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馥，号鹿山，康熙甲子科举人，性嗜书，藏书楼名为“笔山阁”。鹿山先生在藏书史上算不上“大家”，其人真正有趣之处在于他的一枚小刻章，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后鹿山先生坐事诉讼，藏书多散轶，时人皆以此印文为谶言。
历代藏书家，有名的如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插架之富（典出韩愈：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甲于江左，其所用印章多为“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尽归他氏还算好的，绛云楼一场大火之后，多少宋版孤本书从此绝迹于人间）更有明末墨林山人项元汴，极爱收藏字画，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就经他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此翁生怕后代子孙不懂字画价值把这些宝贝当废纸卖了，还给自己的藏品都标上价钱，后清兵攻破嘉兴府城，其藏品被千夫长汪六水劫掠，散失殆尽。项先生实在用心良苦，不过如今看来，也只能叹息一句“徒作百年记”罢了。
以此观之，鹿山先生的“曾在李鹿山处”询为达识，苏轼在《宝绘堂记》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其实道理讲来讲去还是那一句“尤物应做过眼云烟观”，懂的人很多，做到的人却很少，鹿山先生算是其中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