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57天《滕文公上 凡五章》5.4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字词注释
[1] 五谷：指稻、黍、稷、麦、菽。稻即水稻，黍即黄米，稷即小米，麦即小麦，菽是豆类的总名。登：成熟。
[2] 偪（bī）：即“逼”。
[3] 敷：遍，全部。
[4] 瀹（yuè）：疏导。济、漯（tà）：二水名。
[5] “决汝、汉”二句：决、排，都是去除障碍使水畅通的意思。
[6] 后稷：名弃，周人的始祖，尧时为农师。
[7] 艺：种植。
[8] 契（xiè）：殷人的始祖。司徒：官名。
[9] 放勋：尧的名。
[10] 劳之来之：使他们勤劳。劳、来，都是勤劳的意思，这里用作动词。
[11] 皋陶（ɡāoyáo）：舜时的司法官。
[12] 易：治。
[13] 荡荡：广大的样子。
[14] 巍巍：高大的样子。引孔子语见《论语·泰伯》。
译文参考
“那么，难道治理天下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又干他们的事情吗？有官吏的事情，有平民的事情。而且一个人，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产品。如果一定要自己造出来的才用，这是让天下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人劳动脑力，有人劳动体力；劳动脑力的管理人，劳动体力的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养活人，管理人的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在尧的时候，天下还不太平，洪水不循水道地乱流，到处泛滥。草木长得又快又茂密，禽兽成群地繁殖，五谷不熟，禽兽害人，野兽的蹄印和飞鸟的踪迹，在中国纵横交错。尧一个人为此忧虑，选拔舜处理全部事务。舜命令伯益掌管火政，益在山野沼泽放火，烧掉草木，禽兽或逃跑或隐藏。禹又疏浚九条河道，疏导济水和漯水，使之入海；导引汝水和汉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使之流入长江，这样中国才可以种庄稼了。在那时候，禹在外八年，三次从家门口路过都没进门，即使他想耕种，可能吗？
“后稷教老百姓种庄稼，栽培五谷，五谷成熟而人民得到养育。人是有善良天性的，但吃饱了、穿暖了、住安逸了却不加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又为此忧虑，让契做司徒，用伦理道德来教育人民：父子之间有慈爱，君臣之间有礼义，夫妇之间有区别，老少之间有等级，朋友之间有诚信。尧说：‘敦促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获得自己的本性，又加以栽培和引导。’圣人为老百姓忧虑，到了这种地步，还有闲工夫来种庄稼吗？
“尧把得不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把百亩田地耕种得不好作为自己的忧虑，那是农夫。把钱财送给别人叫做惠，把善良教给别人叫做忠，为天下找到人才叫做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容易的，为天下找到人才是困难的。孔子说：‘伟大啊，尧做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效法天，那宽广的气象，老百姓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了不起的君主啊，舜呀！光明正大地统治天下而毫不利己！’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无所用心吗？只不过不用于种庄稼罢了。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文字中，孟子通过尧、舜、禹等圣王的事迹，阐明了儒家对社会分工与政治治理的核心思想。
首先是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社会分工是维系国家运转的基础。圣王专注于治理（劳心），而农夫、工匠等从事生产（劳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兼得。
其次是圣王的职责与忧患意识。尧舜禹以天下为己任，通过举贤任能，如舜举禹治水、契教人伦，解决民生问题，而非亲自耕作。其核心职责是建立秩序、教化民众，体现了“忧民”而非“忧己”的政治伦理。
再次是人伦教化的必要性。孟子强调，仅满足饱食暖衣的物质要求不足以使人与禽兽区别，需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伦理教化构建文明社会。这反映了儒家“政教合一”的思想。
这里，呈现出儒家理想化的圣王叙事。孟子将尧舜禹塑造为道德与治理的完美典范，旨在为战国乱世提供政治蓝图。这种叙事继承自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并进一步将伦理政治化，强调“仁政”与“民本”。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导致社会动荡，孟子通过强调分工与教化，批判统治者忽视民生，呼吁回归“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
当代历史学与考古学对尧舜禹三代有了新的认识。首先，考古证据的突破让传说走向信史。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尧都平阳的候选地。其大型城址、观象台、文字符号（如朱书扁壶上的“文尧”）、等级分明的墓葬等，表明当时已出现早期国家形态，社会分化显著，与文献中尧舜禹时代的描述高度契合。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与淮河涂山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揭示了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复杂社会结构，支持“万邦林立”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图景。
传统文献《尚书》《史记》中的尧舜禹叙事虽经后世增饰，但考古表明，其核心元素（如治水、禅让、礼制）可能基于真实历史背景。例如，陶寺观象台与《尧典》“敬授民时”的记载相符，证实天文历法在早期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对于“禅让制”有了新的探讨。考古发现的社会权力集中（如陶寺王墓）显示，尧舜时代可能存在以德能为标准的权力传承，但更可能是贵族集团内部的协商，而非后世理想化的“禅让”。
陶寺等遗址表明，尧舜禹时代已具备都城、礼制、文字、阶级分化等文明要素，具有早期国家的特征，可视为中华文明从“古国”向“王国”过渡的关键阶段。中原地区（如陶寺）吸收了良渚、石家河等周边文化的玉器、冶铜技术，体现了早期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孟子所述“天下”观念的形成背景相关。
背景知识介绍
履亩而税:为什么是中华国家转型的标志（三）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了 “初税亩”，其他诸侯国也实行过类似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意味着中国古代财政收入形式的变化，即从以人为税柄转为以土地为税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国家类型诞生的标志。此后，中华帝国在财政实践中就是致力于实现 “履亩而税”，即实现以土地为税柄的帝国财政理想。
回顾一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 “初税亩”，要求老百姓根据自己占有的土地面积缴税，这既是财政收入形式的变化标志，也是中国开始从城邦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型的标志。城邦时代的中国，以人口为支撑点，统治者把人口划分为国人、野人、夷人三类，从前两类分别获取亲身服役的财政收入，努力同化或驱逐第三类。到帝国时代，则以君主拥有土地产权为基础，以君主恩惠的名义把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对统治民众、“履亩而税”的合法性。
“履亩而税”的财政理想，贯穿于中华帝国整个时期。在唐代中期两税法之前，主要的困难在于土地丈量和账册管理；在两税法改革之后，主要的困难在于特权集团偷税漏税、大小官吏贪污中饱。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初期，大多采取先授田再按人口 (丁)征税的办法，变通实现税地，直到唐代两税法改革后才真正地在制度上确立起按土地面积征税。
（完）
参考资料
《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刘守刚，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