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20《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七卷-08

乱我家者，太子也

皇太子刘奭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刑法，应重用儒生。”

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仪教化呢！

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

于是汉宣帝叹息道：“破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乱我家者，太子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朝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

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

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

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

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皋陶、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

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治国的方法，必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淮阳王刘钦喜欢研究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其母张婕妤特别受汉宣帝宠爱。

因此，汉宣帝疏远太子刘奭，疼爱淮阳王刘钦，曾几次赞叹刘钦说：“真是我的儿子！”

汉宣帝曾有意要立刘钦为太子，但因刘奭生于自己微贱之时，那是自己曾靠刘奭的母亲许氏娘家照顾，而即位后，许皇后又被人害死，所以不忍心。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韦玄成曾让爵位给其兄长，汉宣帝想以此感动、教育刘钦。于是太子的地位才稳固了。

感思：作为嫡长子，刘奭性格“柔仁好儒”，主张纯用儒术，与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执政方针相悖，被父视为“乱我家者必太子”。

因其母许平君是宣帝微贱时的结发妻子，故剑情深的主角，且死于霍氏家族的政治谋杀（详见读书笔记369、374），宣帝对发妻的愧疚使其不忍废嫡。

淮阳王刘钦“好法律、聪达有才”，更契合宣帝重用文法吏的治国路线，其母张婕妤又得宠，故宣帝屡叹“真我子”，但最终未废长立幼。

一方面因礼法约束，另一方面通过任命让爵的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道德示范暗示刘钦安守本分。

史书未记载为争夺太子之位的直接冲突。宣帝通过政治安排韦玄成任职，软性压制了潜在争端，维持了太子之位的稳定。这体现了汉代“嫡长继承”制度的力量，也反映宣帝虽偏爱刘钦，仍以政局稳定为重的考虑。

刘奭（汉元帝）即位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的预言，其统治方式与政策选择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他过度依赖儒术、纵容宦官、废除关键政策，导致中央权威削弱，豪强崛起，最终为外戚专权和西汉灭亡埋下祸根。后面的《资治通鉴》接着看。

而淮阳王刘钦，汉宣帝时期，受宠但未能继承大统；

汉元帝时期，就藩淮阳，受舅舅牵连，汉元帝本可严惩刘钦，但念及兄弟之情，仅下诏斥责，刘钦得以免罪；

汉成帝时期，晚年受礼遇，善终。

刘钦能够善终，与其克制的性格、知进退的处世智慧密切相关，可谓“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他深谙“父爱不可恃，君威不可测”的宫廷法则，以柔克刚，最终在血腥的皇族斗争中全身而退。

他接受政治安排，不争储位，远离权力中心，安守封国，恪守“安分示弱”的生存法则。

刘钦的敦厚性情，成了他的护身符。

司马光批评汉宣帝过于否定儒家的作用，认为“王道”与“霸道”本可并行，关键在于用人。

汉宣帝明知刘奭不适合治国，却因对许平君的愧疚未废太子，最终导致西汉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