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论语》，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论语.为政》篇第三：“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导是引导和教导，齐是使之达到规范整齐。以政治的手段来管理人，领导人，以法律制度的手段来维护秩序，以刑罚的措施使人的言行达到规范，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民众虽然免于受到刑律的处罚，但却不知道什么耻辱。
以道德情操来管理人，领导人，以礼教、礼制的手段来规范人的言行，民众不但知道羞耻，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羞耻。
这就是孔子的“有耻教育”！有耻教育，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
耻是内心的羞愧。如果单纯以权力和制度来约束人，以刑罚来规范人，也能达到组织体系的稳定状态，但民众只是迫于威严和逃避惩罚被动地服从，而缺乏内心对组织的道德归属与信仰认同。我虽然服从，但我内心里不信你那一套。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秩序与稳定，注定是虚浮的。甚至民众为了逃避惩罚而钻制度的孔子，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说了一句话“法不禁止则可以为”，意思是说只要法律和制度明文不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以去做的。真是这样吗？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法无允许则不可为”，同样，法律制度没有明文允许这样做的，就不能去做。
断章取义，就是钻制度和法律的空子。钻空子，打擦边球的隐形危害，比明目张胆地触犯法律更加严重，因为它会摧毁法律制度的底线。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制度能够细化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下，规范人的任何言语和行为，按照这种逻辑，与其说我们在建立有限的法律制度同时，不如说在法律制度之外留下了无限的空白，让别有用心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曲解法律，玩弄法律。
在法律制度之外，还有一种道德约束。这是模糊理论，到底什么是道德的顶点，什么是道德的底线，没有任何明文去制订规则，但道德的规则又无所不容，无处不在。它使人在内心里建立一种羞耻心，主观的自我约束比客观的外在抑制更加有效，只是我们过多地关注于所谓“治标”，而将耗时更长，耗费精力更多，效果也更持久的“治本”人为地忽略了。
标本兼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就是法律和道德双轨制，既强调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注重道德约束对法律的弥补和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