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到这贫民窟里住后，约莫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午后我正点上蜡烛，在那里看一本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小说的时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楼来对我说：
“楼下有一个送信的在那里，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的明显，她好像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她听了我的这气愤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胜利似的，脸上忽涌出了一种冷笑说：
“你自家去看罢！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时我听见楼底下门口果真有一个邮差似的人在催着说：
“挂号信！”
我把信取来一看，心里就突突地跳了几跳，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
第四次交流描写，时间发生在“我”入住20多天后。那一天有邮递员来送信，陈二妹喊“我”下楼去取，语气中带有点“疑惧我的态度”。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的明显，她好像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为什么女工对“我”有疑惧的态度呢？是因为从第三次交流谈话后到现在，女工发现“我”经常夜不归宿，可能在外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女工又对“我”又有了疑惧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