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事吃顿便饭，得先研究政策文件；下村调研错过饭点，宁可饿肚子也不敢在村里吃一口热饭，我们现在不是在吃饭，是在‘吃政策’啊！”一位基层干部的自嘲，道破了当下整治违规吃喝中的微妙困境。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整治“舌尖上的腐败”成效显著，但部分地区将“违规吃喝”异化执行为“吃喝违规”，用“一刀切”的禁令让干部陷入“吃喝恐慌”。如何在正风肃纪与人文关怀间把握“度”，成为检验治理能力的重要命题。

当“违规吃喝”异化为“吃喝即违规”。中央八项规定的核心，是靶向整治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等违纪行为，而非否定正常的工作交流与人际往来。但在执行中，部分地区却“走了样”。将“四菜一汤”细化为“每道菜不能超过固定金额”，甚至要求私人聚会必须报备菜品清单，把正常社交纳入监管“真空地带”；秉持“宁可错杀一千”的思维，公职人员聚餐控制在三人以内，且不能存在上下级关系，餐费必须AA；规定“公务接待一律不得饮酒”，却将商务谈判中为尊重习俗的小酌也列入禁止范畴，导致招商引资项目因“酒桌礼仪”受阻。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将“整治违规”简单等同于“消灭吃喝”，忽视了干部作为“社会人”的正常需求，也背离了八项规定“激浊扬清”的初衷。

整治违规吃喝，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整治违规吃喝的 “度”，本质是政治原则与治理智慧的辩证统一。它既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也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律禁止”，而是需要在制度设计、监督执行、人文关怀中找到动态平衡点，构建“制度有尺度、执行有准度、治理有温度”的三维治理体系。 

把握好制度之度，划清“公私边界”的尺度。一方面，明确公务接待标准的“负面清单”，聚焦“公权滥用型”吃喝，明确禁止公款支付、超标准接待、利益输送型宴请等行为，以陪餐人数、酒水规格等量化标准筑牢纪律底线。另一方面要划定“正面清单”，界定“正常交往型”吃喝，允许基层调研时的群众便饭、商务洽谈中的合规礼仪等，避免“合理行为被误伤”。这种“清单化治理”既避免“牛栏关猫”的松散，又防止“草木皆兵”的苛责，让干部清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从制度源头破解“决策焦虑”。

把握好执行之度，练就“精准滴灌”的准度。在整治违规吃喝过程中，务必将实事求是挺在前面，注意区分违规吃喝和正常餐饮消费，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达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确有违规的行为依规严处，对因制度模糊导致的轻微偏差给予容错纠错，对无利益关联的正常社交不作过度追究，防止“洗碗效应”挫伤干部积极性。整治违规吃喝同进行正常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并行不悖，要注重治理的方式方法，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检查，不得影响餐饮行业正常经营和群众正常消费，不得违背政策搞一刀切、层层加码。

把握好人文之度，守住“为政以民”的温度。治理的终极目标，是让干部从“吃饭焦虑”中解放出来，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2024年出台的《广州市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指出，干部在调研时可接受企业按规定标准提供的工作餐；在乡村走访时，可接受群众自种自养的农产品，但需符合‘亲清’原则且不影响公务，这种“有温度的治理”，让纪律要求与民生情怀有机统一。当干部在乡村调研时喝一碗老乡递来的红薯粥、在企业走访时吃一份员工食堂的工作餐，不仅是基本的民生情怀，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正如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所言：“禁止干部接受群众的一杯水、一顿饭，看似严格，实则是把干群关系推向‘绝缘体’，违背了八项规定‘密切联系群众’的初心。”

从“四菜一汤”的朴素规定，到新时代精准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央八项规定的生命力，正在于对“度”的科学把握，既要有“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也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理智慧，让纪律的归纪律，人情的归人情，让干事创业的热情，不因“吃饭问题”而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