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原创非首发，首发公众号：随风似水，ID：随风似水，文责自负。
木心言，“艺术家是分散的耶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陀氏那颗耶稣的心。
木心反对用思想信仰或道德规范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其作品的价值在于“心灵的丰富性”。他提到，过早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被其强烈的宗教与哲学议题干扰，唯有在积淀足够后，才能真正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庞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正如纪德所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白痴》是我最初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到一半便放弃了，那时还年轻，更喜读托尔斯泰的书。后读《白夜》，勉强读完，无法理解那个孤独的幻想者，又回头将《白痴》读完，依然理解不了如贾宝玉一般“痴”的梅什金公爵，仍然被《安娜·卡列宁娜》吸引，直到多年后读到《罪与罚》，不再排斥那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刻意去找陀氏的作品来读，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被陀氏的悲悯之心感动；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像完成生命中一件大事，被他深邃的思想打动，再读陀氏首作《穷人》，就轻松许多。原来，这个心理诗人从步入文坛起，就开始挖掘人这个奥秘，试图通过文学探索社会问题，救赎主题在此找到雏形。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讲不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寻找道德规范或思想信仰，认为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人想了解自己”。陀氏在《穷人》开篇便道：“人是一个奥秘。应该解开它，如果你毕生都在解开它，那你不要说损失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奥秘，因为我想做人。”抑或看过不少作家在小说中的道德说教，陀氏迥异于同时代作家，大量的心理描写更接近二十世纪小说家，人物内心的挣扎、撕裂、矛盾、痛哭、自欺、窃喜……像镜子反射出社会的阴暗，人心的卑微、丑陋，当然还有光亮。
陀氏笔下的人物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曾言：“我想用我的笔展示，在最卑微的人身上也有人的光辉。”这种人道主义关怀驱使他通过《穷人》为无声者发声，既控诉社会不公，也试图在绝望中寻找人性的微光。小说结尾杰武什金的哀嚎，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悲鸣，亦是对整个时代的控诉。
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小人物”
《穷人》采取了书信体叙事结构，小说通过九等文官马卡尔·杰武什金与孤女瓦莲卡的通信展开。杰武什金以微薄薪水接济瓦莲卡，甚至变卖制服、借高利贷，却仍无法阻止瓦莲卡为生存被迫嫁给暴戾地主贝科夫的悲惨结局。
杰武什金与瓦莲卡均处于社会底层：杰武什金杰，一个卑微的九等文官，饱受同事嘲笑；瓦莲卡因父亲破产、母亲病逝，被远亲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欺骗，险些堕入风尘。一老一少两人在贫困中相互扶持，试图以爱和善意抵御绝望，但最终被社会现实击溃。瓦莲卡为生存选择婚姻，杰伍什金则在失去精神寄托后发出“我快要死了”的哀鸣。无力抗争的现实让他们的救赎以失败告终。
杰武什金，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倒影。他穷得连一块破抹布都不如，却用牙缝里省下的铜板为孤女瓦莲卡买糖果、买花。他们之间的爱，很难说清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抑或都有，又都不是，不过是两个孤独、卑微的可怜人相互取暖、相互慰藉。杰武什金的爱不是英雄主义的壮烈，而是“被踩碎的圣饼”，在女房东的冷眼和同僚的讥笑中，他颤抖着捡起自尊的残渣，用书信拼凑出两个灵魂的避难所。瓦莲卡的婚姻选择，是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泪。她嫁给地主贝科夫，只是向金钱、向现实屈服吗？既然不选择死，剩下的也只有肉身，活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殉道？
《穷人》与陀氏后期作品一样，没有道德审判，唯有人性的深渊与星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大都是在泥潭中挣扎的“小人物”：有人死于饥饿，有人死于尊严，而更多人死于“不被看见”。陀氏用《穷人》作书名，表面上看是指生活在社会底层，物质贫瘠之人，其深层含义则指那些因贫穷失去人的尊严，而本性清高的可怜之人。恰如果戈里所言：“小说的主题不是社会问题‘穷’，而是心理问题‘孤独’以及由此引发的‘可怜’。”
杰武什金就是这样一个可怜之人。这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彼得堡贫民窟，穷得连墨水都要赊账的抄写员，用颤抖的手指写下“穷人不是罪过”，却在信笺背面用潦草字迹搭建起一座“巴别塔”。
人活在世上，不是仅为吃饱、穿暖，即便是为生存发愁的穷人。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是孤独。尽管生活没有意义，但要活下去，必须得自己寻找意义，对于处于孤独之中的杰武什金，感受到被需要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他给瓦莲卡写信，借钱给瓦莲卡买礼物，不过渴望拥有一个能够倾诉、可以奉献的对象，让杰武什金感到存在有价值，而丧失了倾诉对象和奉献渠道就会让他万念俱灰。
杰武什金将自己钉在生活的十字架上，用卑微的善意浇灌瓦莲卡的希望；瓦莲卡的回信同样给予他卑微人生中点点星光。信中，彼此述说着生活的日常，在琐碎中发现生活中的美；也述说着自我生存的困境，对命运的忧虑；更有对同样处于贫困却又竭力维护自尊的穷人的同情与帮助。
二、在书信中建立跨越年龄的依存关系
杰武什金与瓦莲卡的通信既是二人情感连接的纽带，也是各自写给自己的日记。小说就在年过五十岁的九等文官与年仅十七岁的孤女之间的通信中展开，真实、自然、深入地描绘小人物琐碎日常生活与情感。
书信点燃的微光，不仅是他们情感的慰藉，也是对抗贫穷、乏味生活的出口，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还从中发现了生活中细微的美。
美，对于穷人来说是多么奢侈！杰武什金却给瓦莲卡带去了一丝美。瓦连卡在给杰武什金的信中写道：“这花是多么美呀！大红的小十字花瓣。这么漂亮的天竺葵您是在哪里买到的？……但愿有一天我自己能有好多钱就好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十七岁的少女怎会不爱美？杰武什金送给她花，让她感受到美，陶醉于美，然而，对于穷人来说，又是多么虚幻, 一句“但愿有一天我自己能有好多钱就好了！”让人揪心。瓦莲卡的自尊心与同情心让她不愿、不忍用杰武什金的钱。美，原来也可以用钱买到。
处于贫困中的一老一少两个人，怎么可能避开生活的困境在信中仅谈风花雪月。杰武什金虽然给瓦莲卡买花、买糖果，在信中刻意美化生活细节，却不能逃避现实，还是在信中宣泄情感，写下对命运的忧虑。“唉，我的前途如何，我的命运将是怎样的！痛苦的是我处在这样一种一切都情况不明的处境，我没有前途，我根本无法预测我将来会怎么样。回首往日也是可怕的。那全是些令人伤心的事，一回忆起来我的心就碎成两半。我永远要怨恨那些毁了我的恶人！”与其说这是写给瓦莲卡的信，莫如说是写给自己的日记，没有这个情绪出口，生活更是一片黑暗。
让我们听听这个卑微者的呼喊：“他们嫌我的靴子不好，制服不好，头发不好，身材不好；样样都不中他们的意，一切都得改！这一切不知从何时起每天都要重复好几遍。我习惯了，因为我对一切都能习惯，因为我脾气好，因为我是个小人物；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伤害过谁吗？我抢过谁的官衔吗？我在上级面前给谁抹过黑吗？我强求过奖金吗？我污蔑过谁吗？”
为人老实、脾气温顺、心地善良的杰武什金小心翼翼地工作、生活，却因不合当权者的脾胃，只能愈加卑微。“人善受人欺”，更因为他是穷人呀！在金钱与权力面前，穷人的尊严像窗台上的冰凌，阳光下美得惊心动魄，转瞬就碎成满地盐粒。
书中最让人揪心的呐喊：“穷人比一块破布都不如，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不管他们怎么写！穷人的一切一定都露在外面，心里一定不会秘藏任何东西，至于什么自尊心就绝对不该有！”
当穷人有了自尊心，就活该倒霉了。全书最具象征色彩的一幕：杰武什金在工作中因抄写文件出错被上司召见，本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纽扣的意外脱落成为压垮其心理防线的导火索 。当纽扣滚到“大人”脚边时，这一细节不仅暴露了他衣不蔽体的窘迫，更象征着其社会地位的卑贱与尊严的瓦解。他试图捡起纽扣的慌乱动作，映射出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怯懦与自我认知的崩塌。出乎他的意料，上司并未责备他，反而因同情其处境赠予100卢布，并与他握手以示平等。这一举动让杰武什金感激不尽，从未有过的尊重，让他将上司的握手视为比金钱更珍贵的救赎。
读读杰武什金写给瓦连卡的信，看看卑微者内心的煎熬：“瓦连卡，活在世上真是丢脸。我完全像疯了似的，比没有身份证的流浪汉还不如。多重的灾难啊！ 我完蛋了，简直是完蛋了！不可挽回地完蛋了。一粒纽扣——见它的鬼去！——本来只连在我身上的一根线上，这时忽然脱落了，又蹦又跳（显然是我无意之中碰了它），当的一响一直朝前滚，该死的，一直滚到大人脚前，这时候大伙儿正是肃静无声！这就成了我的全部辩白，我的全部道歉，全部回答，是我准备对大人说的一切！”生动、形象表现了那种尴尬、窘态、哀怨、煎熬，自毁形象的痛苦。失去自尊，杰武什金像被剥光了衣服，上司的握手，简直让他感恩戴德，却因这份施舍更感到屈辱，从而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哀叹“穷人比破布都不如”的心酸。
虽说上司的100卢布暂缓了杰武什金的经济危机，也可救济瓦连卡，却解决不了其精神困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社会对穷人的双重压迫：物质援助往往伴随着尊严的剥夺。陀氏通过这一细节，让我们看到贫穷不仅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利，更将穷人推向精神异化的深渊 。不得不丧失自尊的可怜之人才是真正的穷人。
尽管杰武什金竭力维护精神尊严，依然无法阻止瓦莲卡为生存嫁给暴戾地主贝科夫。让我们听听瓦连卡的悲音：“一切都办妥了！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只能听从上帝的意旨。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过去的回忆中可以带到新生活里去的愉快的事情很少，因此关于您的记忆也就弥足珍贵，您在我的心里也弥足珍贵了。您是我唯一的朋友，这里只有您一个人爱我。”
凡尔杜先生说：你要无情才能活在无情的社会。善良有情的穷人岂能被无情的社会容忍。再来听听杰伍什金最后的哀鸣：“小宝贝，今后我将给谁写信呢？我要叫谁小宝贝，我要用这么亲热的称呼去叫谁呢？今后叫我到哪里去找您呢，我的小天使？”
杰伍什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落款，瓦连卡很可能看不到，不过是他绝望的悲鸣。在当时沙俄社会的腐败背景下，这对忘年交的分离注定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我们又怎能忍心谴责杰武什金的怯懦、瓦莲卡的妥协。陀氏并非单纯控诉社会，而是更关注人性在生存压力下的扭曲与坚守，在绝望中寻找救赎。这便是他对“人是一个奥秘”的探索。
一出彻底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三、在书信中建构底层贫困者的悲剧性社会图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通过书信体叙事，在杰伍什金与瓦连卡的信中除了书写两人的日常琐事、情感之外，还构建了一个由底层贫困者构成的悲剧性社会图景。有贪婪的女房东、暴虐地主贝科夫、瓦莲卡的远房亲戚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被革职的戈尔什科夫、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其中，戈尔什科夫与波克罗夫斯基是最具悲剧色彩，与杰伍什金命运相似的可怜之人，而女房东、地主、瓦莲卡的远房亲戚可以说是作为反面角色存在，这些角色穿插在杰伍什金与瓦连卡的生活中，构成了一张苦难之网，让我们从中更深感受到穷人哪里仅是物质被掠夺，更是精神被摧残，而压迫他们的难道只是贪婪的女房东、暴虐地主、道德沦丧的皮条客吗？
女房东是杰伍什金的直接剥夺者，常常因杰伍什金交不起房租而公开羞辱他。同为社会底层人，却“以贫欺贫”，当杰伍什金无力支付房租时，她便把通过窥视杰武什金与瓦莲卡的关系，当笑柄故意向其他房客散布，精神羞辱比经济压迫更具毁灭性，杰伍什金酗酒、抑郁与此无不关系。女房东冷漠与麻木，对房客的剥削也有其求生本能，但本质上还是利己主义导致的道德沦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质问：“当生存成为唯一法则，道德是否必然沦丧？”
暴虐地主贝科夫是将瓦莲卡推向悲剧命运的凶手，他的求婚其实就是暴力掠夺，打着为瓦莲卡恢复名誉的幌子，不过是将她视为继承遗产的工具。贝科夫先是侮辱了瓦莲卡，后又为继承遗产娶她，哪里有一点爱，残忍切断了瓦莲卡与杰伍什金的互助关系，掐灭他们生活中仅有的微光。他对瓦莲卡的冷漠与杰伍什金省钱给瓦莲卡买花的温情形成鲜明对比。瓦莲卡明知贝科夫的残暴，却只能被迫选择他。穷人，在生存危机下，尊严就是杰伍什金说的“一块破布”。杰伍什金只能发出“我快要死了”的哀鸣，用信件建构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破碎。
瓦莲卡的远房亲戚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表面上收留孤苦无依的瓦莲卡母女，实则企图榨取其遗产，一个“伪善施恩者”，间接将瓦莲卡推向悲剧命运。当她发现瓦莲卡遗产不存在后，转而通过精神虐待、经济压榨逼迫瓦莲卡母亲至死，又试图将瓦莲卡推入风尘。安娜以拉皮条为生，抛弃道德准则，将他人视为牟利对象，充分体现了人性之恶，她既是被社会挤压的受害者，也是主动施害的加害者。这种人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是过去还是现在皆存在。《红楼梦》中的被压迫者通过欺负更弱者换取生存空间的人不胜枚举，就是现在的职场，为自身利益打压同为打工人的竞争者更是数不胜数。杰伍什金发出“贫穷不是罪过”的呐喊，也是这些“笑贫不笑娼”的人掐灭了人性之光。
安娜的存在反衬出杰伍什金与瓦莲卡的神性。杰伍什金对被革职的戈尔什科夫的帮助，瓦莲卡对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无私的爱皆散发着精神光辉。
戈尔什科夫本是一名恪尽职守的底层文官，却因商人陷害被指控“诈骗罪”革职，背负不白之冤，导致丢了工作，无经济来源，更扼杀了他的精神。他终日“浑身发抖、走路靠边、房间里悄无声息”，甚至“连呼吸都像在道歉”。失业后，戈尔什科夫一家陷入绝境：妻子重病、孩子饿死、住所逼仄如牢笼。即便如此，他仍拒绝接受“不义之财”，始终将名誉视为生命。
杰伍什金将仅有的二十卢布借给比他还可怜的戈尔什科夫，戈尔什科夫对清白的偏执，杰武什金用“喝茶、穿外套”维系体面，不正是穷人对尊严的本能捍卫吗？当法院最终平反冤案并赔偿时，戈尔什科夫却在狂喜中猝死。虽说获得平反，他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迟到的赔偿金又如何愈合他的精神创伤？
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个出生卑微的知识分子，三岁丧母，十岁被继母驱逐，依靠救济完成学业，却因出生的阶级无法获得体面的工作，只能寄居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波克罗夫斯基天性善良，却因成长创伤导致性格乖张。情窦初开的瓦莲卡爱上了波克罗夫斯基，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到死也未说出只言片语。他并非不喜欢瓦莲卡，却因强烈的自卑让他在现实压迫下无力表达，物质穷困只能让精神也陷入贫困。
波克罗夫斯基的死与戈尔什科夫的死，在彼得堡贫民窟习以为常，杰伍什金在瓦莲卡离开后发出“我要死了”的哀鸣，这就是底层知识分子的宿命。知识无法转化为生存资本，尊严被社会的冷漠摧毁。
当杰伍什金典当制服救助瓦莲卡时，我们看到了在绝境中依然有人坚守人性尊严，物质匮乏未必导致精神堕落，但任何时代，倘若不能为知识尊严提供生存环境，只能让更多波克罗夫斯基式的知识分子湮灭。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粗糙”中的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创作于1846年，是其文学生涯的起点。19世纪中叶的俄国处于农奴制改革前夕，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尖锐，城市底层公务员、贫民与农奴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至极限。
彼时，24岁的陀氏还是军校学生，尚未出现因参与激进团体被捕，假死刑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的苦难经历，但生活已陷入贫困。父亲酗酒、母亲早逝，让他童年就目睹社会底层疾苦，以天才的敏感及自身对“被侮辱者”共情，创作出这部影响他后期文学创作、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为后世文学提供了“苦难如何转化为尊严”的永恒命题。
书信体的文学形式，能让身为普通人的主人公通过书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表达细腻的、百转千回的情感起伏，使读者尽可能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初入文坛的陀氏采用书信体写作首作《穷人》，是挖掘“人这个奥秘”的自然需求。从杰伍什金的书信中，我们读到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对尊严的挣扎与精神的高贵。
陀氏打破了传统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赋予人物独立意识更易引起读者共鸣，在《穷人》中开创了“内心独白”与“病态心理”描写的“复调叙事”。如杰伍什金对尊严丧失的恐惧、对瓦莲卡矛盾的爱恋，展现“小人物”在贫困中挣扎的卑微感。信中的语言既谦卑又自尊，对上司的施舍既感激又愤怒，让我们看到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撕裂。
木心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其作品对人性复杂性的挖掘远超同时代作家，尤其对陀氏的文风评价独树一帜。他认为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类似汉代石兽的原始力量，若过度打磨反而失去生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楼拜皆为木心尤为推崇的作家。相比福楼拜的精雕细琢，陀氏是“暴风骤雨”，冗长的词语堆砌，意识流式的语言，让读者读得心惊肉跳，喘不过气来。纳博科夫曾批评他的语言“缺乏节制”，抑或，恰是这种“倾盆而下，一泻千里”的语言就是木心赞赏的“粗糙”之美，在“粗糙”中直面人性混沌，彰显其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是基督徒，小说中充满宗教与道德的救赎。木心说陀氏是宗教与艺术的融合，笔下的“上帝”并非传统宗教符号，而是“近乎艺术的上帝”，其作品中的神性之光投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身上。
《穷人》中的杰伍什金这个底层知识分子视尊严为生命。为了体面，他节衣缩食也要喝茶，穿制服，但为了救济瓦连卡，他卖掉最后一件外套，不惜牺牲体面，在爱面前，体面算什么？尊严算什么？这不正是基督的大爱吗？瓦莲卡为生存被迫嫁给暴虐地主，杰伍什金在绝望中哀嚎“我的心受不了”，这一声不就是陀氏发出的质问，对苦难与救赎的思考吗？
杰武什金为瓦连卡买天竺葵，生活再苦，也要追求美，将卑微事物神圣化，预示陀氏后期作品“以美救赎”的核心命题。抑或，这也是木心所言“近乎艺术的上帝”，让我们看到人性光辉。
《穷人》的书信体与心理现实主义手法影响了后世不少作家。卡夫卡在《城堡》中通过碎片化书信体展现官僚体系的荒诞，人物的隔阂；《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的异化体验，将陀氏的“精神压迫”主题推向极致。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 》中通过意识流展现人物记忆的碎片化心理，借鉴了陀氏在书信中大量采用的内心独白。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虽非书信体，但通过“狂人”的呓语折射社会病症的手法与陀氏异曲同工；《伤逝》中通过涓生手记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也与《穷人》中杰伍什金的自我剖析一脉相承。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心理、人性的深度挖掘，反传统叙事，对他后期小说《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影响至深，从心理描写走向“思想小说”。
我们选择读哪位作家，读他哪部作品，往往看其名气、代表作，读《穷人》之后，我却感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一开始就读他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而先读首作《穷人》，更易理解陀氏的悲天悯人与深邃思想。对于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需用一生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其作品中的神性之光，以净化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