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无画，号二水、白毫庵主、平等居士等，晋江二十七都下行乡（福建省晋江市青阳下行乡）人，明代画家、书法家。
生平
张瑞图出身晋江青阳下行村农家，父亲张志侹“俭朴食贫”。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自小习儒，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据说林天咫是李贽的后人）。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参见《泉州寺庙·白毫庵》）中，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年青时，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妻子王氏是沙塘人，善于纺织，婚后每以机杼纺织的收入供给家用和支持张瑞图求学的资用。有一天，张瑞图从塾中归家，看到王氏在喝大麦粥充饥，不由长叹：但愿老天开眼，让我早日出头，别让家人总吃这大麦粥！
张瑞图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思敏捷，弹指立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喧传府县二学。由此文名大噪，泉州一带都盛行由他解释的经文。
万历三十一年（1603），张瑞图举于乡。万历三十五年进士（1607），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天启六年（1626）迁礼部侍郎，是年秋，与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张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之际。内阁首辅顾秉谦和先后入内阁的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来宗道等人，都成为魏忠贤私党，时称“魏家阁老”。
《明史·阉党》载：“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
张瑞图毕竟是儒学中人，他进退于魏忠贤“阉党”之内，其实也是很矛盾的。和同乡苏茂相（《泉州人名录·苏茂相》）一样， 只能认为，他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和对魏忠贤的敬仰，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含有政治投机性质。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他还是表现出与“阉党”的穷凶极恶有不同之处，“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府志》）。
如据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记述的：天启五年（1625），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六年（1626），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张瑞图与吕天池谋阻之不可得；魏忠贤又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张瑞图不敢公开反对，诙谲晓譬之，事遂寝止。
天启六年（1626），方孝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张瑞图提请缓刑，苦心维挽，终使熹宗降旨停刑。等等。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驾崩，思宗（崇祯帝）即位。一开始，崇祯帝出于策略考虑，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
《明史·阉党》载：“庄烈帝（思宗·朱由检）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木普（“木普”合一字）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
经一段时间后，崇祯帝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勒令魏忠贤出京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全部财产充公，掀开清算魏忠贤“阉党”的序幕。魏忠贤于十一月初六自缢于阜城县南关。从此，开始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张瑞图上表告归。《明史·阉党》载：“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泉州人名录·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但事情并没完。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崇祯元年正月，张瑞图两次求退，不允。清·汪楫《崇祯长编·崇祯元年正月》：“大学士张瑞图引疾求去，温旨慰留……大学士张瑞图以人言求免，不允。”
最初，朝议定魏忠贤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但张瑞图并未列入。
然而，崇祯元年（1628）二月会试，施凤来、张瑞图任考试官，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勋贵的姻戚门人，终于激怒了崇祯帝。
《明史·阉党》载：“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崇祯二年（1629）三月，施凤来、张瑞图被罢免。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崇祯三年（1630），张瑞图被遣归。张瑞图落职后，偕如夫人贺氏隐居晋江青阳下行故里，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经常往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以诗文翰墨自娱，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所作《村居》、《庵居》六言诗300首为世人传诵。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等。
南明隆武二年（1646），唐王朱聿键为张瑞图被列入“阉党”一案平反，赐谥文隐，重新祭葬。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泉州人名录·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晋江文化丛书·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列举十数件张瑞图与魏忠贤曲折斗争的大事为其翻案。林欲楫感慨“夫洁身以全名者，曲士之所易；濡迹以救世者，圣贤之所难也。”
或者时逢乱世，未能引起世人注意；或者林欲楫与张瑞图的关系过于密切，两人是姑表兄弟，又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张瑞图之子张为龙更是林欲楫的女婿，其公正性被打上问号，致使林欲楫的说法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不管如何，张瑞图的“阉党”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书法
张瑞图的书法，在外在形态、笔墨形式上，与黄、倪、王、傅有许多相近之处，呈现出趋同的审美追求。清·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曰：张氏“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骞，与倪鸿宝（倪元璐）、黄石斋（黄道周）伯仲。”
但是，张瑞图之名不列入风格相伯仲的黄、倪、王、傅流派之中，却与蹊径迥异的邢、米、董并称，这只能说明张瑞图的书风与诸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系。
张瑞图的字确很“奇逸”，但有时奇得出格，不少字结体狂怪，难以辨认；逸也有些过分，不少用笔纵放无度，犹如画符。据《桐阴论画》附注云：“张公画罕见，书幅甚多，相传张系水星，悬其书室中可避火厄，亦好奇者为之。”此说至少说明张瑞图书法很怪，带有符录的味道，可作祛灾的符录悬挂。
另外，张瑞图反柔媚而走向极端，一味硬倔，过分外露，少含蓄文雅之气。如清·梁巘《评书帖》所论：“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张氏在艺术追求上的偏激、失度和品位不高，与他政治上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无疑是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因此，张瑞图与倪、黄等虽同属奇倔书风，却不能归入一类，更不能并称。
张宗祥《论书绝句》形容张瑞图的字是“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明季书学极盛，除祝允明、文征明年辈较早，非本篇所能说及的外，余如张瑞图、孙克弘等，并不在董其昌下。”
郑丽芸《明清书风初探》：“张瑞图摄入露锋铺毫法，空中取势，顺势落笔，运肘右上，折锋紧勒，纵横而痛快。”
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他的书法作品用笔多露锋，转换笔多用折，呈三角形交叉。虽不象折钗之园劲，却有跳荡之姿。结体遒劲紧，且多促下。”
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张瑞图“反叛于传统的温文而雅之旨，强调激烈的尖锐跳荡意识，抛弃历来被尊为戒律的藏头护尾的藏锋一说，以笔锋的大胆坦露与表现意识为后人一开眼界，这不仅是单一的技巧变革，而更集中地反映在审美价值观的变迁上。”
陈振濂《明张瑞图诗卷三种》：“在反古典阵营中，他（张瑞图）的致力与徐渭相反；他注重笔法的反叛，徐渭则意在解散结构，只有在这样的比较立场看，我们才发现张瑞图的历史价值，他是不可取代的。”
“而张瑞图的书法，无论是外观面貌还是内涵意蕴，都与前人迥然不同。凌厉的点画，奇倔的字形，构成作品的主旋律；强烈的力感，动荡的气势，令人耳目一新。”
夏玉琛：“张瑞图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其草书曾学孙过庭《书谱》及苏轼《醉翁亭记》。历来的书法评论，认为他能摆脱时尚，独辟蹊径。其楷书如断崖峭壁，草书如急湍危石，极有新意。”
邵勇《评张瑞图书法艺术》：“徐渭、张瑞图主观艺术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创作中反对依傍他人。他们虽然主张师法魏、晋，破除唐、宋、元人的‘法’，但就是师古亦强调不可依傍古人，反对唯古法是循，强调个性，强调独创。实际创作中他们大胆突破传统规范，异军突起，别开新境。在他们笔下表现的魏、晋情怀，也不那么‘郁郁乎文哉’，而是恣肆雄浑，奇崛狂放，表现出一种人格力量与情感震撼。紧跟其后的黄、倪、王诸家延承徐、张二人的书学思想，并对徐渭非本体化倾向作出了全面的制止，同时又对张瑞图过于尖峭的书风作出了清理，把张瑞图表现出的对‘法’的破坏回复到传统的法质及发展方向之内，把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
刘正成《书法艺术概论》：“张瑞图书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将点画线条化，然后用侧锋翻转代替传统的圆转笔法，并将各个单字的扁与长拉开距离，造成震荡冲折的节奏感，让笔气喷薄逼人，再加之连绵的“一笔书”，以成滔滔不绝的气势。这可以解释为艺术家曲折的生活经历，与其政治和人格的分离，所释放出的内在矛盾冲突与苦涩精神感受。张瑞图以强悍的笔力，尤善作巨幛书，气势慑人。”
不管是圆滑投机，还是助纣为逆，或是畏惧权贵以求苟延，张瑞图步入仕途即依附魏忠贤，成为“魏家阁老”成员之一，有违圣贤之教，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明史》将他列入“阉党”。
人品问题始终是困扰张瑞图在书法史上取得更高评价的一个主要问题。不少人因为推崇其书法，极力为张瑞图的“阉党”政治问题辩解。如：
丁明镜（1994）：“书丹之事，对瑞图来说，因属白玉珪之玷，然与‘附逆’性质却全然不同。且书丹事，亦非瑞图所愿。”
陈存广（1994）：“张未委身阉党，亦非依媚逢奸，至为生祠书丹，乃出顾忌难避，随缘不慎，挥毫应酬之，属一时失着，并非献谄取媚。”
刘恒（1992）：“种种迹象表明，张瑞图进入阉党后，并未参与任何重大的事件。相反，在魏党与东林斗得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候，特别是魏忠贤据上风，气焰最盛之际，张瑞图却抽身而退，远远的躲到晋江去了。很显然，张瑞图采取的是节身自好的立身原则。也正因如此，当后来韩爌等曾受魏党排斥的阁臣，根据诸臣为魏忠贤所进祠颂红本及往来奏章确定附逆名单和罪行时，对张瑞图的结论却是‘无实状’。”
其实完全不必就所谓人品、书品问题纠缠不清。政治上的道德评判跟艺术上的评判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书以人重”、“书如其人”，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书法艺术观。汉·杨雄《法言·问神》曰：“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唐·张怀瓘《文字论》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这个观点，到明代已是根深蒂固。晚明·项穆提出的“心相”说更强调“人正则书正”，“正书法，所以正人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其在《书法雅言》中认为：“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
大部分书家认可人品影响书品的格调，他们夸大了书法表现中人的主体精神投射作用，书法理论界也有相当部分人把人品问题作为书法的一个审美范畴提出来，认为对书法的品评必须对书法家人品作审视。认为人品不好的，道德败坏的，一定会在他的笔端表现出来；相反，人品高尚的，精神强健的，也一定会流露在他的字里行间。
故而，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的艺术水准被其人品拔高了，宋四家中的蔡京的艺术水准总被其人品所累，元·赵孟頫也因气节问题影响了人们对他们书法价值的认可程度。
但张瑞图和王铎却是很特殊的例外，书法艺术的建树为时人所公认，《明史》并称曰“邢、张、米、董”。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评：“张果亭（张瑞图）、王觉斯（王铎）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应该认为，一个人的艺术造诣并不是人生和人品的直接翻版，书品不一定等同于人品。苏东坡就持有这种看法。软媚的行世与銛利的笔锋，交织成张瑞图一个矛盾的形象，适足以证明书法未必能如其人。
艺术风神和品藻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尤其具强烈形式美和抽象性的书法艺术，其格调的高下更多取决于审美观念，而非道德观念。书法艺术的表现本质毕竟属于审美范畴，单纯用道德伦理观难以作出公正评判，书法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书法本身。因此，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张瑞图书法，还是得到社会的首肯。
也有人认为，张瑞图是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在魏忠贤当国的淫威下，纵有高位，也不敢与其抗命，只能随波逐流，媚事魏垱，从而把自己推入了“阉党”行列。他无法平衡的心理上极度的矛盾，政治上的压抑借助艺术上的宣泄以求得平衡，张瑞图用独特的审美追求，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强者王国中去，以权重位高的身份不再重复前人典丽的风格，在翰墨中搞出“反叛”的形象，气势逼人，了无含蓄，正是他痛苦、悔恨心绪的反映。他用露锋尖笔，笔势跳荡多姿，节奏感强烈；结体平正而内促，形态紧张，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抑心理，给人一种紧张、逼人的艺术感受与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至於前清书家翁方纲在〈倪文正画〉一诗结句云“艸书肯似张二水？诗句来题王遂东。”对倪之书法与张之人格作了评价。也可看出他作为一大书法家对书法审美与书家品格之衡鉴。（倪者，倪元璐也。遂东，王思任。）
其子张潜夫
张潜夫（1608–1695） 字为龙， 明崇祯十三年与潘湖黄锡衮同榜进士，选为庶常，授翰林院检讨。为父母守孝三年期满后，因明朝已亡，遂不再出仕，隐居以经史自娱，与同榜进士潘湖叟推官黄锡衮、中书舍人丁孕甲、潘湖资福院禅僧交游。据清史逸事记载，张潜夫仁孝性成天才豪逸，沉心博古，无经史气，谈笑洒脱。他晚年究心性理，栖志清虚。张潜夫的书法虬劲，诗文受到潘湖叟的赞赏，说：“公诗文洒洒成家。”如《潘湖资福院》：“寺院琅书声，稻花开自落。雀鸟不啼花，惊飞响湖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