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商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存放款业务，这与现代银行经营相类似。票号赢利就在于存放款利息的差额，存款时票号付低息，放款时则收取较高利息。当时对于票商来说，最大谋利对象是在票号存款的富户。官绅们并不把利息放在心上，只图安全、方便。山西票商为图长远之利益，因而在放款时也收取较低的利息，这里面以平遥帮票号最为人称道，徐坷曾云：
试以存款论，平遥帮之存款利息至高三厘，祁、太两帮可由三厘至四厘，甚且有得四厘半者。以放款论，平遥帮放出之款，多仅六厘，至多亦仅七厘而止，甚至有仅取五厘者。若祁、太两帮，则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数亦七八厘。
票商在存放款业务中获利最丰的机会要属大批官款的存放了。官款存放并不需要支付利息，并且往往数额巨大。但众多银行创立后，票号生意便大受损失，其中，来自户部银行的威胁最大。著名票商李宏龄曾说：
“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产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减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吸尽，利息顿涨，我欲不增又不得也。”
这就是说，在户部银行创立之后，仅就存放款一项业务而言，山西票号已成为户部银行的附庸，户部银行实力雄厚，随行提高或降低存放款利率，山西帮票号只好应承随风倒，无法与户部银行相抗衡，“禁用重息”的传统信条显然已不合时宜了。
这是历史向山西商人发出的挑战，也是历史给他们的一次机遇，善于乘势而起的山西商人却错过了这一次大好时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高超的经营策略，尽管李宏龄等人奔走呼吁，但实力雄厚的山西商人再也没有重振雄风。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只有眼光长远，不计较蝇头小利的人，才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可能，所以，鱼儿上钩之后也不要疏忽大意，更不应得意忘形。放长线钓大鱼，而钓上的鱼儿更要悉心喂养，这样才能长远地建立起你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达到你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