保持了下来甚至增加了。
因此，我主张咨询师应该多回答些问题！
此处的“问题”指的是question。回答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我们自身实践不够的问题——problem。我经常跟学员说，一个外科医生在给别人动手术之前不可能先练习给自己动手术，但是一个心理医生却能，自问自答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比如，有个阶段我对“躯体化”很感兴趣，但我知道对于生理症状的心理解读绝非易事。于是，我便自我练习。
以下是当初学习（2005年）的记录。
·当你说“很累”“压力很大”“很痛”时，身体的哪个部位最先提醒你？
我的后脖颈。那里先是不舒服，不久那里的神经性皮炎就发作，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只要我的后脖颈一不舒服，我就知道最近有压力了，而一旦神经性皮炎发作，我就知道压力大了。
·你有没有某种情绪一来身体就会立刻反应的经验？
好像没有。我的身体反应比较迟钝。记得有位朋友跟我说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嘴唇就起泡（口唇疱疹），而她妹妹则是事情过去后大约两周口唇才起泡。我知道前者叫压力的及时型临床相，后者是压力的滞后型临床相。我却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临床相，都有些羡慕这对姐妹了。
·你觉得某个部位的紧绷，像不像一直在“替你扛点什么”？
我每次觉得身体的某个部位紧绷都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原因，因此我认定这是我本能的生理反应，似乎不是这个部位在为我扛什么。当然我也可能没意识到。
·如果这个疼痛会说话，它可能想告诉你什么？
我的右侧膝盖有时候走路多就疼，这是连续“暴走”导致的恶果。这种疼是在告诉我：走路要悠着点，注意保护腿，毕竟“人老腿先老”。
·你的身体是不是一直在帮你“守住”某些你还说不出口的情绪？
好像是，但我不确定。我知道我压抑着很多负性情绪，之所以我说是“压抑着”，是因为遇到同样或类似的事情时这种负性情绪就会出现，就像我遇到某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就会恐惧或愤怒一样，这是触景生情，是移情。
十年过去了，现在翻看当年的记录，方知道变化如此之大。请注意，我说的是“变化大”而没有说当年的记录不准确。本来，这样的提问就是“协助来访者理解紧绷、疼痛、疲惫等身体状态中所承载的情绪与潜意识讯息，帮其建立对身体的感知力，打通情绪—语言—身体连接”的，准不准远没有信不信或做不做重要。
我的体会是，回答这样的问题越多，对“躯体化”就会越敏感，就更容易与此类来访者共情。
当然，像我这样把问答用文字记录很重要，因为进步源于与过去的比较。
李克富：斯人若彩虹 遇上方知有
今天是教师节！谨以此篇几年前的涂鸦，向汪洋老师和“又新文化沙龙”致敬！
“又新文化沙龙”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希望我能参与一下。没想到，我头脑中立马闪出的竟是这句“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前半句说的是我心中的汪洋老师，而后半句则是对文化沙龙的现实映照。彩虹有没有和沙龙在不在，取决于是否遇上。
遇上是一种偶然，更是一种幸运！
我很幸运地遇上了，而且这种偶然发生在好多年之前。那时我还年轻，汪洋老师也像现在这样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模样。具体怎么和汪洋老师认识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第一次参加沙龙的场景却历历在目：拥挤的房间里给作为讲者的我留出一个宽敞的座位，汪洋老师就在卧室门口与各位沙龙成员挤坐着，还不忘招呼我吃面前摆着青萝卜。其实，我之所以对第一次印象深刻，主要原因是后边的每一次都和第一次差不多，比如招待大家的大都离不开一盘切成长条的青萝卜。
与我参加过的其他聚会相比，又新文化沙龙很普通也很朴素。青萝卜似乎是沙龙的标配，就像每位到场的都得签名一样。看得出来，大家都已经习惯，而习惯则意味着它有久远的历史传承和足以延续更久远的力量。
汪洋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个沙龙我没有问过，是什么动力促使汪洋老师能够把这个沙龙坚持了这么多年也不是我关心的。汪洋老师房间的布置和给我看过的照片让我断定汪洋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专业素养告诉我，每一个能够让人留下深刻记忆并最终付诸行动的故事，其背后的心理动因都不过是对既往一次或多次不幸事故的挽留或纪念。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我看来，所谓英雄，无非就是像汪洋老师这种从历次不幸的事故中活下来、走出来，并能活下去、走下去的人。我知道沙龙成员中多是文学爱好者，真心希望能够有人用写实主义手法把汪洋老师从事故到故事的转换告诉更多人，让更多人通过汪洋老师的故事，体味到：一来一去的平凡人生，在像汪洋老师这样的人身上竟是如此波诡云谲、与众不同。
我的专业是心理咨询，但在沙龙我跟各位成员分享的却更靠近文学。确切地讲，我想告诉更多人，文学是如何对我的专业和人生产生影响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分享的内容如何评价，但我能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在分享过程中自己精神的舒展。“舒展”不是一个普通语汇，它的专业内涵是：身处沙龙这样的环境，在汪洋老师和各位沙龙成员面前，我的安全感是充盈的。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证实，这种因安全感而呈现出来的精神舒展，对所有人的成长都至关重要。据说，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吃喝拉撒等生理需要，而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在安全感得到满足后，一个人才会有爱和归属感、才能追求所谓的尊严和自我实现。正因为如此，跟汪洋老师的接触和在沙龙的分享，于我都是一种充电和提升，每次都让我觉得宿昔有缘、可遇不可求。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体现在了我咨询过程中！（我有两篇涂鸦佐证：一篇是2017年12月11日的《 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另一篇是2022年10月21日的《人应该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我涂鸦过很多这样的文字，回过头来想想似乎都与文化沙龙有些关联。）
应该如何评价汪洋老师和又新文化沙龙的社会价值？这个问题我真的认真思考过，尽管没有答案。借此机会我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五十多年的人生的阅历让我体会到，一个人不能为了适应某种现实而压抑那些一直是生命根本的需求，不能为了适应现实而使自己陷入精神的单一、枯竭、分裂和破碎。但很多人似乎觉得不需要这样的体会和感悟。我从事心理咨询已经二十年，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文化重构、人格重塑的时代背景下，在当今对金钱和实利的信奉和追逐中，我深刻意识到：有相当多的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还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却又因精神的失落而产生出巨大的焦虑、苦闷和空虚。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感觉到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态度，把它视为物质的奴婢、肉体的附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所努力做的工作，以及又新文化沙龙的存在价值，就是让更多人有所领悟，给自己的独立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相信：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取决于内心的充实而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据说在人的精神家园里有个东西叫初心，它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不悲不喜。所谓精神追求，都是在向自己的初心靠近。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自己和汪洋老师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我和汪洋老师以及又新沙龙的各位成员都是寻找初心路上的同行者。
祝汪洋老师身体健康！祝各位战友更加奋发上进！
李克富：身体储存着我们的所有经历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来访者：他们带着明确的情绪困扰或关系问题求助，却说不清楚这些困扰的源头。这让我相信：即使的大脑已经遗忘，身体却忠实地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经历不仅被大脑记录，也被全身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甚至细胞所储存。当某个经历太过痛苦或难以承受时，大脑可能会启动保护机制，将这些记忆“遗忘”或压抑到潜意识中。然而，身体却保留了这些经历的痕迹。
创伤心理学研究发现，创伤经历会导致人体神经系统的改变，影响应激反应系统的功能。即使意识层面已经“忘记”了创伤事件，身体仍然会对类似的触发因素产生反应，出现心跳加速、肌肉紧张、呼吸浅快等生理表现。
小林是一位32岁的程序员，因持续的背部疼痛前来咨询。他已经看过多位专科医生，做了各种检查，但生理上找不到明确原因。
在初步会谈中，小林提到他的疼痛似乎在压力大时会加剧，但他不确定具体关联。当我询问生活经历时，他轻描淡写地提到自己有一个“普通”的童年。然而，我注意到每当谈到家庭话题时，他的右手会不自觉地按压左侧背部。
几次会谈后，我们尝试了身体感知练习。我请小林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疼痛区域，不加评判地观察任何浮现的感觉、图像或记忆。起初，他感到有些困惑，表示“什么都没有”。但随着练习的深入，他开始描述一种“被撞击”的感觉。
渐渐地，一段被遗忘的记忆浮现出来：大约7岁时，他因打碎了一个花瓶，被父亲推撞到墙上，正好伤到了现在疼痛的背部区域。这件事在他的意识记忆中被遗忘了，但身体却一直记得这次撞击的疼痛和当时的恐惧。
随着这段记忆的浮现，我们开始处理其中的情绪和信念。我帮小林认识到，他的背部疼痛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身体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和反应。通过情绪聚焦疗法和身体工作，小林逐渐释放了储存在身体中的恐惧和愤怒，他的背部疼痛也显著减轻了。
帮助来访者重新与身体连接，倾听身体的智慧，应该成为一名咨询师的基本功。比如身体扫描练习，即定期从头顶到脚底逐步关注身体各部位的感觉，不加评判地观察；注意身体反应模式，即记录在特定情绪或情境下的身体反应，寻找规律；结合身体的心理治疗，尝试如聚焦疗法、 躯体疗法等重视身体感受的治疗方法；通过身体释放情绪，即通过运动、舞蹈、按摩等方式释放储存在身体中的紧张和情绪。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博物馆，记录着走过的每一步、经历的每一刻。即使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而选择遗忘，身体仍忠实地保存着这些经历的痕迹。
医生出身的我，是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对身心整合的疗愈力量的信心的。现在我坚信，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身体的记忆，就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自己，实现更深层次的疗愈。
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不断讲述着我们的生命故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倾听这个默默无闻却极其忠诚的叙述者。
李克富：活现·唤起·具身
咨询室里的对话并不局限于言语。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感、被压抑的记忆、深藏的恐惧，常常会绕过语言，表现为活现、唤起与具身。
“对我们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我们倾向于和他人一起活现出来，在他人身上唤起，以及/或者去具身。”这句话有些抽象，实则揭示了人际互动中一种深刻的心理机制：当语言无法承载我们的情感体验时，我们会无意识地在关系中“演绎”这些情感，激发他人产生相似感受，或者通过身体来表达。
小杨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格外彬彬有礼。她说话轻柔，身体总微微前倾，似乎在努力表现投入。但几次会谈后，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每当话题接近她与母亲的关系，我会突然感到困倦，难以集中注意力。
这令我困惑：咨询中通常能保持专注的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重复过几次后，我断定绝非偶然。小杨童年时期，母亲常常心不在焉，对她情感需求的回应总是迟滞和缺失。那些渴望被关注却得不到回应的感受，小杨无法用语言表达，却在与我的互动中活现了出来——她重现了那种被忽视的关系模式，而我无意识地扮演了“忽视者”的角色，通过困倦和分心活现了她母亲当年的状态。
这就是心理治疗中的“活现”——来访者早期关系中难以言说的部分，在咨询关系中不知不觉地上演。
更微妙的是唤起现象。小杨不仅活现了童年被忽视的模式，还在我身上唤起了类似的感受。我开始注意到，与小杨工作时，我不仅会感到困倦，还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和自责，仿佛自己是个不够好的咨询师。
这些感受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是小杨内心深处的情感——她对自己“不够好”的信念，对引发母亲忽视的自责，以及那种无法改变关系的无力感。她无法直接诉说这些感受，却通过细微的互动方式，在我身上唤起了类似的情绪体验。
最令人惊叹的是“具身”现象。大约在咨询进行到第三个月时，小杨开始抱怨肩颈疼痛，各种物理治疗都效果有限。我询问她疼痛何时加重，她若有所思地说：“每次和您谈完话，疼痛似乎就更明显一些。”
我们开始探索这种身体感受。一次会谈中，当小杨再次谈到童年时需要“扛起家庭情绪重担”时，我轻轻问：“你的肩膀现在感觉如何？”她泪流满面：“像扛着千斤重担。”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多年来一直承载着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负担——这就是具身，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通过身体症状呈现。
随着咨询进展，小杨逐渐开始用言语表达这些体验，当她诸如“我希望你能关注我”“我害怕让你失望”“我常常感到无力”时，我们之间的活现和唤起减少了，她的肩颈疼痛也奇迹般地缓解了。
以上涂鸦，是想说明活现、唤起和具身的临床价值。它们是通往理解的宝贵途径。通过观察自己在关系中的反应，咨询师能够捕捉到来访者无法言说的情感世界；通过关注身体的表达，能够接触到那些被压抑的感受。
每个走进咨询室的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关系历史和情感世界。有些体验太早期、太痛苦、太复杂，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捕捉。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会在关系中活现，在他人身上唤起或具身于自己的身体。
咨询师的任务之一就是觉察、理解它们，最终帮来访者将无意识的演绎转化为有意识的言语表达。当那些被活现的情感能够被言说，被唤起的感受能够被理解，被具身的体验能够被解读，真正的疗愈也就开始了。此时，咨询室成为一个转化空间：那些曾经无法言说的，终于找到了语言；那些曾经只能在身体和关系中表达的，终于能够被直接诉说。这或许就是心理治疗最深刻的奇迹：将无意识的活现，转化为有意识的对话；将身体的诉说，转化为语言的交流；将过去的重复，转化为新的可能。在转化过程中，活现、唤起和具身就是指引我们通往理解的地图。它们提醒我们：人类的经历远比语言所能表达的更丰富，而真正的相遇，常常发生在言语之外。
李克富：当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
弗洛伊德的理论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少之又少，只是冰山一角。而我们能够用语言表达的，大都是能够意识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人活着就离不开表达，当然我们表达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人知道我们想表达什么。那么，对于那些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我们要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想表达什么，我们又是如何表达的呢？
专业书籍是这样说的：“对我们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我们倾向于和他人一起活现出来，在他人身上唤起，以及/或者去具身。”
我的粗浅理解或曲解如下——
第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演示。比如一个聋哑人想告诉我们他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给我们看。当然，这个聋哑人是能够意识到自己会骑自行车的。如果这个聋哑人在3岁之前被蛇咬过，长大后他就意识不到了，也就不会记得，但他却会通过诸如见到蛇就发抖、躲开，或者以见到绳子就害怕的方式，把被蛇咬过这件事或对蛇的恐惧，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同行认为我把这种方式称之活现（enact）是否合适。毕竟专业领域内，活现指的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来访者通过咨询师重现过去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是来访者在生活里与他人互动时自己的模式，也可以是与这个人互动的重要他人的模式——此时，他人被放到了来访者的位置。
第二种表达方式是通过唤起（evoke）。比如你很难过，但你意识不到，当然也说不出来，你就会通过让我难过的方式让我知道你的难过。唤起还有一种专业表达叫投射性认同。比如，我无意识地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就不是个好人，这是我把既往创伤导致的内心不安全感投射到了你的身上，于是我会对你的表现有各种看不惯、千方百计找你的茬，结果没过多就，你果真就对我不好了，你对我而言就不是个好人了。
第三种表达方式是通过具身（embody）。躯体化就具身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多小时候受过创伤的人，会在长大后以某种疼痛状而就诊，也有人可能表现为麻木。他们被淹没在自己的症状里，成为身体的囚徒。
总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我们会在和他人的互动中表达、会让别人替我们表达、会用自己得病的方式表达。
之所以敢于把我肤浅的理解或曲解涂鸦出来，是因为我认为在咨询室内，来访者如何表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访者想通过自己的表达告诉咨询师什么。
李克富：启动4-7-8呼吸法
很多人寻求心理咨询是为了获得某种自己不会的方法，以为有了这种方法就能够应对自己的心理问题了。这当然没错，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方法来应对甚至解决。
但在和来访者的交流中发现，他们所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当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根本就不去应用自己已经掌握的方法。如果你问为什么不用，他们会答，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无效或者不能迅速起效。
“他们认为”其实是“他们不信”的委婉表达。正因为他们不信这些方法有效或者总是期待着一试就灵、迅速起效，他们就不会去用；而不用，再好的方法也就不会起效了。
对于来访者不信的，我想在咨询的50分钟之内让其相信很难。此时，我会让来访者在咨询室内把已经掌握的先运用起来。经验告诉我，在咨询室内不能完成的，在咨询室外完成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无论是在咨询室内还是在咨询室外，我不敢保证“用”就一定有效，我敢肯定的是“不用一定无效”。
当听我这样说时，估计有人会认为我觉得让来访者“用”要比让来访者“信”更容易一些，这其实是误解。我让来访者先用，不是因为来访者做起来容易，而是在咨询室内我可以演示、督促和带动。
比如，4-7-8周期呼吸法，即一个周期是“通过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通过嘴巴呼气8秒”，如此重复四个周期（19×4=76秒）作为一组。之前我对于有焦虑症状的来访者几乎都安排这样的家庭作业，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成得让我满意，当然那些完成者大都反应效果良好。我很快就发现，那些没有完成者其实就是不信这个方法有效。
再啰嗦一次，在咨询室内让他们信，我是不敢保证做到的，尽管他们口口声声甚至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他们信。但是，我能在咨询室内让他们做，更多的时候我会带着来访者一起做。
做过之后，我再让他们谈感受。
其实，谈感受只是给来访者的一个表达过程，他们具体谈的内容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他们认为完成这一组练习的难度。现实是，由于他们在咨询室内完成了，他们都会觉得很容易。
让他们这样“觉得”很重要，但是也有弊端。
我会问：“你在做的时候，能够做到不走神吗？”
很多人说“能”。
很多人尽管说能，其实不能。
此时我一般就不会问了，而是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再连续做两组。
期间，很多求助者就会烦躁，不能完成。此时我会概念化，并能意识到之前的心理教育远远不够。我也会让来访者意识到，这看似简单的练习，坚持做起来并不容易。但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像在咨询室内一样回家后再做，就得坚持。
根据我的经验，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让来访者回家后像在咨询室内一样从最简单做起来，由他人帮助（监督）并给咨询师回馈；第二个是咨询师得有亲身体验，在来访者做的过程中与其交流自己的体会。
李克富：一次不成功的咨询
脱落，固然不等于咨询失败，但肯定不能称之为成功。我们能够通过一次不成功的咨询，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一个初二学生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状态”，在休学半年后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第一次见面，按照家长和孩子自己的说法，他的情绪或心理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了，觉得已经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因此准备在新学期开始时去上学。
我抓住“准备”二字，问：“‘准备’好了？”
母亲看着儿子，很是肯定地说：“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一家还在一起说起复学这件事，孩子答应开学就去。”
我问孩子：“是这样的吗？”
孩子点头。
我把目光从孩子身上扩开，看着这对母子，问：“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具体是怎么’准备’的？”
母子俩被我问的愣住了，沉默了好一阵子，母亲才说：“就是开学一定要去，不能在家待了。”
再问孩子：“是这样的吗？”
孩子点头。
我说：“这只是你下定的一个决心或者说是你确定的一个目标，那么，你都为实现这个目标具体做了什么呢？”
母亲接话很快，但显然没走心：“具体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又不是第一次去学校，还得准备书包、本子和笔之类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到时候直接背着书包去学校就行了。”
我问孩子：“你觉得在暑假之后去上学，像妈妈说的这么简单吗？”
孩子看着我，这次没有点头，但是也没有否认。
咨询室里再次出现了沉默。
这次沉默是我主动打破的，问：“半年没上学了，功课没有落下吧？新学期开始，能够适应吗？”
母子俩又沉默了。这种沉默告诉我，休学期间功课肯定落下了，而且根本就没准备在开学之前补课。
看到孩子此时变得很紧张，我知道这个提问有点过了，就赶紧弥补了一下，说：“在复学之前，还有一个多月呢，咱们是不是得把落下的补一下？把新学期要学的预习一下？”
孩子点头。
母亲有话要说，却被我制止了。
我问孩子：“你觉得要实现开学就去上学的目标，对现在的你来说，最需要准备的是什么？”
我加重了“准备”二字的语气。
孩子没有回答，依然处于防御状态。
我说：“我觉得，你最需要一个马蹄表或者手机的闹铃。”
孩子一愣，继而笑了。
我说：“让我说对了。”
孩子继续笑。从妈妈那僵硬的脸上我知道，她不知道我和孩子在说什么，更不可能知道孩子为什么会笑。
我先说“我相信你开学那天能做到按时起床，但我猜测到学校后，你可能会犯困，然后在课堂上就会不舒服，接下来就不能集中精力听课了”，然后才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咱是不是在去上学前的一个多月里，做些准备？”
孩子答应了，妈妈也听懂了：回家后需要做的准备是从明天起按时起床！
当然作为CBT的一个家庭作业（行动计划），不能是一句简单的指令，这一准备得具体到：早晨6点离开床，每周3次；如果起床后觉得无聊或犯困，可以在坚持两个小时后再睡。
遗憾的是，这个家庭作业孩子只是做了一次，后来就不做了，依然每天下午1点才起床，凌晨3点才睡觉。更遗憾的是，孩子从此再也不愿意见我。
两年过去了，昨天碰到了孩子的爸爸，得知孩子依然没去上学。这引发了我对这次咨询的诸多反思，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我错在哪儿。
李克富：只能在心理咨询室内咨询吗？
有位学员问我心理咨询是不是只能在咨询室内进行。我觉得，我知道她是想向我确证一下，是否可以在诸如家中、咖啡馆、茶馆等地方咨询。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她一句：“不在咨询室内进行的咨询还叫心理咨询吗？”她也没有客气，回怼我：“难道不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就不是看电影？”我无语。
我完全可以肯定地回答“心理咨询只能在咨询室内进行”。但我知道我这样说时，在“咨询室”前省略了“心理”二字，准确的表述是：心理咨询只能发生在心理咨询室内。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用看电影打比方的话，应该是：看室内电影只能在室内。
那么，是不是可以笼统地讲心理咨询就不能在诸如家中、咖啡馆、茶馆等地方进行？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很多来访者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过心理咨询，我也知道有很多咨询师曾经在这样的地方做过心理咨询。我无法通过这样的地方来判断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因为判断是否妥当的标准不是某个地方，而是这个地方是否符合这次咨询的设置。动力学取向的咨询师大都熟悉南希·麦克威廉斯，她在《精神分析案例解析》中就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临床条件：“我私人开业，在家里的诊室接待患者。”既然南希能够在家里设置诊室，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诸如咖啡馆、茶馆等公共区域的某一个房间设置成咨询室。
体现心理咨询专业化的指标之一就是设置。这意味着，对咨询师而言，任何突破设置的咨询都是不专业的；对求助者而言，任何突破设置的行为都是有问题的。动力取向的咨询，常常通过来访者试图突破设置的言谈举止，找到契机。
有位求助者在初次访谈时就告诉我，她已经接受了某咨询师的5次咨询，之所以不再继续咨询而选择我，她说了很多理由，但最直接的是那位咨询师拒绝了她提出的在咖啡馆进行咨询的要求。她说那位咨询师太古板，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比如时间一到就立马终止咨询，哪怕她又想起来一个重要事件。跟我说这些，她当然是希望我能灵活一些，而不像那位咨询师一样古板或公事公办。
我对这种违反设置的要求是敏感的，而且能够意识到这是移情所致：她对我是正（母性）移情、对那位咨询师是负（母性）移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有了方向。
我说：“听起来，你对我那位同行的感情有些复杂，以后我们会重点谈这个话题。但你要知道，多数咨询师是不会在咖啡馆内进行咨询的，至于我今后会不会跟你在咖啡馆内咨询，咱们得具体商量或探讨。”
在这样说时，我相信，她那种试图突破设置的想法，是完全可以通过咨询过程中的商量和探讨消除的。
李克富：贝叶斯思维在心理咨询中的运用
贝叶斯思维的核心在于通过不断更新证据来调整对事件的概率判断。这种动态的、基于证据的推理方式，与心理咨询中“假设-验证-调整”的过程不谋而合。
尽管心理咨询关注的是人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而非数学公式，但贝叶斯思维的逻辑可以为咨询师提供一种灵活的工作框架，帮助更有效地理解来访者、制定干预策略。
咨询中，贝叶斯思维体现为咨询师不断形成初步假设，然后根据来访者的反馈和新信息调整这些假设。例如，一位来访者因长期焦虑而求助。咨询师可能初步假设焦虑源于工作压力（先验概率）。但随着会谈深入，来访者提到童年时父母的高期望让他总是害怕失败（新证据）。咨询师便会调整假设：焦虑可能根植于早期成长经历，而工作压力只是触发因素（后验概率）。这个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循环往复，就像贝叶斯公式中随着证据更新概率一样。
再比如一位来访者抱怨自己“总是被朋友利用”。咨询师起初假设来访者可能缺乏边界感（初始判断）。但几次会谈后，来访者描述了一些细节：她习惯性讨好他人，甚至忽略自己的需求；朋友们其实多次表达关心，她却感到“不配接受”（新证据）。咨询师于是修正假设：核心问题可能是低自我价值感，而非单纯的人际技巧问题。通过这种持续更新，咨询师避免了过早下结论，更能贴近来访者的真实体验。
贝叶斯思维还有助于化解咨询中的“认知固化”。比如一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来访者起初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好起来”。咨询师并不直接否定这一想法，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需要检验的假设（先验概率）。随后，双方一起收集“反证据”：来访者曾通过运动短暂缓解情绪、上周完成了一项小目标（新证据）。逐渐地，来访者自己调整了信念：“好像事情有时也没那么糟”（后验概率）。这种基于证据的认知调整，正是贝叶斯思维在CBT中的生动体现。
贝叶斯思维同样适用咨询关系的建立。咨询师初始可能假设某位来访者“抗拒改变”，但通过观察非语言信号或倾听隐喻，发现来访者其实渴望改变却害怕失败（新证据）。于是咨询师调整策略，更多采用支持性而非面质的方式。这种动态响应增强了同盟关系，也体现了“概率更新”的实用性。
值得注意的是，贝叶斯思维在咨询中并非机械套用，而是一种隐喻性工具。它提醒咨询师保持开放和谦逊：任何假设都是暂时的，需要不断被证据检验。这既能减少咨询师的偏见（如过度依赖理论流派），也能避免对来访者贴标签。
李克富：贝叶斯理论：在不确定中的思维艺术
十八世纪英国牧师托马斯·贝叶斯提出的概率理论，如今已成为心理学、医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核心思维工具。
贝叶斯理论的核心思想简单却深刻：我们通过不断整合新证据来更新对世界的认知。这种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更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判断。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清晨醒来，你听到窗外有滴答声。根据过往经验，你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在下雨。但你并不确定——也许是邻居在浇水，或者是孩子在玩水枪。这时你走到窗边，看到路面湿润，行人打着雨伞。随着这些新证据的出现，你迅速修正了自己的判断，确信确实正在下雨。这个简单的认知过程，恰恰体现了贝叶斯理论的精髓：我们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然后根据新证据不断调整我们的信念。
在医疗诊断，贝叶斯思维尤为重要。假设某种疾病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是1%，而某项检查的准确率为95%。如果一个人的检查结果呈阳性，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有95%的概率患病。但通过贝叶斯理论的分析，考虑到疾病的基础发生率，实际患病概率可能远低于此。这就是为何负责任的医生会建议二次检查——他们不自觉地在运用贝叶斯思维，将基础发生率纳入诊断考量。
人际关系中的认知更新同样符合贝叶斯原理。当我们初次见到某人时，会根据外貌、谈吐和第一印象形成初步判断。随着交往深入，我们不断观察对方的行为举止，收集新信息，逐步修正对其品性和特质的评估。那些能够灵活调整自己看法的人，往往比固执于第一印象的人更能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贝叶斯思维提醒我们，所有认知都应该是临时的，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不断演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面临大量相互矛盾的消息。贝叶斯思维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信息的有效策略。当我们接触到新信息时，不应完全否定已有认知，也不应盲目接受新说法，而应该权衡证据的可靠性，逐步调整自己的观点。这种思维方法使我们既能保持开放心态，又能避免被每个新潮流或谣言左右。
投资决策同样蕴含着贝叶斯智慧。成功的投资者不会固执地坚持最初的市场判断，而是随着经济数据、公司财报和行业趋势的变化，不断更新自己对资产价值的评估。他们知道，最初的判断只是基于有限信息的假设，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和新信息的到来进行修正。
贝叶斯理论也适用于情绪调节。当我们产生“我一事无成”这样的负面想法时，可以将其视为需要检验的假设，而非既定事实。然后我们有意识地收集相反证据——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成功和经验，逐步调整自我认知，建立更加平衡的自我观。
贝叶斯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谦卑的认知态度：承认我们的知识和判断始终是不完整的，需要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不断演进。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拥抱不确定性并学会与之共处，或许正是贝叶斯理论带给我们的最大智慧。通过培养这种思维习惯，我们不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还能以更加开放、灵活和宽容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总之，贝叶斯思维为心理咨询提供了一种科学且人性化的思路。通过先验与后验的循环，咨询师能更细腻地理解来访者的世界，帮其在变化中找到可能性。正如有人所言：“好的咨询不是固定答案的传递，而是概率的艺术——在不确定中，伴随他人探索更可能的自己。”
李克富：避免单一归因：咨询中的复杂性思维
常常听说：“我之所以抑郁，是因为那次失败的高考”“我的焦虑完全来自于原生家庭的问题”“如果我当时没有经历那场分手，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来访者的这些看似合理的归因，其实隐藏着一个认知陷阱——将复杂的心理问题简化为单一因果。
一果多因：心理问题的多维视角
大多数来访者会将自己的痛苦或症状视为“果”，然后，再回溯性地寻找一个“因”，用这个过去的因来解释这个现在的果。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点，但我们需要意识到：来访者所归结的原因往往是在症状出现之后才被建构出来的，它既非完全客观，也非唯一真实。
比如，一位来访者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困扰（果）完全是由于童年时被父母忽视（因）造成的。但经探索发现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他的完美主义倾向、缺乏社交技能练习机会、对他人评价的过度敏感、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调节困难等。应该说，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他当前的人际关系问题。
这种情况下，咨询师不是否定来访者提出那1个原因，而是协助其看到还有（N-1）个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温和地问：“除了这个原因，你觉得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也在影响你的情绪？”或：“如果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可能会发现什么？”
一因多果：同一源头的不同表现
心理现象的另一特点是，同一个原因可能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
以童年情感忽视为例，这一因素可能在不同人身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人发展出了回避型依恋风格，在关系中保持距离；有人形成了焦虑型依恋，过度寻求安全；还有人表现出完美主义倾向，试图通过成就来获取认可；另一些人可能转向物质滥用，以此填补情感空虚。
解释一因多果，可帮来访者理解为什么同样的创伤经历导致不同的反应和症状。这可能减少诸如“为什么别人能走出来而我不能”的自责，转而关注个人特定的应对方式和心理韧性。
互为因果：心理现象中的循环互动
许多心理问题呈现出循环因果，即A导致B，B又强化A，形成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比如，一位来访者可能因情绪低落（因）而减少社交活动（果），社交隔离又导致孤独感增加和情绪进一步低落（新的因），进而造成更多的回避行为（新的果）。此循环中，因与果不断交替，难以区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
再比如失眠和焦虑的关系：焦虑可能导致入睡困难，睡眠不足又会降低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加剧焦虑。对这种循环，单一干预往往效果有限，打破需要多管齐下。
咨询过程，我们可采用多种方法帮来访者避免单一归因。当然，前提是，作为咨询师的我们得首先避免。
方法如下：
·系统思维训练：绘制问题的“因果关系图”，标识出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
·时间维度拓展：不仅关注过去的因素，也考虑现在维持问题的因素，以及未来可能的影响。
·多层面评估：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评估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
·正常化与去标签化：帮来访者理解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和复杂性，减少“找到一个原因就能解释一切”的诱惑。
·关注维持因素：不仅探索问题的起源，也关注当前维持问题的因素，这往往是干预的切入点。
心理咨询的艺术在于平衡验证与挑战——我们既要尊重来访者对自己痛苦的解释，又要温和地拓展他们的视角，看到心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因素性。避免单一归因，不是要否定来访者的痛苦经历，而是帮他们从线性的因果思维转向系统的、互动的理解方式。
当我们成功帮来访者看到问题的多重原因和复杂互动时，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也打开了更多干预和改变的可能性。毕竟，如果问题由多个因素引起，改变也可从多个角度入手——这本身就能带给来访者希望和能动性。
切记：痛苦可能是简单的，但治愈常常很复杂。拥抱这种复杂性，才是心理咨询工作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