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那么是她使你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吗？
加：不是她，是卡夫卡。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故事的。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一天早晨醒来居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
门：你认为什么是灵感？这种东西存在吗？
加：“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儿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有时候，所有障碍会一扫而光，所有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一些过去梦想不到的事情。这时候，你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门：你说过，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观点？
加：可以。我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这跟梦境一个样。
门：在你的作品中，特别是在《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中，你所描绘的现实已经有了一个名称，即魔幻现实主义。
我觉得，你的欧洲读者往往对你所讲述的魔幻事物津津有味，但对产生这些事物的现实却视而不见……
马：那一定是他们的理性主义妨碍他们看到，现实并不是西红柿或鸡蛋多少钱一斤。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
为此，我总是愿意举美国探险家F·W·厄普·德·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孙河流域作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这次旅行，使他大饱眼福。
他见过一条沸水滚滚的河流；还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一说话就会降下一场倾盆大雨。
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刮上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和死长颈鹿。
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写了教皇对哥伦比亚的一个村庄进行了一次难以想象的、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行。
我记得，我把迎接教皇来访的总统写成一个秃了顶的矮胖子，以别于当时执政的高个瘦削的总统。
小说问世十一年后，教皇真的到哥伦比亚来访问，迎接他的总统跟我小说里描写的一模一样；秃顶、矮胖。
我写完《百年孤独》之后，巴兰基利亚有一个青年说他确实长了一条猪尾巴。只要打开报纸，就会了解我们周围每天都会发生奇特的事情。
我认识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有径庭的事情。
门：那么，你在作品里所说的一切都具有现实的基础罗？
马：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
门：你敢肯定吗？在《百年孤独》里，就有许多相当奇特的事情。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黄蝴蝶缠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打转转……
马：这也都有现实根据。
门：请你举例说明……
马：比方说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吧。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住在阿拉卡塔卡。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电工换电表。
这件事，历历如在目前，仿佛昨天发生似的。他用一条皮带把自己绑在电线杆子上，免得掉下来。这条皮带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后来他又来过好几次。
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外祖母一面用一块破布赶一只蝴蝶，一面叨唠：“这个人一到咱们家来，这只黄蝴蝶就跟着来。
这个电工就是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的原型。
门：俏姑娘雷梅苔丝呢？你怎么会想到把她送上天空的呢？
马：本来，我打算让她在家中的走廊里跟雷蓓卡和阿玛兰塔一起绣花时销声匿迹的。但这是电影镜头般的安排，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得了。
雷梅苔丝说什么也得留在那里。于是我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她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升上天空。这样写，有事实根据吗？
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逃跑了；为掩盖事情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
门：你在一个地方曾经说过，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可不容易。
马：是啊，她怎么也上不了天。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
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
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道。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
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