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治国理念之先进让人敬佩，仿佛是穿越到古代的经济学家，其治国理念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一是认为人只有满足物质需求，才可能追求精神生活。管仲做了齐国国相后，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开始顾虑礼节；老百姓衣食充足，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由此看出，管仲治国思想对人性的把握，按现代经济学理论，人都是出于自私自利本性才会劳动，只有在满足自己愿望后，才会考虑为他人付出，才会造福他人和社会，这一点其实就是管仲执政理念的出发点。
二是认为人只有爱惜自己、爱惜亲人，才会爱惜别人，不近人情不可信。在管仲临终时，齐恒公问他谁可以为相，他虽然口头推辞，说齐王才最了解，但当齐恒公提出易牙、开方、竖刁三人为了齐王，甘愿杀子、弃亲、舍己，可以为相时，他却坚决反对。据记载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子，因为桓公戏言遍尝美味，只是不知道人肉什么味道。易牙就把自己的年幼的孩子烹调成美食，送给桓公。开方本是卫国的长公子，放弃卫国储君不做，而到齐国侍奉齐桓公15年，即使是亲爹病故，也不回家看一眼。竖刁是齐桓公的近臣，为了能够时时不离桓公左右，他自行阉割。
管仲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以“易牙杀掉自己儿子迎合国君，不近人情不可信”，“开方背叛自己的亲人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信”，“竖刁自行阉割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信”，这背后就是对人性把握，一个人连自己亲人、儿子，甚至自己都不爱护的人，怎么可能会为齐王，为天下人的利益着想。可惜齐恒公没有听从管仲劝告，在管仲死后亲近重用三人，最终落得饿死后宫的悲剧。
无独有偶，北宋时苏轼和章惇，也曾是一对好友，两人二十几岁时，同在陕西为官，常常一起喝酒游山玩水。有一天他们到山间小庙喝酒，正兴起间，忽听外面有人大喊“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两人上马就窜过去看热闹，在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远的地方，马打死也不肯往前了。山风一吹，苏轼酒醒一半，吓出一身冷汗，顺势掉头就想往回躲。章惇却找来一面破锣，气定神闲地往石头上一撞，吓得老虎逃得比苏轼还溜。
后来两个人又结伴户外拓展，至一悬崖深涧处，对面是巍峨绝壁，中间只一根横木相通，其下深渊万丈。章惇怂恿苏轼过去，说是你书法好，到对面石壁上题词！苏轼却表示太危险了，不敢过去。章惇却不以为然，只见他他用绳子一头缚在自己腰部一头捆在树上，抬脚过桥，面不改色，在石壁上潇洒地写下了“苏轼章惇来此一游”几个大字。待章惇折身返还，苏轼拍着章惇的背说，我猜你以后一定能杀人！苏轼认为他“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人，更何况别人的呢？”后来果然，章惇身居高位后，不但对苏轼一贬再贬，对其他政敌打击更是毫不留情，受他排挤人的不在少数。
纵观历史，从古至今为官之人，首先要讲人性，方才讲奉献，讲为民情怀。反之，连自己身体、自己亲人都不珍惜的人，怎么会顾及百姓生死，怎么会造福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