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1974年）之前，五六岁的时候，为了一家人过冬的棉衣，曾多次跟着娘和街坊邻居的一些妇女、小孩，到处去“hong棉花”，也就是在各村的棉花彻底采摘完、还没来得及打棉柴的空档，去捡点儿漏。当然，在那个生活极端困难的年代，各村的棉花自然是采摘得无比干净利落。然而，因为物质极度匮乏，“蚊子腿也是肉”，偶尔能捡到一些绿豆大小的残留的边边角角，或者干瘪得实在让人看不上眼的小棉瓣瓣，大家就跟捡到宝一样。为此，往往走出去很远，向北一直深入到里八田乡（后撤销，并入魏桥镇）腹地。

      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我第一次接触到刘井烈士墓：在村东的洼地，几间青砖小瓦的建筑，几株苍劲的翠柏，一片小小的坟头，没有墓碑，荒草没顶，荊臻遍地。如果不是简陋的门口有一块石碑引起了小孩子们的好奇心，有识字的大人磕磕绊绊地念了一遍，恐怕谁都不会想到竟有数十位抗日烈士长眠于此。

      上了中学，我们才对刘井烈士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认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迅速占领华北，进而侵入山东。时任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未放一枪一弹，就放弃济南，仓皇逃窜。同年12月，为了保家卫国，长山县（解放后没几年就撤销建制，属地部分并入邹平，部分并入淄博）立中学的师生和其他抗日积极分子，在黑铁山（今淄博市张店区最高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拉起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点燃了鲁中大地的抗日烽火。在随后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小清河伏击日军汽艇，激战三官庙，连战连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队伍迅速发展到6000多人。星星之火，旋即形成燎原之势。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五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

      1939年6月，三支队奉命集结于邹平县西北部的刘家井子一带，准备北进过黄河与冀鲁边区打通联系，不料被日伪军包围在了刘家井子（今邹平市魏桥镇刘井村）一带。在敌众我寡、武器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指挥队伍坚决抗击，与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坚持到黄昏，才趁着夜色掩护分散突围。这次战斗，尽管有群众的支援，我军凭借围墙等地利，给敌人以重创，但众寡悬殊，日军又武器精良，我军伤亡也非常惨重。敌人尾随突围的队伍走远后，附近村民打扫战场，仅在刘家井子周围，就发现了70多位烈士的遗体，将其掩埋在村东不远处的一处低洼荒地。1963年建成烈士陵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日寇的侵略和暴行，中国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予以坚决抗击。刘家井子战斗结束后，三支队又逐渐发展壮大。1940年，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三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共5个旅），许世友任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刘其人任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杨国夫任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43年，115师和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仍保留一一五师番号)，第三旅扩编为第七师，为山东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决定，山东军区数万部队分头挺进东北，成为东北人民军的主力，其中六纵17师擅长使用炸药，被誉为“攻坚老虎”，前身就是山东军区第7师，更早的渊源则是三支队、第五军。攻打四平、锦州和天津三座坚城时，东野总部“三调17师”，为解放东北、解放平津、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把日寇赶出中国，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烈士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上小学、初中时，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群众和师生，都会有组织地到刘井祭奠烈士英灵，附近群众也一直默默地义务守护这片烈士墓。据说，为了看护烈士墓方便，前些年，一位老人还在烈士陵园近旁盖了房，把家搬到烈士陵园的边上。2014年，邹平县政府投资对陵园进行了维修改造，重修大门、围墙，对73处烈士墓进行了修缮，逐一树立了墓碑，并新建烈士纪念碑一座、纪念广场一处，烈士陵园的面貌焕然一新。更能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的是：昔时积贫积弱、受尽屈辱的旧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的腰杆挺得越来越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