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阳光正好，躺在床上翻看暑假从大连培训时淘来的那本《闻一多诗文名篇》，看到他1922年10月15日写给哥哥、弟弟（闻家騄、闻家驷）的信，有两点是我以前根本不了解的。
一，他对文学“根深蒂固”的热爱。“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中国来进行我的中国文学底研究。我学美术是为了帮助文学起见的”。“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故必需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这种对文学的钟爱一产生，他怎么会在文学上不成功？
二，他的经济眼光。我们现在体制内的教师，大多羞于谈钱。首先是工资由国家发，谈也没用。其次也没去想挣钱的办法，也就是缺了点经济眼光。
闻一多却是既有眼光也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出书——利用自己的专业出书来挣钱。
“在国的朋友们屡次写信来催我将诗集付印。我也想我该早点进行，但经济方面不易解决”……
“《草儿》售洋八角，《冬夜》六角……我想我若售洋六角，二百本即能够本了，我想至少八百本容易卖掉，其实这种书决不致这样难售”。
结果是，闻一多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美术专业的时候，他的诗集《红烛》就在国内出版了。于是他回国后，就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教授。并最终确立了自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教育的确有问题。因为是经济时代，而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人却羞于谈经济、更不会利用自己的专长去挣钱。
岂不怪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