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雁的丈夫名叫林浩。林父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两人认识的时候，林浩的父亲即将退休，两家距离有十几公里远，是同一个乡镇。林浩初中毕业之后外出南方打工，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什么技术，在南方进了一家五金工厂，一干就是十来年。
后来嫌不挣钱，干脆跟同乡学会了泥瓦匠中的做墙，这样就算是一个“大工子”了。有时一天要比“小工子”多挣好几百块。有的人家女人提沙和灰，男人垒墙，一年下来夫妻俩可以挣十几万。
秋雁家没有人帮带孩子，只有秋雁在家，边担任学校的民办教师边带孩子。
母亲只由姐妹三家轮留着居住照顾。大姐家住的平房早就接了二层，条件最好。但大姐夫总是嫌母亲累赘，多吃他家饭。头几年，春玲没有结婚时，一直帮大姐大姐夫当免费保姆带孩子。电视很稀罕，大姐夫晚上恨不得连电灯泡都不让春玲开，看电视怕费电，只送到邻居家。
母亲也就那几年在大姐家住了一阵子。其余的时间大多都是和春燕同住。后来春玲也嫁了人，秋雁家搬到学校废弃的旧教室里面。
林浩常年外出打工不在家。也乐得母亲和秋雁母子在一起居住。只是农村的条件太差，特别是下雨的时候。旧瓦房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道路满是泥泞，地上坑坑洼洼。
吃药和锻炼并没有能使母亲恢复健康。这种病最怕的就是复发，如果再一次中风就有生命危险。
那年农历四月，天热了起来。母亲在秋雁家一不小心摔倒了。秋雁叫上三轮车把母亲送到大姐医院。拍了片是胯骨骨折并且脑出血二次发作。
这回母亲算是彻底动不了了，说话急得用手比划。喉咙里“咦咦呀呀”发不出声音，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要求出院回家去。
姐妹几个，只好把母亲送回了老家那三间土屋里面，发了电报通知大哥。三姐妹轮留在母亲家居住照顾母亲。一面等大哥回来商量对策。
一周后，大哥提着个皮箱意气风发的回到老家，看那样子在外生活的也不错。见到姐妹几个也很亲热，大姐和秋雁要上班，春玲农活忙了，只好把母亲交给大哥。
十几天过去了。秋雁和大姐，妹妹带着孩子来住上两天。看得出大哥明显的不耐烦起来。
那时大哥已经用上了大哥大，动不动到外面接半天电话。转脸回到家，不管有没有妹妹妹夫在场，就冲母亲大发脾气:“我一家老少都要饿死啊。老是这样耗着，咋办？”大哥整天阴沉着脸坐卧不安。母亲奄奄一息，眼泪大颗大颗顺着瘦削干瘪的脸颊滚落。
看来那边的小女人催得不得了。有天晚上学校放学，秋雁又骑着自行车，赶到母亲家里，路过大姑家门口，碰到正从地里插秧回来的大姑。
大姑叫住了秋雁，告诉秋雁，大哥找到了大姑田头，还问大姑怎么样让母亲早死:“大姑，你说人死了快。这不，喂了一碗米汤，又活了好几天，真是急死人。”大姑告诉秋雁，这是大哥的原话。
那时大姑家的大儿子因犯罪已经坐牢。大姑和大姑父也较之从前温和了许多。
秋雁气得浑身发抖，气愤大哥怎么能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回到家见到气若游丝的母亲更是心如刀绞。
那边大哥管不了许多，把皮箱提着动不动作势要走。秋雁和大哥理论，大哥大言不惭:“哈，你孝敬你在这里照顾。我一家老少都快饿死。这么早叫我回，家业不要了吗？”
秋雁当着母亲的面不好顶撞大哥，怕大哥说出更难听的话叫娘听着伤心。只好保持沉默，背过身流泪。
最后几天母亲不吃不喝，任姐妹几个怎么劝也只是咬紧牙关，骨瘦如柴得只剩下一幅骨架，眼睛塌成骷髅，别人说什么也只是老泪纵横——其实母亲才刚62岁。没几天母亲咽了气，再也没有醒过来。
大哥草草办完了母亲的丧事，第三天把家里旧房子连同房前屋后的大小树一并卖给了一个自家人。提着皮箱匆匆地赶回乌鲁木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