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匀 徐璨
“差不多先生”的形象穿越百年时光，依然刺痛着当代社会的神经。这位记账时“千”与“十”不分、搭火车误点、最终因“王大夫同汪大夫差不多”而丧命的文学形象，早已超越单纯的讽刺，成为一面映照民族心理的明镜。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今天，“差不多”心态不仅是个体懈怠的表现，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惯性，它消解着我们对卓越的追求，稀释着民族复兴的精神浓度。作风建设中的“差不多先生”现象，实则是文化心理深层症候的外显，需要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彻底的文化反思与价值重构。
“差不多”心态背后，潜藏着一种逃避精确、回避责任的文化心理结构。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消极面向——重模糊轻精确、重人情轻规则、重表面轻实质。这种思维模式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或许有其适应性，但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却显得格格不入。当党员干部以“差不多”态度对待工作时，本质上是对现代性要求的某种拒斥。从“大概齐”到“马马虎虎”，从“将就一下”到“过得去就行”，这些日常用语中渗透的思维惰性，构筑了一道阻碍民族走向卓越的无形藩篱。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满足于“差不多”的民族，难以在激烈的文明竞争中占据主动；一个习惯于“将就”的文化，终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核心竞争力。
作风建设中的“差不多”现象，实则是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变种。某些干部调研时“走马观花”，满足于“差不多了解”；落实政策时“照本宣科”，止步于“差不多执行”；服务群众时“虚与委蛇”，陶醉于“差不多满意”。这种工作作风的蔓延，导致政策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始终难以打通。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要求全国土地丈量必须精确到分厘，这种“较真”精神正是当下反“四风”所需要的历史镜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言：天下之事，困于因循，成于砥砺。作风建设若不能破除“差不多”迷思，就如同钝刀割肉，既无效率也无质量。当“差不多”成为潜规则，制度就会空转，改革就会停滞，群众的获得感就会大打折扣。
破除“差不多”文化，需要构建一种追求精确、崇尚卓越的新时代精神坐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精确计算”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特征，而今天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具体而言，应当建立三个维度的纠偏机制：在认知层面，树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风险意识；在制度层面，完善精准考核的指标体系；在文化层面，培育“文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的职业伦理。晚清实业家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亲自校对手册中的数据至深夜，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应当成为当代干部的楷模。作风建设要从小处着手，从杜绝一个错别字、准时一次会议、核实一个数据开始，让“精确”成为肌肉记忆，让“卓越”化为精神追求。
从“差不多”到“精确化”的转变，不仅是一场工作作风的革新，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淬炼。当我们告别“差不多先生”的懒散形象时，也在告别一个旧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每一个小数点都值得认真对待，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事业成败。唯有以“慎微”之心行“致远”之事，才能在时代的考卷上写下无愧于历史的答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而这条路，容不得半点“差不多”的懈怠与马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