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毕业求职
2002年的七月，北京的空气像一笼密不透风的蒸笼，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微微的黏连。李飞拖着半旧的行李箱走出校门时，蝉鸣声正歇斯底里地灌满整条街道，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却驱不散他心头那层薄薄的凉意。
宿舍已经清空了。最后一个离开的室友是本地人，父母开着桑塔纳来接，后备箱里塞满了打包好的书本和被褥，临走时拍着李飞的肩膀说：“别急，凭咱学校的牌子，肯定能在北京站稳脚跟。”李飞当时笑着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他和室友不一样，他的“站稳脚跟”前，横亘着一个不敢细想的数字：三万块。
那是2002年北京户口的“入门费”。对从湖北老山区走出来的李飞来说，这数字比他四年大学的学费加起来还多，足够家里盖三间大瓦房，足够家里买几头牛了。他记得年前跟父亲打电话时，那头的声音带着烟草和尘土的沙哑：“实在不行就回来，家里的地总能养活人。”李飞没接话，只是攥着听筒的手沁出了汗。他读的是全国顶尖的985大学，学的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他总觉得，自己不该再回到那个靠天吃饭的山沟里。
行李箱的滚轮在人行道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路过学校附近的报刊亭时，李飞停下来买了份《北京青年报》。招聘版面上密密麻麻的黑体字挤在一起，像一群跃跃欲试的竞争者。他从头读到尾，手指在“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优先”的字眼上反复摩挲，最后还是把报纸叠起来塞进了背包。这一个月，他投出的简历足有三十份，从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到国贸的外企，信封上的邮票换了一版又一版，却连一封像样的回信都没收到。偶尔有两个电话打来，要么是皮包公司的面试陷阱，要么是得知他没户口时，语气里的热情瞬间冷却。
傍晚时分，李飞挤在合租房的公用电脑前，屏幕上的QQ头像闪个不停。这台二手组装机是他花八百块从学长手里买的，风扇转起来像台破旧的鼓风机，嗡嗡声里，他点开了那个灰了很久的头像——“重庆智联人事科”。
消息是半个月前发的。当时他坐火车回老家过年，途经重庆时在网吧里胡乱投了几份简历，这家国有企业的招聘启事里没提户口，只写着“急需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他记得自己敲了一大段话，说自己是985毕业，愿意从基层做起，发送成功后就没再留意。
此刻弹出的对话框里，只有一行字：“李飞同学，见信后请于7月15日前到我司人事科面试，联系人王科长，电话023-xxxxxxx。”发送时间是三天前。
李飞的心跳突然快了半拍。重庆？他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只停留在火车站台上匆匆瞥见的长江，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泥沙，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蜿蜒。但“国有企业”这四个字，像一根救命稻草，让他在漂浮了一个月后，终于有了可以抓住的东西。
他立刻拨通了那个区号为023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电流的滋滋声，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带着浓重川音的男声响起：“喂，哪个？”
“您好，请问是重庆智联人事科吗？我叫李飞，看到了你们的面试消息……”
“哦，李飞啊，”对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收到消息了？15号之前得来哦，过了这个时间就不等人了。”
“我一定到！请问面试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吗？”
“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都带来。其他的来了再说。”王科长顿了顿，补充道，“对了，提前说一声，我们总部在主城区，但现在下面的区县分公司缺人，你要是来，大概率是要分到区县去的，这个有心理准备没得？”
区县？李飞愣了一下。他原本以为，就算去重庆，至少也是在主城区，总比待在小县城强。但转念一想，他现在还有挑三拣四的资格吗？留在北京，户口是天文数字；回老家，对不起这四年的寒窗苦读。区县就区县吧，至少是国有企业，总比漂着强。
“我有准备，”他咬了咬牙，“只要能入职，去哪里都行。”
挂了电话，李飞立刻查了去重庆的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有一趟K字头的快车，硬座票价一百多，要走三十多个小时。他翻了翻钱包，里面只剩下不到五百块，是这个月省吃俭用剩下的。够了，他想，只要能抓住这个机会，一切都够了。
第二天一早，李飞退了合租房，把暂时用不上的行李寄回了老家，只带着一个背包和装着证件的文件夹，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泡面味、劣质烟草味混在一起，在闷热的空气里发酵。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从华北平原的麦田，到中原大地的黄土坡，再到进入四川盆地后，连绵起伏的青山和层层叠叠的梯田。
越往南走，空气越潮湿，车窗上凝结出细密的水珠。李飞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着圈，心里一会儿是对未来的憧憬，一会儿又是莫名的惶恐。他不知道那个素未谋面的重庆智联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个“区县分公司”具体在哪个角落，甚至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究竟是破釜沉舟，还是饮鸩止渴。
火车在第三天清晨抵达重庆站。走出站台，一股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和北京的干热截然不同，像裹着一层湿漉漉的棉被。他按照王科长给的地址，转了两趟公交车，终于找到了位于江北区的重庆智联总部。那是一栋灰扑扑的五层小楼，门口挂着“重庆智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字迹有些斑驳，门口的传达室大爷正摇着蒲扇打盹。
面试比想象中简单。王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稀疏，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敲桌子。他翻了翻李飞的毕业证，看到学校名字时，眼睛亮了一下。
“哦，985的嘛，不错不错。”他点点头，“我们Q区分公司刚成立，正好缺技术人员，那边条件是差点，但机会多。你要是愿意去，下周一就能入职。”
“Q区？”李飞没听过这个名字。
“在渝东南，离主城远点，坐长途汽车大概五个小时。”王科长拿起一张地图，用红笔圈了个地方，“不过离你老家近，临近湖北那边，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
李飞的心猛地一动。离老家近？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他想象了一下，以后过年回家，不用再挤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只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就能看到父母和姐姐，眼眶突然有些发热。
“我愿意去。”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接下来的手续办得出奇顺利。签劳动合同的时候，王科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李啊，好好干。你们这些名牌大学生，到了基层更要沉得住气。分公司是新成立的，缺人，你有能力，很快就能出头。”
待遇也比李飞预期的好。试用期月薪一千④，转正后二千，公司还管住宿，是分公司附近的一栋两层小楼，专门给单身职工准备的集体宿舍。虽然条件简陋，但至少不用再为房租发愁。
一周后，李飞坐上了去Q区的长途汽车。车子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窗外是陡峭的山壁和湍急的河流。五个小时后，当他终于站在Q区分公司的门口时，看着眼前繁华的城区，看着宿舍窗外连绵的青山，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宿舍是四人间，暂时只住了他一个人。他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一本《C语言程序设计》，一张全家福，还有从北京带来的那只旧水杯。他拧开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却让他想起了老家井里的水。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母亲打来的电话，用的是街上小卖部的座机：“到了吗？注意身体，别太累。”
李飞深吸一口气，回了一句：“到了，都安排好了，还安排了宿舍，放心。”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点点灯火。李飞知道，从今天起，他的人生要在这个陌生的区县重新开始了。前路或许依旧坎坷，但至少，他不再是那个漂在北京街头，不知何去何从的毕业生了。他有了一份工作，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还有一个离老家很近的坐标。
这就够了，他想。至少现在，这就够了。
第二章：童年
李飞是被冻醒的。
窗外的月光透过木缝渗进来，在地上织出几道惨白的条纹。他缩在被窝里，鼻尖还是冻得发疼，裸露在外的脚踝像贴着两块冰。他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木板床发出“吱呀”的呻吟，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这是他在Q区分公司宿舍的第三个月，秋意已经漫进了山区，夜里的温度降到了十度以下。宿舍里没有暖气，他盖着公司发的薄棉被，总觉得像盖了层纸。这时他总会想起老家的火塘——那口被烟火熏得漆黑的陶缸，冬天里永远燃着半明半暗的炭火，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火星子偶尔“噼啪”爆开，映得她眼角的皱纹忽明忽暗。
记忆一旦开了头，就像山涧的水流，顺着石缝蜿蜒而下，直抵最幽深的地方。
1986年的春天，李飞出生在鄂西北的大巴山区。那地方偏得很，地图上要放大好几次才能找到个小点，当地人叫它“李家坳”。全村二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房子都是木头和黄泥糊的，屋顶盖着茅草，到了雨季能漏下大串大串的雨珠。
他记事起，家里就总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谷子味。母亲总爱在灶台边跟他念叨分家的事，说这话时，手里的锅铲会把锅底刮得“沙沙”响：“刚分出来那阵，你爷爷奶奶把好田都给了你叔，咱家里就剩下三十斤谷子。那年冬天冷得邪乎，你刚出生没几天，木房的墙还没糊好，四处漏风。有天早上我醒来看你，你脑门上落着一层白花花的雪，小脸冻得通红，可你愣是没哭一声。”
李飞对这段记忆没有印象，但他总觉得自己骨子里带着点山里人的韧劲。六岁那年，他已经能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够到灶台，给下地的父母和做农活的姐姐们煮一锅玉米糊糊。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火星溅到他的手背上，他只是皱皱眉，用袖子蹭掉，继续往锅里添水。母亲傍晚回来，看到灶台边码得整整齐齐的碗筷，总会红着眼圈摸他的头：“俺家小飞懂事，比城里孩子强多了。”
放牛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任务。天刚蒙蒙亮，他就牵着家里那头老黄牛，往村后的山坡上走。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草叶上的尖刺划破了小腿，他都不吭声。老黄牛很温顺，总是慢悠悠地啃着草，他就坐在一块青石上，掏出揣在怀里的课本，借着晨光大声朗读。课本的纸页卷了边，封面被汗水浸得发皱，那是他从高年级学生手里借来的旧书。
有一次，他看得太入神，没注意到老黄牛啃到了别人家的麦田里。麦田的主人是村里有名的“倔脾气”，拿着锄头追出来，嘴里骂骂咧咧。李飞吓得赶紧去拉牛绳，却被老黄牛带着往前踉跄，摔在田埂上，膝盖磕出了血。他顾不上疼，爬起来一个劲地鞠躬道歉，直到对方骂累了，挥挥手让他走，他才牵着牛，一瘸一拐地往回走。那天回家，他没敢说膝盖的事，只说是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晚上母亲给他洗脚时，看到伤口上结的痂，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往水里加了把盐，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揉着他的膝盖，那力道里带着说不出的疼惜。
上小学后，李飞的成绩从来没掉过班级第一。学校在邻村，要走三公里山路，翻两座山梁。夏天还好，天亮得早，路上能摘到野草莓和山枣；可一到冬天，这条路就成了折磨。他没有棉鞋，只有一双母亲纳的布鞋，后来鞋头磨破了，母亲就用碎布补了又补，最后实在没法补，就给他换了双单胶鞋。那胶鞋是父亲在镇上赶集时买的处理品，前面早就裂开了几个小洞，寒风灌进去，像刀子一样割脚。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揣着两个红薯出门。山路结了冰，滑得厉害，他走得小心翼翼，偶尔还是会摔一跤，红薯掉在雪地里，沾了层泥，他捡起来吹吹，继续往嘴里塞。走到学校时，他的脚早就冻得失去了知觉，脱鞋的时候，袜子总会和冻得发紫的脚趾粘在一起，一扯就钻心地疼。
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破了好几个洞，冷风呼呼地灌进来。他的脚在课桌底下慢慢回暖，冻疮开始发痒，接着是火烧火燎的疼。有时候痒得厉害，他就用脚尖在地上蹭，蹭着蹭着就忘了时间，直到老师用粉笔头砸他的桌子，才慌忙坐直身子。
有年冬天特别冷，他的冻疮肿得像馒头，脚趾缝里流着黄水，晚上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觉。母亲坐在他床边，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脚背上，冰凉冰凉的。她找出家里仅有的一小瓶獾油，用指尖蘸着，一点点抹在他的冻疮上，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等开春了，妈去山里给你挖些治冻疮的草药，”她哽咽着说，“明年，妈一定给你做双棉鞋。”
可第二年冬天，他还是穿着那双单胶鞋。不是母亲忘了承诺，是家里实在没钱买棉花。家里实在太穷了，李飞还有三个姐姐，地里的粮食刚好够一家人吃，没有多余的粮食出售，李飞就更加勤快了，放学回家要喂猪、挑水、砍柴，割草，晚上还要借着煤油灯的光写作业，常常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即便这样，他的作业本永远是最整齐的，字迹永远是最工整的。老师在班会上总说：“李飞这孩子，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树苗，别看现在不起眼，将来准能长成参天大树。”
李飞那时不懂什么叫参天大树，他只知道，每次拿到奖状，母亲都会把它小心翼翼地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墙上，父亲会站在奖状前，看了又看，嘴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他觉得，只要能让他们笑，走再远的山路，受再多的冻，都值。
宿舍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窗户“哐当”响了一声。李飞从回忆里回过神，摸了摸自己的脚踝，那里的皮肤光滑，早就没有了冻疮的痕迹。他起身下床，从柜子里翻出一双新买的棉鞋——那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三百多块，鞋底厚实，里面毛茸茸的。
他把棉鞋放在床头，手指轻轻拂过鞋面上的绒毛。明天上班，就穿这双吧。他想，母亲要是知道他现在有这么暖和的鞋穿，肯定会很高兴的。
夜色渐深，远处的山影在月光下沉默着，像沉睡的巨人。李飞躺回床上，拉了拉被子，这一次，他觉得被窝里似乎暖和了许多。那些埋在童年记忆里的寒冷和艰难，像一颗颗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子，虽然硌过人，却也悄悄沉淀成了他脚下最坚实的土壤。
第三章：奋斗的中学生
九月的风卷着山坳里的枯叶，掠过乡政府门前那棵老槐树时，李飞正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后背的帆布包被大米压得往下坠。包带勒进肩膀的红痕火辣辣地疼，但他盯着中学门口那块掉了漆的木牌，眼里的光比头顶的日头还要亮——这是乡里唯一的中学，是他走了六年山路、在煤油灯下啃完无数本旧课本才换来的门槛。
宿舍在教学楼后头的平房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一股混杂着汗味、脚臭和潮湿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四十来张木板拼成的大通铺占去了屋子大半，靠墙的地方堆着各式各样的布包，地上散落着泥脚印和吃剩的玉米棒。几个早到的男生正光着膀子整理铺位，看见李飞进来，有人叼着烟卷抬了抬下巴：“新来的？找个空地方挤挤。”
李飞没说话，只是把帆布包往墙角一放，蹲下来摸了摸铺板。木板边缘磨得光滑，上头还留着前人刻下的歪扭名字。他从包里掏出母亲连夜缝的粗布褥子，小心翼翼地铺在最靠里的位置——那里挨着窗户，至少能透点光。窗外就是操场，黄土地被踩得结结实实，远处的山影在暮色里连成一片青黛，像极了他每天放学回家时望见的轮廓。
“不用走山路了。”他对着窗户轻声说。以前天不亮就得摸黑出门，冬天的露水能把布鞋浸透，冻得脚趾发麻；赶上雨天，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到学校时裤腿能拧出半盆水。现在住校，省下的两小时路程，刚好够他在晨读前多背一篇课文。
每周日下午，父亲会挑着一担新碾的大米送他来学校。教务处的窗台前总排着长队，学生们把米倒进磅秤上的铁皮桶，换来一沓印着“壹两”“贰两”的菜票。李飞的米总是最饱满的，母亲说“给娃带好米，换的菜票能多打半勺菜”。他把菜票仔细折好塞进铅笔盒，每餐只打一份最便宜的炒南瓜或腌萝卜，偶尔加个馒头，就算是改善伙食。同铺的王磊总笑他“攒钱娶媳妇”，他只是笑笑——他知道，铅笔盒里的每张菜票，都是父母在田里弯腰十次、二十次才长出来的。
教室的灯比家里的煤油灯亮得多，李飞总在晚自习结束后多待半小时。他的课本被翻得卷了边，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连老师都说“李飞的字里能看出一股子劲”。他常想起父亲在油灯下搓着老茧说的话：“咱山里人，想出头就得比别人多下十倍的力气。”这句话像颗钉子，钉在他心里，让他在困得直点头时，总能猛地抬起头，继续盯着眼前的习题。
初三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山桃花刚谢，师范中专的招生简章就贴满了校园。“包分配，毕业就能当老师”——这几个字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李飞的目光。他算过，要是能考上，三年后就能领工资，父亲就不用再扛着粮食去镇上换钱，母亲的药罐子也能换个新的。他把招生简章看了又看，纸角都磨得起了毛，夜里躺在床上，闭着眼都能数出录取条件里的每一条。
摸底考试他考了全校第三，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稳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时，父亲沉默了半晌，只说“爹给你攒着路费”。那阵子他走路都带着风，连背书的声音都比平时响亮，仿佛已经能看见自己站在讲台上的样子。
录取结果出来那天，他挤在公告栏前找了三遍，从头找到尾，就是没有“李飞”两个字。他不信，又找了一遍，手指划过那些陌生的名字，指尖都在抖。旁边有人议论：“听说了吗？第三名被顶了，好像是教育组张组长的侄子。”
“张组长？”李飞猛地回头，脑子里“嗡”的一声。他想起上个月去教务处交材料时，撞见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拍着主任的肩膀说“我那侄子，还得麻烦你多关照”。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来，那男人的脸和墙上“教育组领导公示”里的张组长慢慢重合。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学校的，只觉得天旋地转，路边的山桃花落了一地，像被揉碎的希望。回到宿舍，他把那本翻烂的招生简章撕了个粉碎，碎片飘落在大通铺上，混着那些汗味和霉味，像个无声的笑话。王磊想劝他，却被他通红的眼睛吓住了——那里面翻涌着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愤怒和绝望。
“去读高中。”父亲找到他时，裤脚还沾着泥，显然是从田里直接赶来的。“县城最好的高中，爹去给你借钱。”
李飞没说话，只是跟着父亲往亲戚家走。他看着父亲在三爷爷家的门槛前，腰弯得像张弓，双手不停地搓着：“三哥，你看娃这情况，实在没办法了……”三爷爷叹着气进屋，半天摸出一个布包，数了三遍才递过来：“就这些，你数数。”到二伯家时，二婶在屋里摔摔打打，说“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最后还是二伯偷偷塞给父亲几张皱巴巴的钱，让他们赶紧走。
走在路上，父亲把那叠零钱数了又数，一共四百二十七块。他的手指粗糙得像老树皮，数钱时微微发颤，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流，滴在那几张纸币上。李飞看着那滴汗晕开的痕迹，突然觉得喉咙像被堵住了，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爹，我读。”他哑着嗓子说，“我去县城读高中，我一定考上大学，比当老师还强。”
父亲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像网一样密布，他拍了拍李飞的肩膀，力道大得几乎能把骨头捏碎。“好，好……”他只说得出这两个字，却比任何话都重。
离开乡里的中学那天，李飞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大通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依然飘着熟悉的汗味和霉味。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他背上母亲新缝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父亲借来的学费，一步步走出校门。
路边的山桃花又开了，风吹过，花瓣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有回头，只是把背挺得更直了些。他知道，前面的路会更难走，县城的高中里，肯定有比他更聪明、更有钱的同学，但他不怕。因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被抢走希望后重新燃起的、更烈的火——他要走出大山，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父亲那佝偻的背影，为了那些被顶替的公平，为了证明，山里人的骨头，从来都比石头还硬。
县城的方向在山的那头，李飞迈开脚步，一步步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身后是渐渐远去的大山，身前是等待他去闯的世界。
第四章：动乱的高中
九月的鄂西南，暑气还没彻底散去，柏油路面被晒得泛着油光。李飞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母亲连夜烙的玉米饼和几件换洗衣物，跟在同村的两个男生身后，脚步有些发沉地走进了县城第一高中的校门。
校门是崭新的铁栅栏，上面刷着亮闪闪的漆，门柱上“县第一高级中学”几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晃眼。这是整个地区数得着的好学校，李飞考上这里时，龙乡的乡亲们都夸他有出息，说将来准能跳出农门。可此刻，他心里却没多少喜悦，只有一种踏入陌生领地的局促。
同村的王磊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怕，咱们龙乡来的学生多，到时候抱团，没人敢欺负。”
李飞点点头，攥紧了口袋里母亲给的五十块生活费，那是家里卖了半头猪换来的。
报到处挤满了人，家长的叮嘱声、学生的喧闹声混在一起。李飞跟着流程办完手续，领了铺盖卷，被分到了三楼最东头的寝室。寝室是上下铺，住八个人，已经有几个学生先到了，正忙着铺床。李飞刚把被褥放在靠门的下铺，寝室门就被“砰”地一脚踹开。
三个比他们高大半个头的男生走了进来，为首的留着当时流行的郭富城头，嘴角叼着根没点燃的烟，眼神扫过寝室里的新生，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
“新来的？”郭富城头开口，声音有点哑，“懂规矩吗？”
寝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几个新生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说话。
“问你们话呢！”旁边一个瘦高个踹了踹旁边的铁床，发出刺耳的声响，“保护费，每人两块，不交的话，这学也别想安生上了。”
李飞的心猛地一沉。来之前，村里有人提过县城学校不太平，没想到第一天就遇上了。他看向王磊，王磊脸上也带着慌，但还是硬着头皮问：“啥保护费？学校还让收这个？”
“学校？”郭富城头嗤笑一声，上前一步，猛地推了王磊一把，“学校管得着我们吗？在这学校，就得守我们的规矩！少废话，交钱！”
王磊踉跄着后退两步，撞到了床架，眼里的火气刚冒出来，就被旁边另一个男生的眼神压了下去——那男生手里正把玩着一根铁链，铁链撞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寝室里格外刺耳。
李飞的手在口袋里攥紧了那张五十块的纸币，手心全是汗。两块钱，够他在食堂吃三顿饭了。可看着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想起出门前母亲“万事忍为上”的叮嘱，他最终还是咬了咬牙，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递了过去。
郭富城头接过钱，数了数，又看了看其他几个慢慢掏出钱的新生，满意地拍了拍手：“这就对了，识相点，以后有我们罩着，没人敢欺负你们。”说完，带着两个跟班扬长而去，临走时还故意撞了一下李飞的肩膀。
李飞看着他们的背影，又看了看自己空了的手心，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后来他才知道，这所看似光鲜的高中，早已被帮派割据得像个小江湖。90年代末，港片里的古惑仔形象随着录像厅传遍了大街小巷，“兄弟义气”“拳头说话”成了不少半大孩子的信条，加上“读书无用论”的风气蔓延，学校里的帮派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按地域分，有他们龙乡学生组成的“龙帮”，有县城本地学生的“城派”，还有邻县几个乡镇抱团的“河联”，除此之外，还有按年级、甚至按兴趣（比如都爱打架、都爱逃课）组成的小团体。帮派之间划定了势力范围，食堂打饭的顺序、操场打球的场地、甚至是校门口商店的“保护权”，都得靠拳头说话。不交保护费的学生，轻则被堵在厕所里扇耳光，重则被一群人围在操场角落拳打脚踢，老师撞见了，大多也是绕着走——据说有老师试图管过，结果被一群学生堵在办公室骂了一下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校长在大会上喊过几次“严禁拉帮结派”，但声音传到下面，早就变了味，成了帮派间互相嘲讽的笑料。
李飞别无选择，只能加入了“龙帮”。说是帮，其实就是一群龙乡来的学生凑在一起，平时互相照应着不被外乡人欺负。龙帮的“老大”是个高二的男生，叫赵强，据说在老家时就打遍全村无敌手，脸上一道从眉骨到脸颊的疤，据说是跟人抢地盘时被啤酒瓶划的，这道疤也成了他“威风”的象征。
李飞不爱惹事，每天按时上课、上自习，可麻烦总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他。有时候去食堂打饭，会被城派的学生故意撞翻餐盘；有时候在操场跑步，会被人故意伸脚绊倒；有一次他晚自习后回寝室，在楼梯口被几个不认识的男生拦住，搜走了他口袋里仅剩的五毛钱。
他不是没想过反抗，可每次看到对方人多势众，想起家里的困境，那点反抗的念头就像被浇了水的火星，灭了。他只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成绩单成了他在这片混乱里唯一能抓住的浮木。第一次月考，他考了班里第八名，拿到成绩单那天，他躲在操场角落，偷偷哭了一场——至少，他还没彻底被这里改变。
平静（如果这能算平静的话）的日子没过多久，一件让他至今想起都心头发紧的事发生了。
开学第一周的周末，寝室里几个没去过县城的男生约着一起去城区逛逛。李飞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他只在镇上赶过集。几个人揣着几块钱，沿着公路走到县城中心，看了百货大楼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在电影院门口看了海报，还在路边摊买了根一毛钱的冰棍，算是开了眼界。
下午回到学校时，太阳已经西斜。走到寝室门口，李飞就发现不对劲——寝室门的锁头被撬了下来，歪歪扭扭地挂在门鼻上。
他心里“咯噔”一下，冲进去一看，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放在床尾的那个蓝色布包里，母亲特意给他新买的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双回力鞋不见了。那裤子是母亲托人在县城买的，花了十五块；那双鞋是他攒了很久的零花钱，加上父亲给的钱，才凑够买的，足足二十块。那是他唯一一套像样的衣服和鞋子，准备在重要场合穿的。
同寝室的另一个男生也叫了起来，他的一个搪瓷缸和半块肥皂也没了。
李飞瘫坐在床沿上，看着空荡荡的布包，眼前一阵发黑。他想起母亲买裤子时反复叮嘱“别弄脏了”，想起自己拿到新鞋时小心翼翼试穿的样子，一股巨大的委屈和愤怒涌上心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想去找老师，可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到昨天收保护费的那个郭富城头正从里面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和老师有说有笑的。他瞬间明白了，找老师没用。
他想去找赵强，让龙帮的人帮忙找回来，可赵强听完他的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丢了就丢了，下次看好东西。在这学校，丢点东西算啥？以后机灵点。”那语气，就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李飞回到寝室，看着被撬坏的门锁，看着空荡荡的布包，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片混乱的冰冷。他没有哭太久，只是默默地把布包叠好，塞进床底。从那天起，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藏在枕头下，晚上睡觉都睁着一只眼。
日子在打架斗殴的喧嚣和小心翼翼的提防中一天天过去。今天是龙帮和河联的人在厕所里打了一架，有人被打破了头；明天是城派的人抢了低年级学生的饭票，被堵在操场角落里揍了一顿；后天又是哪个帮派的老大被高年级的人“教训”了，要找机会报复。
李飞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前十名徘徊，这成了他在这片泥沼里唯一的光。可他知道，自己正在被慢慢改变。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多了几分警惕和阴郁，有时候在课堂上，窗外传来打架的吵闹声，他会下意识地握紧拳头，直到老师点他的名字，才猛地回过神来。
高二开学时，李飞的个头蹿高了不少，常年干农活练出的力气也显现出来，加上在龙帮里混得熟了，知道哪些人不能惹，哪些事可以忍，他被欺负的次数渐渐少了。偶尔，赵强会带着他和几个老乡去“收账”——就是向新来的龙乡学生收保护费，然后把钱统一交给赵强，再由他去打点更上面的人。
第一次跟着去收保护费时，李飞的手一直在抖。看着新生像当初的自己一样，眼里带着恐惧和不甘，掏出皱巴巴的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赵强拍着他的肩膀说：“这钱不是白收的，咱们得保护他们，不能让城派的人欺负到龙乡人的头上。”他只能硬着头皮接过来，把钱递上去，一句话也不说。
他知道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深渊，可四周都是泥潭，他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高三那年的春天，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了。
那天早上，李飞和几个龙帮的兄弟去校外的早点摊吃早饭。刚坐下没多久，就看到几个城派的学生也走了过来，为首的是城派的“老大”，外号“豹子”，据说以前是县城里的小混混，靠关系进了这所学校。
豹子看到李飞他们，故意撞了一下端着豆浆的龙帮成员，豆浆洒了对方一身。
“眼睛瞎了？”龙帮的人骂了一句。
“就撞你了，咋地？”豹子嗤笑一声，身后的几个人立刻围了上来，“龙乡来的土包子，也敢在县城的地盘上横？”
双方很快就吵了起来，推搡间，不知是谁先动了手，一拳打在了豹子的脸上。这下就像点燃了炸药桶，双方立刻扭打在一起。李飞被卷在中间，有人抓他的头发，有人踹他的腿，他下意识地挥起拳头，打在了一个人的肚子上。
很快，有人跑去学校喊人。等李飞反应过来时，操场已经被人挤满了。龙帮的人从各个角落涌出来，手里拿着木棍、砖头，甚至还有人扛着扫帚柄；城派的人也不甘示弱，有人翻出了体育室的铅球，有人手里攥着碎掉的啤酒瓶。
“打！给我打！”赵强的声音嘶哑，脸上带着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弄死他们！”豹子也红了眼，指挥着人往前冲。
李飞被裹挟在人群里，只能跟着往前跑。他看到有人被打倒在地，立刻就有十几只脚踩上去；他看到有人拿着砖头狠狠砸在别人头上，鲜血瞬间流了满脸；他听到惨叫声、怒骂声、骨头断裂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场失控的噩梦。
他不知道自己打了谁，也不知道谁打了他。他只知道挥起拳头，挡住砸过来的木棍，机械地往前冲。直到警笛声由远及近，人群才像潮水一样散去，留下一地狼藉——折断的木棍、带血的砖头、散落的鞋子，还有几滩刺目的血迹。
那次斗殴成了这所学校历史上最大的丑闻。警察来了，校长被撤职，十几个带头的学生被开除。李飞虽然没被开除，但档案里赫然写着“参与聚众斗殴，性质恶劣”。老师们看他的眼神也变了，曾经的“优等生”标签被撕掉，换上了“坏学生”的标签。
他的成绩一落千丈，从班里前十滑到了中游。他坐在教室里，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脑子里却全是操场上混乱的画面。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李飞看着那些晃动的影子，突然觉得很疲惫。这所高中，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所有人都卷了进去，没人能独善其身。而他的青春，就在这场无休止的动乱里，一点点被消磨，染上了洗不掉的灰黑色。
第五章：落榜
蝉鸣聒噪的六月，空气里弥漫着燥热与焦灼。高考的铃声像一道分水岭，落下时，李飞走出考场，腿都是软的。他没敢和同学对答案，脑子里反复回放的，是语文考试时那支被硬生生折断的钢笔——墨囊里的蓝黑色墨水洇染开来，在试卷上晕出一片狼藉，也像一块脏污，糊住了他所有的希望。
进考场前，他在教学楼的拐角被几个身影堵住了。为首的是豹子的跟班，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李飞，听说你复习得不错啊？想考大学，飞黄腾达了？”
李飞心里一紧，握紧了手里的文具袋，那里面装着他攒了很久才买的钢笔，笔杆上的漆都磨掉了一块。“让开。”他声音发沉，知道躲不过去。
“让开？”对方嗤笑一声，猛地伸手夺过他的文具袋，掏出那支钢笔，“就凭你？也配用这么好的笔？”话音未落，只听“咔嚓”一声，钢笔被生生掰成了两段。
“你们干什么！”李飞急了，想抢回来，却被另外几个人死死按住。
“干什么？”那人把断成两截的钢笔扔在地上，还用脚碾了碾，“给你提个醒，龙乡的土包子，就该待在土里，别想着往天上飞。”说完，一群人扬长而去，留下李飞蹲在地上，看着那支断笔，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
开考铃声已经响起，他只能捡起地上的铅笔，冲进考场。语文考试需要用钢笔作答，铅笔填写的部分按规定是无效的。他握着铅笔，手一直在抖，看着作文题目的格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最终，他还是用铅笔写完了整篇作文，字迹潦草得连自己都认不出——他抱着一丝侥幸，或许阅卷老师会网开一面？
成绩出来那天，李飞是跑着去学校看榜单的。红纸上的名字密密麻麻，他从第一名开始找，眼睛扫过一行又一行，心一点点往下沉。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李飞”两个字。
他不信，又挤到前面，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手指在纸上划过，指尖都磨得发烫。还是没有。旁边有人议论：“哎，你看没？李飞居然落榜了，他平时成绩不是挺好的吗？”“谁知道呢，可能发挥失常了吧……”
发挥失常？李飞苦笑了一下，嘴角尝到一丝苦涩。他慢慢走出人群，阳光刺眼，他却觉得浑身发冷。他想起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猪、下地，汗珠子摔在田埂上摔成八瓣；想起父亲为了给他凑学费，挨家挨户去借钱，腰弯得像个虾米，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想起自己拿到成绩单时，偷偷在被窝里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让他们挺直腰杆……
所有的画面在脑子里交织，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他的心脏。他走到学校后面的小河边，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发出压抑的呜咽，最后变成撕心裂肺的痛哭。他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他们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对不起他们夜里翻来覆去的叹息，对不起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他身上的眼神。
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父母正在院子里收拾农具，看到他回来，母亲立刻迎上来：“飞儿，成绩出来了？考上了吗？”
李飞看着母亲眼里的期待，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咚”地一声跪在屋檐下，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声音哽咽：“爸，妈，我没考上……”
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猪圈里传来猪哼哼的声音。父亲手里的旱烟杆停在半空，火光在昏暗中明灭了一下，他沉默了很久，才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像一块石头，砸在李飞的心上。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蹲下身，想拉李飞起来，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只是抹着眼泪说：“孩子，别难过，你平时成绩那么好，是不是出啥意外了？”
李飞的头埋得更低了。他不能说，不能告诉母亲学校里的帮派，不能说那支被折断的钢笔，不能说自己在考场上的绝望——这些事，只会让他们更担心，更难过。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没有意外，就是我没考好。过几天，我跟村里的人去沿海打工，我会努力挣钱的，供家里用，也供大姐出嫁。”
父亲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好像更驼了。母亲也没再问，抹了把眼泪，转身进了屋，很快，屋里传来切菜的声音，一下一下，格外沉闷。
李飞就那么跪着，直到膝盖发麻。后来父亲说了句“起来吧，吃饭了”，他才慢慢站起来，腿都直不起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李飞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太阳毒辣，他挥舞着锄头，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好像这样就能减轻心里的愧疚。汗水湿透了衣服，黏在身上，他也不觉得难受，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
这天傍晚，他刚把农具扛回家，准备跟父母说去广东打工的事已经和村里人说好，父亲突然放下旱烟杆，看着他说：“飞儿，你跟我来。”
李飞跟着父亲进了里屋，父亲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打开锁，从里面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一沓皱巴巴的钱，最大的面额是十块，还有不少一块、五毛的零钱。
“我打听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邻县的高中招复读生，学费加上杂费，大概要八百块。这些是家里攒的，不够的话，我明天去把那两头猪卖了，再去跟你三叔借点，应该就够了。”
李飞猛地抬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那两头猪是母亲精心养着的，就等着大姐秋天出嫁时办宴席用的，是家里撑门面的指望。“爸，不行！”他声音发颤，“不能卖猪，大姐出嫁还要用……”
“嫁女儿是大事，读书更是大事。”父亲打断他，眼神很坚定，“我这辈子没读过书，只能跟土坷垃打交道，知道有多难。你底子好，再努力一年，肯定能考上。读书才是咱们农村人最好的出路，不然，就只能像我这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母亲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洗干净的衬衫，递给他：“飞儿，你爸说得对，再去读一年。钱的事不用你操心，妈再去卖点鸡蛋，总能凑够的。”
李飞看着父母布满皱纹的脸，看着那沓浸透着血汗的钱，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掉下来。他走到院子里，看到大姐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赶紧走过去，哽咽着说：“姐，对不起……”
大姐抬起头，笑了笑，用手背擦了擦他的眼泪：“傻弟弟，跟姐说啥对不起。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姐脸上也有光。宴席啥的，简单点办就行，不重要。”
李飞咬着牙，用力点了点头。他在心里默默发誓，这一年，他一定要抛开所有杂念，拼尽全力，绝不能再让父母失望，绝不能辜负家里的付出。他要让他们因为自己而骄傲，要让龙乡的人知道，李飞不是孬种。
复读的日子在邻县的高中开始了。这所学校的秩序确实好得多，虽然也有零星的帮派苗头，但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收保护费、在校园里大打出手。偶尔有以前认识的龙帮成员找到他，想拉他“入伙”，都被他冷冷地拒绝了。
“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打架的。”他每次都这么说，眼神里的坚定让对方知趣地离开。
他把自己埋进了书本里，成了学校里最刻苦的学生。天不亮就起床，在路灯下背单词、记公式；晚上宿舍熄灯后，他就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直到眼皮实在睁不开；周末别人去逛街、打球，他就在教室里刷题，一坐就是一天。他的世界里只剩下课本、试卷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曾经的阴霾被他强行压在心底，成了鞭策自己的动力。
他的成绩进步飞快，很快就稳定在年级前三名，老师都说他“很有潜力，考个好大学没问题”。
九十年代的高考，还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李飞拿着志愿表，犹豫了很久。他想去大城市，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也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最终，他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了武汉大学——那是湖北的老牌985大学，离家不算太远，名气也响，他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应该能考上。
高考结束后，李飞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放松，而是每天帮家里干活，心里却像揣着块石头，坐立不安。查分那天，他紧张得手心冒汗，电话那头报出分数时，他愣了好几秒——比他预估的低了一点，离武汉大学的录取线，正好差了一分。
那一分，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把他的希望又一次打落谷底。他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山，心里一片茫然，难道自己真的没有上大学的命吗？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县教育局打来电话，说他因为分数够了本科线，且服从调剂，被北京的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出来了。
挂了电话，李飞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他疯了一样冲进屋里，对着正在喂猪的父母大喊：“爸！妈！我考上了！我被北京的大学录取了！985！”
父亲手里的猪食瓢“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看着李飞，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母亲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一边掉一边笑：“好，好，我儿子有出息了……”
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里。红色的封面，烫金的校徽，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村里人都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哎呀，李飞考上北京的大学了！还是985呢！”“咱们龙乡，还没出过这么厉害的大学生呢！”
李飞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父母脸上从未有过的笑容，看着他们挺直的腰杆，看着大姐眼里的骄傲，心里百感交集。那些曾经的痛苦、挣扎、绝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他知道，自己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没有辜负那两头卖掉的猪，没有辜负自己复读时熬过的每一个夜晚。
他抬起头，望向远方，仿佛能看到北京的模样。那里有崭新的校园，有未知的未来，更有他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不一样的人生。龙乡的第一个985大学生，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路，才刚刚铺开。
第六章：卑微的大学生活
九月的北京还浸在秋老虎的余威里，李飞拖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出火车站时，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滚，在下巴尖聚成一小滴，啪嗒砸在磨得发亮的解放鞋鞋面上。帆布包里裹着母亲连夜烙的二十个玉米饼，用塑料袋层层裹着，防着潮气，也防着被人看见——那是他能想到的、能撑过最初几天的口粮。
报到处的学姐接过他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在他那身洗得褪色的蓝布褂子上顿了顿，又很快移开，笑着指向前方的宿舍楼：“男生在三号楼，三楼左转第三个房间。”李飞道了谢，攥着帆布包的带子往前走，指节因为用力泛白。周围穿梭的学生们背着亮闪闪的双肩包，穿着他只在电视上见过的T恤和运动鞋，三三两两地用他听不太懂的京片子说笑，空气里飘着一种他说不上来的、属于大城市的味道，混合着香水和洗发水的气息，和他身上玉米饼的麦香格格不入。
宿舍是六人间，李飞推门进去时，五个床位已经有四个铺好了。靠门的男生正对着一面小镜子摆弄头发，见他进来，抬头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新同学？我叫张超，北京本地的。”他指了指桌上的索尼随身听，“刚买的，音质绝了。”李飞“嗯”了一声，把帆布包放在最后一个空床位上，包里的玉米饼硌得他手心发疼。
真正的冲击是在食堂到来的。第一天中午，李飞跟着人流排队，看着窗口上方的价目表，眼睛像被针扎了似的疼。最便宜的素菜套餐三块五，一荤一素五块，带肉的汤面八块。他在心里默算，父母临行前塞给他的二百块钱，是他们卖了半亩地的玉米才凑出来的，要是顿顿吃最便宜的套餐，一个月下来光吃饭就得三百多——这还不算要买的课本、笔记本，还有冬天要穿的厚衣服。
排队的队伍往前挪，前面的女生点了一份糖醋里脊，递过去十块钱，找零的时候随手把一张一块的纸币塞进了裤兜。李飞攥着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手指在布料上掐出几道印子，最终还是转身走出了食堂。
那天下午，他没去参加新生破冰活动，而是凭着路人的指点，倒了两趟公交车，找到了学姐说的那个批发市场。市场里弥漫着纸箱和塑料袋的味道，他在一个堆满方便面的摊位前站了很久，最终用四十块钱买了一箱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老板额外送了他两袋，他道了谢，抱着纸箱往回走，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纸箱的棱角硌得胳膊生疼，心里却踏实了些——这样算下来，一天两包面，再加上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饼，应该能撑到下个月。
日子就这样在计算中过了下来。每天早上，他等宿舍的人都走光了，才从床底摸出一包方便面和半个干硬的玉米饼，就着食堂免费的热水咽下去。中午和晚上，他总是等食堂快关门的时候才去，买一份最便宜的素菜，就着面汤吃，这样既能省下钱，又能避开同学的视线。张超他们偶尔会喊他一起去吃饭，他总说自己肠胃不好，吃不了油腻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不再喊他了。
他的床铺在最靠里的角落，床底下永远放着半箱方便面，用一个旧纸箱盖着。有一次张超无意中踢到了纸箱，“咦”了一声，他慌忙说里面是杂物，张超也没多想，转身去接电话了，他却在那一瞬间攥紧了拳头，后背沁出一层冷汗。
九月底的一天，班长在班群里发了通知，说周末组织全班去校外的餐馆聚餐，每人交三十块钱。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李飞正在图书馆里抄笔记，那本从学长那里借来的英语教材，上面的单词他认识没几个，老师上课说的话更是像听天书。他盯着手机屏幕上的“三十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是他三天的饭钱，够买五包方便面，够他多撑一个星期。
他在图书馆的角落坐了很久，直到闭馆的铃声响起，才慢慢站起身。走回宿舍的路上，秋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有点疼。他想了无数个理由，最终在班群里回了一句：“不好意思，我那天可能有点发烧，去不了了。”
聚餐那天，宿舍里的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张超喷了点古龙水，笑着问他：“真不去啊？听说那家餐馆的烤鸭特地道。”李飞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含糊地说：“头疼得厉害，你们去吧。”
门“砰”地一声关上，宿舍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掀开被子坐起来，从床底摸出一包方便面，干嚼着吃。窗外传来远处餐馆方向隐约的笑声，他把脸埋在膝盖里，嘴里的面渣剌得喉咙发疼。他想起临走前母亲往他包里塞钱时，偷偷抹眼泪的样子，想起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说“到了北京，别让人看不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用力抹了把脸，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会好的，等以后有钱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请谁吃饭请谁吃饭。
生活的窘迫还能靠着省吃俭用勉强应付，学习上的差距却像一道鸿沟，横在他面前。英语课上，老师全程用英语讲课，张超他们能和老师对答如流，甚至还能开玩笑，李飞却只能低着头，盯着课本上那些扭曲的字母，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计算机课更让他无地自容，机房里的电脑他只在镇上的网吧见过一次，别人手指在键盘上翻飞，他连开机键都要找半天，老师让做的练习题，他对着屏幕看了一节课，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有一次计算机老师点名让他演示操作，他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手指在键盘上抖个不停，半天没按对一个键。后排传来几声压抑的笑声，他的耳朵嗡嗡作响，感觉全班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他背上。老师最终让他坐下了，没说什么，但那眼神里的无奈，比任何指责都让他难受。
期末考完试，李飞看着自己英语和计算机的成绩，红着眼圈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夜风很冷，吹得他直打哆嗦，却吹不散心里的憋屈。他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暑假不回去了，在北京找份工作，既能挣点钱，又能跟着老师补补课。信里，他没说自己顿顿吃方便面，没说计算机课上的窘迫，只说北京很好，同学很好，老师很照顾他。
寄完信的那天下午，他在学校附近的餐馆找到了一份洗碗的活，管吃住，一个月还能给三百块钱。老板领着他去看后厨，油腻的瓷砖墙，堆成小山的碗碟，抽油烟机嗡嗡地响。李飞站在那里，看着窗外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地上，突然觉得心里亮堂了些。
他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很久，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那些因为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但他也相信，就像家乡田埂上的野草，再贫瘠的土地，只要肯扎根，总能熬到春天。
暑假的第一个清晨，李飞在后厨的水龙头下搓洗着油腻的盘子，泡沫溅了一身。窗外传来早班车进站的声音，他抬起头，看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嘴角慢慢向上扬了扬。
第七章：转机
六月的风卷着梧桐絮子扑在窗上，李飞盯着计算机课本上跳跃的光标，胃里又开始隐隐发空。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七点，食堂的廉价汤面该收摊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皱巴巴的五块钱，最终还是关掉了电脑。
走出电教楼时，暮色已经漫过篮球场。几个穿着球衣的男生勾肩搭背往校外走，讨论着晚上要去吃烧烤，冰镇啤酒的泡沫声仿佛就在耳边炸开。李飞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洗得发白的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风一吹就贴在细瘦的手腕上。
这是他在大学的第二个年头。十七岁的年纪，身高蹿到了一米七，体重却始终徘徊在九十斤上下。每次体育测试，他都是长跑队伍里被远远甩在最后的那个，班主任看着他单薄的背影叹气，说"这孩子怎么跟根豆芽似的"。他听了只是低头笑，没人知道他每天早上啃的是前一天剩下的干馒头，中午在食堂只敢买五毛钱的米饭配免费的咸菜，晚上要么是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要么就干脆啃方便面。
英语和计算机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两块石头。高中没摸过电脑的他，对着键盘就像对着天书，每次上机课都紧张得手心冒汗；英语听力更是让他头疼，耳机里叽里呱啦的音节像是在嘲笑他贫瘠的词汇量。上学期的补考通知贴出来时，他在布告栏前站了很久，直到暮色把"不合格"三个字泡得发涨。
回到宿舍时，张超正对着镜子摆弄新发型，发胶的香味呛得李飞咳嗽了两声。"飞子，今晚联谊去不去？外语系的女生组织的，听说有跳舞环节。"张超转过身，白衬衫的领口敞着，露出里面新买的项链。
李飞把书包往床底塞，声音闷闷的："不去了，我得看书。"
"看啥书啊，再看也不能当饭吃。"张超走过来拍他肩膀，"去见见世面嘛，总不能四年都窝在教室里。"
李飞抬头看了眼张超手腕上的电子表，那是他上个月生日时家里给买的新款，据说要两百多块。他喉结动了动，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真不去了，明天还有早课。"
张超撇撇嘴，转身跟其他人说笑去了。宿舍里很快热闹起来，大家讨论着要穿什么衣服，带什么礼物，只有李飞缩在角落，翻开了那本卷了边的英语词典。窗外的月光透过铁栅栏照进来，在他瘦骨嶙峋的手指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联谊会的那天晚上，李飞终究还是被张超拉去了。活动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彩色的气球挂在墙上，扩音器里放着当时最流行的歌。女生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男生们西装革履，一个个容光焕发。李飞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门口像个误入的异类，手心的汗把衣角都浸湿了。
"去啊，跟她们跳支舞。"张超推了他一把，自己已经拉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女生进了舞池。
李飞看着旋转的裙摆和飞扬的笑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他看到有人端着饮料走过，玻璃杯上的水珠折射出刺眼的光；听到有人在讨论周末去哪家西餐厅，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这些热闹都不属于他，就像橱窗里的精致蛋糕，他只能隔着玻璃看看，连靠近的勇气都没有。
一曲终了，灯光暗下来，他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溜出了礼堂。晚风吹在脸上带着凉意，他沿着操场的跑道慢慢走，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草丛里的虫鸣此起彼伏，他突然蹲下身，把脸埋在膝盖里。不是委屈，也不是难过，就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漫过胸口。
转机是在七月初到来的。那天他刚打扫完阶梯教室，正蹲在走廊里擦栏杆，系主任突然走了过来。"李飞，这里有份勤工俭学的申请表，你填一下。"主任递过来一张表格，"每天早上打扫教学楼的公共区域，一个月补贴两百二，够你改善改善伙食了。"
李飞愣住了，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他赶紧捡起来，手忙脚乱地擦着桌子："真的吗？我可以吗？"
主任笑了："当然可以，我看你平时挺勤快的。填好明天交给我就行。"
那天下午，李飞收到了二姐的来信。信里说她中专毕业了，被分配到县里的供销社工作，每个月能领一百八十块工资，以后可以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块。"弟，你在学校别太省，多买点肉吃，长壮点。"二姐的字迹歪歪扭扭，却烫得他眼眶发热。
他算了笔账，二姐寄的一百块，加上勤工俭学的两百二，每个月能有三百二十块。除去必要的开支，终于可以不用顿顿吃方便面了。他跑到食堂，第一次点了一份红烧排骨，看着油汪汪的肉块，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生活像是突然透进了光。他开始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拿着拖把和抹布在教学楼里忙碌。擦栏杆时能闻到清晨的槐花香，拖地时能听到晨读学生的背书声，这些细微的声响和气味，都让他觉得踏实。月底拿到工资那天，他把钱小心翼翼地分成几份，用信封装好，藏在枕头下的旧球鞋里。
同寝室的李悦是第一个发现他变化的。这个戴眼镜的男生总是笑眯眯的，据说跟李飞五百年前是一家。有天晚上，李飞正啃着新买的面包，李悦凑过来说："飞子，暑假想不想打工？我表哥开了家磁带公司，最近要腾仓库，缺个人手，一天五十块。"
李飞的眼睛亮了："真的？干什么活？"
"就是搬搬箱子，整理库存，不累的。"李悦推了推眼镜，"包午饭，中午有肉。"
那个暑假，李飞几乎天天泡在磁带仓库里。三伏天的仓库像个蒸笼，一箱箱磁带压得他胳膊发酸，汗水浸透了背心，贴在背上像块湿抹布。但每次想到一天能挣五十块，想到中午能吃到带肉的盒饭，他就浑身是劲。有次搬箱子时不小心蹭破了膝盖，他抹了点红药水，第二天照样准时到岗。
二十三天后，老板把一千一百五十块钱交到他手里。崭新的钞票带着油墨味，李飞数了三遍，才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走出公司大门时，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他突然想做点什么，约了李悦。
"悦子，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学校外面的小餐馆里，李飞点了红烧鱼、回锅肉，还有一个番茄鸡蛋汤。菜端上来时，热气腾腾的，肉香混着饭香钻进鼻子里。李悦吃得不亦乐乎，李飞却没怎么动筷子，只是看着他笑。
"你怎么不吃啊？"李悦嘴里塞得鼓鼓的。
李飞夹了块鱼肉，慢慢嚼着："就是觉得，挺好的。"
是啊，挺好的。不再为每天的饭钱发愁，不用对着不及格的成绩单彻夜难眠，甚至能请朋友吃顿像样的饭。窗外的路灯亮了，照在桌面上，也照亮了李飞眼里的光。
从那以后，李飞的生活像是上了轨道。他一边上课，一边打工，周末还去图书馆补课。英语听力听不懂，他就把课文录下来，走路时、打扫卫生时都戴着耳机；计算机操作不熟练，他就趁没人的时候留在机房练习，直到手指酸痛。他的体重慢慢涨到了一百斤，脸上有了点血色，长跑测试虽然还是最后一名，但至少能坚持跑完全程了。
毕业那天，当校长念到他的名字，把毕业证和学位证书递到他手里时，李飞的手微微发颤。阳光透过礼堂的穹顶照下来，落在烫金的字上，也落在他崭新的衬衫上——那是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为了这一天。
走出校门时，李悦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就是社会人了，加油啊。"
李飞笑着点头，心里却清楚，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但他不怕了，就像那些在仓库里搬过的箱子，再重，一步一步挪，总能挪到终点。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夏末的热气，他紧了紧手里的证书，朝着公交站走去。那里有他的下一班车，通往一个叫做"未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