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提前半年，我便心知肚明，加拿大，是非去不可了，毫无转圜余地。而我的任务也简单明晰：接送孩子上下学。
女儿在加拿大帮我申请签证，我倒落得清闲，什么都不用操心，只需静候通知，等着查体或补充材料。那时，我已然退休多年。曾经和别人合伙经营的那家生物细胞靶向治疗癌症的公司，听起来前景无限美好，可几年前我就退出来了。自此，开启了人生中少有的清爽自在时光，与旁人再无瓜葛纠缠。
2023年，疫情刚刚过去，整个世界还笼罩在惊魂未定的氛围里，都在奋力从那场可怕的噩梦中挣脱。我安安静静地等待签证，闲暇时，会看看做饭的视频，想着自己几乎一辈子没下过厨房，等去了加拿大，定要露一手，讨大家欢喜。除此之外，我还找了不少加拿大钓鱼的视频，仔细观察学习在江边、湖边、舟船上的各种钓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加拿大自然水域众多，钓鱼的好去处也多。为了方便日后出行，我还办理了国际驾照。听说，这驾照半年内在加拿大能合法开车，我打算在半年内拿到加拿大正式驾照，到时候自己开车，想去哪儿钓鱼都方便。
我一生爱好广泛，痴迷钓鱼、打猎，烟瘾也大，还能通宵达旦、连续几天打麻将。但为了能融入加拿大的生活，我痛下决心，彻底告别麻将，有着近五十年烟龄的我，说戒就戒。唯有钓鱼，这份爱好根深蒂固，始终相伴。
回想起来，我钓鱼的生涯得从半个世纪前说起。那时我年轻，却被失眠症折磨得苦不堪言，多方医治都不见效。无数个夜晚，我只能无奈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数羊，或是反复演练从气功大师那儿学来的催眠气功，可依旧难以入眠。
单位有个同事跟我说：“我能治好你的失眠症。”我心里满是不屑。他接着说：“跟我去钓鱼吧，保证你回来能睡个好觉。”准确来说，那是1978年的事儿。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去哪儿都靠骑自行车，钓鱼可真是个体力活，不过兴许能改善睡眠。事实证明，这位同事救了我。每次钓鱼回来，我倒头就睡，不再数羊，也不用练气功，一觉醒来就是大天亮。这良好的睡眠能持续三到五天，还没等旧病复发，下一个钓鱼日又到了。
同事很仗义，送了我一套多余的渔具。那钓竿是用一节节竹子插接起来的，杆梢是用直溜些的扫帚苗做成。为了防止上大鱼时竿节脱节跑鱼，鱼线从杆梢一直缠绕到手把。浮漂就更简陋了，晒干的蒜苗用尼龙线从两头扎紧，或是把塑料泡沫削成玉米粒大小的圆球穿在鱼线上。按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钓鱼装备简单得可怜。
一个大约40×40，用尼龙打包带编制的篮子，装下了我所有的装备：一盒蚯蚓当饵料，一瓶酒泡小米做诱饵，还有几个烧饼和咸菜，以及钓鱼人标配的军绿色水壶。
骑自行车钓鱼，自然不能跑太远，不然返程时会累得半死。从济南往北，过了黄河到东大溜或二道闸就不能再走了，大概二十公里的路程。往西去吴家堡，也要骑行一个多小时。凌晨三点左右从家里出发，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能到达预定钓点。
那时候，我们去的地方小河小湾众多，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而且那时候的老百姓品行端正，没人电鱼，也没人药鱼。我们一到地方，先用草钩打几个窝子，撒下酒米，便开始抽烟聊天，静静等着鱼儿进窝。我性子急，一到地方就脱衣下河动手打窝，可每次都钓不过用草钩打窝的人，原因是我把鱼都吓跑了，半天聚不过来。
偶尔，我们也会去远征，去四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寻找无人能及的“生口鱼”，也就是钓鱼人一般到不了的水域，那种地方鱼又多又好钓。不过骑自行车是去不了这些地方的，必须得乘火车。为此，我们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讨换了一套铁路服，就为了冒充铁路职工，乘火车去钓鱼。
我记不清当时坐的车次了，好像是菏泽至哈尔滨的一班慢车，凌晨三点途经济南。那时候，在铁路上工作的钓友可真让人羡慕，他们有免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只能冒充铁路工人，穿着铁路服，用鱼杆撅着尼龙篮子，故作镇定，大摇大摆地从检票口进站。一般情况下，检票员懒得检查这些穿着铁路服的钓鱼人，所以基本上每次都能顺利进站，这可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所谓的远征，不过就是到黄河北的齐河或禹城，离济南也就四五十公里的距离。火车一到站，我们就疯狂涌出车厢，直奔自行车出租点，花两块钱租一辆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钓点。印象里，每次远征的收获都让人欣喜若狂，十斤八斤是常有的事儿。那个年代，钓鱼不仅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还实实在在地改善了生活，连左邻右舍都跟着沾光。
没来加拿大前，心心念念地想着来了之后怎么钓鱼，可真来了这儿，钓鱼的劲头却一下子没了。
在卡列登的华人群里，有几个钓鱼高手，他们偶尔会在群里晒鱼获。常在一起聊天的老人里，也有个资历颇深的钓友，姓尹，是香港人。我对加拿大钓鱼的常识，都是听他介绍的。
在加拿大钓鱼太麻烦了。首先，得办钓鱼证，抓螃蟹、挖生蚝也一样。加拿大居民或临时居民都能在当地政府渔业部官网、渔牌办理点、钓鱼用品商店等地申请办理。
就算有了钓鱼证，也不能随便钓。鲢鱼、鳙鱼、草鱼、青鱼这四个鱼种，法律规定禁止垂钓，尤其是鲢鳙。钓鱼的时候，鱼警随时可能过来检查线组、钩子和饵料，很容易就能判断目标鱼是不是鲢鳙。要是不小心钓到鲢鳙，得在现场立刻杀死，还得电话联系渔政部门，会有工作人员来把鱼取走。
此外，在哪儿钓、钓多大的鱼、用什么饵、用什么线、用什么钩等等，都有严格规定，一不小心就会触碰红线。一旦违规，就能见识到加拿大警察那一丝不苟、秉公执法的工作态度。要是态度稍有不好，鱼警会毫不犹豫地给你戴上手铐，在这儿，倚老卖老、撒泼耍赖可不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来说，哪还有心思去钓鱼呢。
钓鱼，钓的是一种心情，是一种境界。
疫情前，我们几个钓友在牟汶河玩了好一阵子，每次去都奔着那个叫“大平台”的地方。那阵子，鱼情好得让人热血沸腾。牟汶河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大鲫鱼，一上鱼就是半斤以上，过斤的鲫鱼也频频上钩，每次都能收获几十斤。
夏日的夜晚，夜色深沉，凉风习习。夜钓的人沿着牟汶河一字排开，就像在举行钓鱼比赛。钓友们一边钓鱼一边聊天，天南海北，国内国际，无话不谈。记得有一次，我也不知怎么的，突然开始吐槽孩子，向旁边的老钓友诉说自己的委屈，抱怨孩子自私。夜里很安静，声音传得远。突然，我右边相隔几十米远的一个钓友接过我的话茬，开始数落他儿子。黑夜里看不见他的身影，但我知道那是一位泰安的钓友，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他情绪激动，满是怒气，一股脑地倾诉着对儿子儿媳的不满，仿佛在场的钓友都是他亲密无间的老友。紧接着，从更远的地方又传来一个钓友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吐槽推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随后，大家毫无顾忌地吐槽着各种看不惯的事情。牟汶河的夜，宁静、美好又充满欢乐。
天亮后，我看清了那个吐槽儿子的钓友的模样，他姓赵，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近些年来，我不再执着于鱼获的多少，也不在意鱼的大小。我喜欢坐在钓台上，盯着浮漂遐想，也喜欢坐在岸边，看远处的山，近处的水，看钓友们上鱼溜鱼，听他们侃大山、吹大牛，甚至喜欢看钓友们在月光下悠然自得地畅饮，尽管我滴酒不沾。
来加拿大后，我的睡眠不太好，几乎天天做梦，一半的梦都和钓鱼有关。女儿几次劝我去钓鱼，老尹也再三邀请，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有所顾虑：老尹不会开车，每次去钓鱼都是他孙子开车，因为他孙子也喜欢钓鱼，老尹才有了这份便利。要是我去，就得麻烦人家来接来送，这份人情我该怎么还呢？济南和香港文化传统不同，人情世故自然也有差异，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这份人情。
加拿大规定：钓鱼人只能使用一条鱼线，鱼钩不能超过四个，钓上来能带走的鱼不能超过四条。钓的鱼可以自己食用，但不能买卖。要是把钓上的鱼充氧存放在水桶里，打算带回家养着，很可能被鱼警怀疑准备运到市场销售，处理结果要么罚款，要么勒令把鱼杀死。
我理解，加拿大对“钓鱼”实行严格管制，背后也是“用心良苦”。他们明白，这些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馈赠，若不加以保护，过度滥用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
相比之下，国内那些从事钓具销售的主播们，天天表演赶尽杀绝、滥捕滥杀的钓鱼方式。他们的钓竿越用越长，饵料都变成了化工产品。长此以往，钓鱼的环境和资源怕是要被彻底毁掉。
在加拿大，我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牟汶河钓鱼”“大清河钓鱼”“云蒙湖钓鱼”的视频，了解鱼情，分享那些钓鱼人的快乐。这些地方都是我往年常去的水域。
钓鱼，还是得和熟悉的人，在熟悉的地方，插科打诨，共享上鱼的喜悦，那才有乐趣。
再忍一忍吧，等回国后，一定要痛痛快快地钓一场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