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儿——驾！——驾！驾！”
1881年秋，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轨道上。
远处，一列火车缓缓驶来。说一列火车有点夸张，其实就是一节车皮，拉煤的。难以想象的是，牵引火车的不是蒸汽机车，而是四匹高头大马。
为何将蒸汽机车弃置不用？很简单，机车的轰鸣和汽笛的大嗓门会惊扰到长眠地下的列祖列宗，老祖宗降下罪来，后果很严重。
是不是很可笑？不。在国门被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不得不“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满清末年，修铁路这一举动，已经严重践踏了传统文化。
鲁迅先生对中国的改革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运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运，能改装。”。
早在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便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的铁路，以解决开平煤矿的运输难题，却立即遭遇“破坏风水”的强烈反对。工科给事中张家骧上奏警告：“铁路自开平等处至津，沿途坟墓极多，刨坟掘墓，必致怨声载道”，更直指铁路会 “震动皇陵”，触怒祖先神灵。这种将技术问题上升到伦理高度的思维，使得铁路建设计划被搁置数年。直到 1880年，煤炭运力已经严重不足，清廷才折中了一下，批准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短途铁路，但附加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条件：不得使用蒸汽机车，只能用马匹牵引。
这就是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铁路。火车，代表西方工业文明，为我所用；拉车的马，为“中体”，象征着必须誓死捍卫的传统文化。
本应奏响工业文明的汽笛，却因保守派“震动东陵龙脉”的指控，沦为“马拉火车”的历史笑料。
国际级别的笑料。
那时的笑料何其多。
如照相，被认为是“摄魂之术”，且见诸报端。1860 年代上海《申报》曾记载，有乡绅见人照相后 “归家即病”，便归咎于 “被镜所摄”，竟聚众捣毁照相馆。更有文人在笔记中痛斥：“夷人以铁匣蓄镜，能偷人貌，此非妖术而何？圣贤之世，岂容此类惑众！”
冲印照片的药水更邪乎，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
“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盐渍的眼睛就是用于配制药水的。
如煤油灯，被认为是“鬼火”，有毒气，天津教案期间，民众怀疑教会医院用煤油灯“炼制邪药”，甚至有“煤油燃烧会释放摄魂烟雾”的传言。
如西医手术，被认为“残人肢体”，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伦理，是伤天害理的妖术。
如钟表，乃典型的奇技淫巧，诱人玩物丧志。更微妙的是等级争议。传统计时权被官府垄断（如“晨钟暮鼓”由县衙掌控），而钟表的普及让平民也能精确掌握时间，打破了“时间专属权贵”的隐性秩序。保守派因此指责：“贩夫走卒皆怀钟表，尊卑不分，贵贱无序”，将技术普及视为对等级伦理的破坏。钟表被视为“洋派”象征，士绅家庭多藏而不露，避免被斥为“崇洋媚外”。
如电灯——篇幅所限，且从略——电报，织布机，等等等等，无不遭到顽强的抵制。
值得深思的是，抵制者不光是掌握话语权、捍卫自身地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比他们更顽固的是民众。这种现象，或可称之为一种全民性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防御型恐慌”。
回到“马拉火车”。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山川地脉被视为国家命运的象征，而铁路“凿山穿地”的工程特性，被解读为对自然秩序的粗暴破坏。火车过处，民间流传“田禾枯萎，妇孺惊啼”的谣言，甚至有人声称目睹“铁路附近产妇难产，牲畜绝育”的异象。这些看似荒诞的联想，实则是农耕文明用自身经验解释未知技术的必然结果 —— 当蒸汽机的轰鸣打破田园牧歌的宁静，人们便自然将其与灾异凶兆关联。
马拉火车的运行暴露出技术应用的严重异化。唐胥铁路采用1.435 米标准轨距，本可承载现代机车，却被强行套入传统运输模式。据《开平矿务局档案》记载，马拉火车时速仅3-4 公里，与传统马车无异，却需耗费大量人力畜力维持轨道与车辆。这种“用现代基础设施承载古代动力”的悖论，生动展现了保守势力试图将新技术纳入旧体系的徒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因运煤量激增，矿务局偷偷启用蒸汽机车，却因“烟囱高耸，黑烟蔽日”遭举报，清廷严令禁止，直到中法战争爆发后，出于军运需求才默许机车运行，此时距铁路建成已过去五年。
保守派担忧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
经济伦理的冲突尤为尖锐。传统社会将“农为本，商为末”奉为圭臬，而铁路带来的商品流通加速，必然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等级秩序的维护更成为抵制的核心诉求。而火车、电报等技术打破了这种秩序—— 铁路使平民能与官员共享交通速度，电报让地方消息直达中枢，这些都动摇了“上下有别、内外有分”的伦理根基。1880年李鸿章奏请修建津通铁路时，大学士倭仁激烈反对：“铁路使贩夫走卒皆得疾驰，贵贱无别，纲常何在？”
更深刻的文化优越感构成了抵制的心理基础。在“天朝上国”的认知框架中，中国是“礼仪之邦”，西方是“蛮夷之邦”，前者重“道”后者重“器”。当西方器物的先进性无可否认时，保守派便通过贬低其文化价值来维系心理平衡。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宣称：“西洋铁路、电报虽巧，然终属形而下之器，非圣人之道”，主张“取其利而弃其弊”，实则是想在不改变文化内核的前提下嫁接西方技术。所谓“中体西用”，导致技术应用失去制度与观念支撑，最终沦为无源之水。
马拉火车正是文化较量的产物，它保留了工业文明的外壳（铁轨、车厢），却阉割了其核心动力（蒸汽机），试图用传统动力系统驱动现代交通工具。这种“半吊子现代化”模式，暴露出传统社会既渴望技术红利，又恐惧文化冲击的矛盾心态。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近代中国的觉醒，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逐层深入，而每一层都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厮杀。”
权力博弈的结果是形成“渐进式妥协”的变革路径。从马拉火车到部分解禁蒸汽机车，从短途铁路到全国路网规划，每一步都伴随着新旧势力的讨价还价。这种妥协虽避免了剧烈动荡，却也延误了技术推广的最佳时机。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铁路总里程仅400公里，而日本已达3000公里，交通劣势也是清军溃败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的著名战役淞沪之战，武器装备且不论，国军投入的总兵力远远高于日军，但交通跟不上，成了“添油战术”，始终无法形成兵力优势。
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然而“抵制”仍然无处不在，更可笑的一些大师，还幻想着在故纸堆中寻觅动力系统。
正如微观历史学家王笛所言：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中，政治革命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但是文化、传统、习俗、审美、信仰等，却是长期存在的。过去对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生活和饮食、教育和思想、思维习惯，一切的一切，仍然产生着明显或者潜在的影响。（《碌碌有为：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