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铁生《原罪》
史铁生的作品我读的很少。年轻的时候只读过他的《务虚笔记》，没读懂，当时生龙活虎的青年，哪里晓得生活的诡谲和多变，再后来也就是2010年他去世的那年，跟风陆续读了《我与地坛》、《我遥远的清平湾》，也只是单纯了解了他插队的故事，20岁瘫痪回京，后来当了作家的故事，别人说他写得好，我也跟着说写得好，好在哪？并不体会。
史铁生的写作中，何时开始显现意识流端倪的，我也并未找出源起，但是你读《原罪》小说的开头：“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好几十年前了……”
他先给出了一条可以确定的时间轴线，让你似乎是即将要跟着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走进一段故事里，可之后又说：“如今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我的奶奶还活着，跟我说：‘哪儿有这么个人呀，没有’或者‘哪儿来的这些事呀，压根儿就没有过’，那我就会相信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世上也不曾有过这些事。”这段文字又让你不得不怀疑作者随时都有推翻整个故事重来的可能，作者在踌躇什么、犹疑什么呢？他在叙述的不是故事结构和情节发展，他在尝试写出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的主人公“十叔”的意识和精神世界，这种写法难于任何一种靠情节发展推动故事的叙事方式，史铁生在探索“人的意识”。
我们可以假定十叔这一人物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但十叔对他描述的自己脑中的意识和感觉确是十分笃定的。因为十叔不能动，他透过仅六平米的小房间内一扇小小的窗户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去想象，于是窗口外的一颗枣树的四季变化被十叔描述的明明白白，在他给叙述者我、阿夏、阿冬三个小孩子描述的“神话故事”里，树上的乌鸦变成了好妖精，从窗外唱着《魔笛》走过来的那个男人，他指定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那马红的也像一个好妖精，此时，十叔的意识之门开始向一群小孩子敞开，它从一扇小小的窗口飞了出去，飞到附近的一栋白色居民楼的阳台上、窗帘上、还有隐匿在其中的“人”的悲喜，都变成了十叔“神话故事”里的原始材料，每次讲到精彩处，小孩子总不免要问，这是真的吗？十叔总是不容置疑的回答：是真的！是的，十叔说天上的星星会跳舞，也是真的，因为他相信。
可是小孩的世界除了需要故事之外，还需要探索真相，所以，当我和小伙伴们推着十叔去寻找他经常描述的那栋白色居民楼就成了十叔唯一一次脱离意识接近所谓真实的机会。揭开真相往往是残酷的，记忆中的白楼露出真实的样子，十叔再也不能靠想象去编造一个又一个在意识里存活的“神话故事”了，那个赖以存活的“泡沫”被这几个少不经事的孩子戳破了，十叔的精神世界瞬间坍塌。
故事的结尾，几个小孩在十叔大病一场过后重新回来，看见十叔躺在床上吹起一个又一个肥皂泡，十叔说，他要吹出一个比窗户还要大的泡泡，到那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这成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意象：人啊，是靠一个又一个“念想”活着的，十叔相信自己的意念世界，那是一个瘫痪在床的人唯一的希望，而阿夏的父亲——一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工程师，所讲的关于宇宙、天体、地球的科学知识，在这里又给了我们另一层思考：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人将要抵达哪里呢？
在十叔看来，光影婆娑的一颗枣树就是他的整一个世界，天上跳着舞的星星就是他的世界，他的世界可以透过窗口变得无与伦比的广辽，他的“神话故事”他自己深信不疑，而作为工程师的阿夏父亲，他信仰科学，他相信科学能够拯救一切，但他也说宇宙会幻灭，地球会灭亡，人类会灭绝，但他说，人类会找到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星球，一定会找到的！
到底，谁更悲观呢？
描写普通人的生命状态，尤其是特殊环境下的生命状态常常是作家的写作主题，他们通过作品给读者抛出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靠什么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的拼命抓住一个物件，让这一物件成为一个意象，一个隐喻，一道封印，也是作家常常描述的，比如史铁生《命若琴弦》里瞎子的“1000根断琴弦”、比如白先勇《孽子》里“老鼠”的“宝龙钢笔”、比如小玉一定要到日本找寻的莫须有的所谓“父亲”，都是作者帮他们笔下的人物设计的设法活下去的念想和理由，当念想消失了，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救命稻草有时也可以成为压在人身上的致命稻草，沉重而绝望。
但不论你读到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些作家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的命运。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背后，体悟一位好作家对人的生命的深刻关照，一种对于“人性”的脆弱与悲哀释放出的最大的善意和支持，好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便是木心所说的“只记印象，少发主见”。有时，这种力透纸背的人物刻画实在让人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