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国汉字传奇
7. 双墩远古东方微笑
1985年夏的淮河像一条暴怒的黄龙，连天暴雨抽打着安徽蚌埠双墩村的土地，浑浊的洪水贪婪地吞噬着田埂。双墩其实是淮河平原上隆起的两座小土丘，然而，在这样平凡的地界内，居然有一块被当地人称之为乱尸岗的禁地，不许任何人进入。
禁地在暴雨倾盆的日子里引起了到双墩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的蚌埠博物馆徐大力馆长（时任文化站干部）的注意。他踩着没膝的泥浆闯进乱尸岗巡视，突然脚下一滑，尖锐的刺痛从脚踝传来——仿佛被大地深处的某种存在咬了一口。
徐大力弯腰摸索，指尖触到的不是寻常石块。泥浆里，一块边缘锋利的暗红色陶片被他攥在掌心。浑浊的雨水匆匆冲洗，几道弯曲如蛇行的刻痕赫然显现！徐大力心头剧震，这绝非普通瓦砾。他俯身再探，浑浊的水流下竟散落着更多刻有奇异符号的陶片，而地表上到处都是破碎的蚌壳，还散落着不少动物的骨骼。一种源自土地血脉的直觉攫住了他，他小心翼翼将这些神秘的“信物”拢入怀中，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工作驻地——这沾满泥泞的几步，竟踏破了七千年的时光壁垒。
徐大力带着这些刻符陶片敲开蚌埠博物馆的大门，一场与远古对话的序幕就此拉开。博物馆考古队顶着未歇的冷雨，抵达那片被洪水撕裂的斜坡。探铲落下，带出的深色土层里裹挟着密集的陶片、兽骨与蚌壳，一个沉睡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在暴雨与一双赤脚的牵引下，向今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考古发掘在泥土的芬芳与时光的尘埃中进行。一日，一位年轻队员手中的毛刷突然凝滞。浮土拂去，一张拇指大小的陶土面孔显露出来。圆鼓的双颊，简洁的发髻，最摄人心魄的，是那张微微上翘的嘴。它被精巧地放置在一枚青灰色蚌壳的怀抱中，仿佛蚌母温柔守护着初生的婴孩。
“看！它在笑！”一声轻呼引得众人屏息围观。那凝固在陶土上的笑容，穿越七千年风尘，依旧清晰、生动，甚至带着一丝顽皮的狡黠。年轻队员轻轻吹去陶人眼窝里最后一粒微尘，恍惚间，那双以简单戳点刻出的眸子，仿佛倏然灵动，无声的问候带着蚌壳的微凉与泥土的温润，瞬间击中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房。这“双墩远古东方微笑”，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刺破时光的坚冰，让那位七千年前的无名匠人，带着他掌心的温度与心头的欢愉，栩栩重生。
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雕题纹面人头像实物例证（这尊人头像被国家定为了一级文物）。据文献记载，“雕题”和“纹面”是上古先民留下来的一种习俗，刺在额头上为“雕题”，刺在面颊上为“纹面”。更神奇的是，这尊陶塑人头像表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云母末颗粒。把它放置在阳光下时，会有星星点点的光芒。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为雕塑添加了一分神秘——它寓意着什么呢？
在双墩遗址中,考古人员还挖掘出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基本分为三大类:贮藏器、炊煮器和陶碗食器，造型各异、种类繁多。在一个遗址里面出现这么丰富的陶器组合, 表明双墩的先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生活比较稳定,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能力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炊煮器和陶碗食器。
在双墩遗址中,还出土了几件十分特殊的陶器,它的形状酷似男根,被专家称为陶祖。徐大立介绍说，它是三个支架,支腿埋在土里,上面支锅放上去,然后底下加火可以烧。7000年左右的部落氏族一般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在这个氏族阶段大部分出土的东西,应该都以女性的特征为主，但是这个遗址恰恰出土了一批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文物，它们又说明了什么呢？
所有的疑问似乎都可以在遗址出土的陶碗、特别是碗底找到答案。考古学者在双墩遗址中发现了630多个形态各异的刻划符号！符号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还是第一次。最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几乎都出现在同一个部位,都刻画在直径8厘米左右的陶碗碗底上。
为什么所有的符号都刻画在同样大小的碗底呢?这个谜无人知晓。为了研究它们,徐大立辞去了馆长的职务,将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这些符号上。十几年来,他每天都与陶片对话,试图解析其中的含义。
徐大立把所有的碗底刻划符号拓印下来仔细观察。这些符号绝非无意识的信手涂鸦，有的如水流蜿蜒（水纹），似鸟喙轻啄（鸟形），若日升月恒（日月），像方域围合（方形），也有各种动物（如猪、鹿、鱼等）和植物（四叶草等）。经过研读和分析,徐大立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实际具备的功能应该是教育,也就是教导部落里的人如何狩猎、如何捕鱼、如何观察天象等。所以,它们会被刻画在大小相同的碗底上,排列起来，就像是一部刻写的教科书。
也有考古学家认为，双墩刻符是先民们祭祀所用，因为很早之前古人就认定“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祭祀之时，这些套碗极有可能是倒扣放置的。倒扣过来的圆形碗如同张盖，陶碗象征着天，而碗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双墩先民表述感悟的载体。但无论是何意，徐大立与许多看到双墩刻符的考古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符号看起来自成体系,会不会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呢?
现在已经发现的双墩刻符有630种之多，比起距今9000年前贾湖遗址的17例契刻符号要多得多。但它们如果是文字，似乎还只是以单字形式存在，并不能组成句子。
著名文字学者郭沫若先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对于七千年前在双墩发现的符号而言，应该是刻划符号与图形符号共存。
当我们把双墩碗底符号中的“图形符号”单独列出几个示例，并且与甲骨文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它们应该属于“象形”的文字系统。
当我们把双墩碗底符号中的“刻划符号”也单独列出几个示例，并且与甲骨文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它们应该属于“指事”的文字系统。
由此可见，双墩刻符的确是中国早期的文字，虽然还只是原始形态的文字。但它毕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双墩，这部深埋于淮河岸边的“有字天书”，终被蚌埠人颤抖着捧读。那些符号如同初生于混沌的星子，虽微弱却执着，在人类精神的漫漫长夜里，刻下了属于东方文明的第一个胎记。它无声地宣告：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在湿润的陶坯上，刻下关于水、关于鱼、关于日月崇拜的痕迹时，那稚拙的线条里，已然孕育了未来将照耀整个华夏大地的、恢弘文字星河的璀璨基因。这密码，来自泥土，归于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