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因为乱开玩笑引起的惊天大吵
今天引的这篇“扎子”，在北宋元祐年间引起，或者说反映了上自太皇太后，下至宰相文臣数十人的愤怒与争端，最终的结果，是苏轼外放杭州，范纯仁被罢相。
事情的起因是：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朝廷举行一次选拔馆阁人才的考试，委托翰林学士苏轼、邓温伯起草考题，他们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撰成三篇考题，苏轼亲书奏上，太皇太后过目后，三选一，定了一篇，刚好是苏轼起草的策问，要求比较三组政策：齐VS鲁、仁宗VS神宗、汉文帝VS汉宣帝。纵向一看，似乎就把仁宗之政归纳为“媮”（tōu，意为巧黠），把神宗之政总结为“刻”（峻刻）的嫌疑。
考试结果没有什么问题，但苏轼的策题却遭到台谏官的攻击，挑头的是程颐的门人朱光庭。
他的目的则是要为老师程颐出一口气。
那么苏轼是怎么得罪程颐的呢？
本来，朱光庭与苏轼、程颢、程颐四人都参加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前三位都中了进士，只有程颐落榜。二程后来名声很大，朱光庭执弟子礼，以门人自居。
程颐没有进士出身，是司马光等人力荐，才破格入朝当官，程家两兄弟性格都很死板，苏轼喜欢开玩笑，程颐尤其开不起玩笑，加上学历问题上的自卑，于是结下梁子。
朱光庭来挑事，弹劾苏轼，表面是为程颐出气，实则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事闹得很大，苏轼于十二月十八日及次年正月十七日，两次上章自辩。
太皇太后的态度，一开始是说苏轼有罪，但免予追究。
但朱光庭等人不依不饶。
太皇太后于是收回成命，说苏轼无罪，是谏官不对。
谁知朱光庭一方的反弹更大，苏轼不得不进一步申辩。
一来二去，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与太皇太后当面冲突。他们拿着策题文本在老太太指指点点，老太太不耐烦地说：我不想看！他们竟说“您就是偏袒苏轼嘛！”真把老太太弄生气了，最后说干脆你们都出去吧！还是老相吕公著出来打圆场。
总之当初北宋的朝堂就是这么乌烟瘴气乱作一团，苏轼早就不想干了，能去杭州，还算好。
【东坡日历】
2025年3月5日，周三，乙巳蛇年，农历二月初六
51岁，是日，在开封，始行司马光言，复差役法。此乃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六。
62岁，是日，在归善（广东惠州），周彦质罢循州（广东龙川），来访。轼。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二月初六，时任宁远军节度副使。
64岁，是日，程之部以都大营勾陕西路茶马公事放罢，以为御史邓棐所论。以事涉我与子由也。轼。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二月初六，时任琼州别驾。
【辩试馆职策问扎子】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明诏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己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媮”与“刻”者，专谓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自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
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观二圣临御已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
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渎，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
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也。”
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为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
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已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臣无任感恩思报，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