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山东高密平安庄的莫言旧居前，乡亲们放起了鞭炮。
这个他曾经想要逃离的故乡，成了他文学王国的基石。
1984年秋天，29岁的莫言拿着著名作家孙犁的评论文章和自己的小说《民间音乐》，忐忑不安地敲开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
当时他没想到，这个动作将改变他的命运，也将改变中国文学在世界版图上的坐标。
文学系主任徐怀中看了他的作品后，对系里干事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01 四重身份，从土地里生长出的作家
莫言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身份蜕变，每一次都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注入独特养分。
童年的农村经历，是莫言最深刻的记忆。
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
他小时候在家乡上学时，文学功底很好，作文写得非常漂亮，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诵。
但12岁那年，他因文革和得罪别人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当起放牛娃。
故乡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莫言成长。
他后来深情地回忆：“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青年时期的工人经历，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
20多岁时，莫言离开家乡当了兵，也曾在工厂工作。
作为“半工半农的半边户”，他的心在漂泊中毫无归属感。
在这种心灵的孤旅中，他进行了多种题材和体裁，多种叙述话语的探索。
军旅生涯则是莫言人生的转折点。
在部队里，他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那时，他又拿起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再次熊熊燃起。
最终成为作家，对莫言而言仿佛是命中注定。尽管早期投稿屡遭退稿，但他坚持写作。
他曾说，小时候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这四个身份层层叠加，让莫言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泥土，又超越乡土。
02 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的诞生
莫言在高密度过了自己的少年、青年时期。
“肯定是现实的高密养育了我，我生於斯，长于斯，喝了這個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
但他笔下的“东北乡”，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虚拟王国；一个是现实意义的，一个是文学意义的。
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文学共和国的萌生。
莫言善于把现实经历转化为文学素材。
他曾在散文《过去的年》里，欢欣地追忆着童年时高密人过大年的快乐，缓缓叙说着一份包裹着感恩天地祖先和人性里孝道的传承。
更重要的是，莫言善于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
高密剪纸、木板年画、茂腔、泥塑……这些源自故乡山东高密的民间艺术，是莫言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其中，《檀香刑》让山东地方戏之一——茂腔为人所知。
莫言认为，人在越贫困痛苦孤独寂寞的时候，越需要放声歌唱，释放内心的情感。
而曲调悲怆的茂腔，是过去生活苦难深重的体现。
“如果我的故乡有声音，一定是茂腔的旋律。”他说。
03 贵人相助，文学路上的关键转折
莫言的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在几个关键节点，都遇到了贵人相助。
萧政委是莫言军旅生涯的伯乐。
为了让莫言得到提干，训练局的干事拿着他的档案材料和他在《莲池》发表的三篇小说跑到北京上级部门去游说，最后，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得到了批准。
孙犁的赏识则让莫言进入军艺深造。
1984年夏天，莫言就“拿着孙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徐怀中的破格录取改变了莫言的命运。
当时的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是个识货的行家，看到莫言的作品后，对系里的干事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这些贵人的帮助，让莫言从一个业余作者成长为专业作家。
04 朋友圈里，才华碰撞出火花
莫言的文学之路并不孤独，他与多位文艺界人士交往密切，互相启发。
与张艺谋的合作是中国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传奇。
1986年8月，张艺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以800元版税轻松跟莫言索要到了《红高粱》剧本的改编权。
张艺谋当时“穿着件破汗衫，一条破劳动布裤子，赤脚穿着一双乡下农民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光溜溜、瘦而饱满的头，眼神忧郁，面容憔悴，耳朵坚挺，宛若铁皮剪就”，当他这副形象来到跟前，便一下子被莫言视为平安村里最熟悉不过的乡邻。
而正是“颠轿”、“野合”、“酿酒”、“抗日”等故事情节在兽性、人性和神性的成功改编，使这部影片在1988年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与余华、史铁生等作家的交流也丰富了莫言的创作。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他们经常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这种艺术家的交往，源于他们对文学共同的热爱与追求。
05 创作理念，扎根民间的写作
莫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这或许是他能获得诺奖的重要原因。
“把人当做人来写” 是莫言创作思路的核心。
他指出，在一段时期中，中国的文学创作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人物呈现脸谱化：好人好得完美无缺，坏人坏得十恶不赦。
“以现实主义去写人，不能美化或丑化，都要当做一个人来写，不能抹杀英雄的弱点、坏人的闪光。”这是莫言长期坚持的核心创作理念。
民间立场是莫言的写作基点。
他提出，“民间生活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原料库”。
“小说故事在民间的土台子上”，在莫言看来，民间生活包罗万象：日常生活、底层人物，故乡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风貌。这些素材立体、丰富、活色生香，又是创作者最熟悉的，能够信手拈来。
魔幻与现实相结合是莫言的写作特色。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授奖词称：莫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
他的作品既有现实的厚重，又有想象的飞扬。
06 代表作里，看见文学的力量
莫言的代表作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每一部都有独特价值。
《红高粱家族》 让莫言一举成名，也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荣获国际大奖。
小说中那片血海般的高粱地，成为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意象。
《丰乳肥臀》 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家族史诗，通过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
《生死疲劳》 体现了莫言强大的叙事能力。小说通过六道轮回的设定，讲述了一个地主经历多次转世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檀香刑》 则以高密茂腔为背景，将地方戏曲与文学叙事完美结合。这部小说后被改编成歌剧，在山东各地巡演。“用西洋的唱法，唱地道的中国故事，别具特色。”莫言认为。
《蛙》 则聚焦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书信体的形式，展现了对生命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这些作品共同构筑了莫言的文学王国，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深度。
莫言的作品，充满了对故乡的爱与恨、眷恋与怨尤。
这种复杂的情感，恰恰是文学创作的动力。
正如他所说：“怀乡让我始终不会迷失自己的根，让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植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怨乡能让我突围出自己童年因社会和自然的灾难狭隘成的饥饿心路。”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莫言走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自哪里，没有忘记 “把人当做人来写” 。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最乡土的，可能就是最世界的；最个人的，可能就是最普通的。
莫言用他的笔，证明了文学的力量——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属于一个民族，又属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