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芦溪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
但如今婚期将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段关系。从高中到大学，我们分分合合，直到去年夏天订了婚。我已经投入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难以轻易做出什么决定。
而且，我现在非常生气。我不明白卫语——作为我仅有的两个朋友之一——为什么要给我发一句“董明也在”这样暧昧不清的话，徒增不必要的误会。
我坐在地铁上，正赶往N市的一所职业学院去上一门专业课。那座城市平淡无奇，我甚至多次想象自己摔死在那毫无特色的校门口牌匾下。
在手机里翻到以前的毕业照，不禁唏嘘感慨。初中毕业照上的我们尚且意气风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颜色，有人说喜欢紫色，或黑色。而年级第一的陈玲告诉我们，她喜欢浅色，就是那种什么都淡淡的色彩。当时我觉得，那简直高级极了。
可成年之后，一切怎么就变了呢？大人们都喜欢红色，红色的人民币。就连艺术家，也爱红色。
迷迷糊糊间，我走进了校园。叶子已变得金黄，学生们或步行或骑车，一张张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从高中到大学是一个阶段，学生仿佛进入了一个小型社会；而从大学到社会，又是另一个阶段——他们从模拟走向现实。
我非常讨厌现在的工作。毕业时，我也曾憧憬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生活，可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我也曾以为，成年之后，一定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与董明重逢。
可如果不是刻意安排，我和他其实很难再见。我曾以为长大后就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可生活终究鸡零狗碎。人，说到底也是一种动物，吃饭睡觉，不过是生理需求。
我教的是一门水课。下午的第一节课，学生们睡眼惺忪地赶来，好几个甚至选择逃课。我讲得也毫无激情。
回到办公室，几位女老师正兴奋地讨论某部剧。我很反感她们那些浅薄无聊的话题——不是化妆品就是影视剧，却很少听她们具体聊起学生。这些大学老师心里似乎只有自己。说实在的，我至今还没完全适应“老师”这个新身份。
我带的那个班的辅导员告诉我：“虽然大学老师也是老师，但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有自学能力。”
“那他们吸大麻我也不管吗？”我反问。
“哎哟，明老师，你别走极端呀！”另一位女老师激动地说，“违法犯罪当然要管。但我们其实跟社会上的人差不多，明老师你明白吗？我们也不过是为老板打工，只不过老板是校长而已。”
我每天都活在过去里，始终想不通：人只有这一辈子，为什么却能把自己看得如此之轻？什么理想、追求，全都不要了，只顾着安逸地生活。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我还是非常幼稚地拉黑了芦溪的微信。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他解释，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