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华为封禁埋下伏笔，到谷歌败诉图穷匕见
作者 杰罗姆
【一】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结构性反噬
2025年6月19日，欧盟法院法律顾问支持对谷歌开出47亿美元反垄断罚款。案件聚焦谷歌如何借助Android系统强迫厂商预装自家应用、限制竞争。这一裁决标志着监管者首次系统识别平台接口背后的结构性控制逻辑。
欧盟对科技巨头开巨额罚单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让杰罗姆觉得这一事件非同寻常的，是它与2019年谷歌对华为的断供封禁形成了历史回环。一个是平台行使排斥权，一个是平台遭遇制度反制——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是一条平台权力扩张—滥用—反噬的完整轨迹。
华为被封禁，是权力首次现形；谷歌被罚款，是结构开始裂解。
平台不再只是公司，而成为“制度化的行为裁决者”。
【二】权力的起点：华为被断供，不是商业分手，而是制度封锁
2019年，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谷歌随即终止与华为的GMS合作。尽管Android仍然开源，但没有Play商店、YouTube、地图、广告SDK，华为新手机几乎被排除在全球主流数字生活之外。
这不是用户抛弃了华为，而是制度性接口将它踢出了“可用性范围”。它让全球第一次意识到：
开源代码不是权力所在，封闭接口才是真正的制度边界。
谷歌当时无需开枪、无需发声明，只需关掉认证权限，就完成了对一个全球顶级手机厂商的“系统驱逐”。这是平台第一次以结构手段行使权力，而非靠产品市场竞争。
【三】制度性接口：平台控制的隐秘武器
谷歌对Android的控制从不靠垄断代码，而靠绑定协议和默认接口。GMS（Google Mobile Services）虽非强制，却是实际上全球Android生态的门槛。
若手机厂商希望：
上架Play商店；
使用谷歌地图和广告服务；
被全球App适配、认证和分发；
就必须签署MADA协议、遵守AFA约束，默认嵌入谷歌服务，并不得开发兼容系统替代方案。
这不是服务提供，而是结构设限；不是竞争优胜，而是协议筛选。
接口不是技术选择，而是制度过滤器。
这也正是欧盟法院指出的核心问题：谷歌利用系统默认路径，制造“制度依赖”与“竞争排除”。
【四】谷歌败诉：制度反制的结构性回响
2025年谷歌败诉的意义，在于欧盟首次系统性确认：平台接口设计本身，就可能构成反竞争行为。
法院认定：
默认设置、预装义务形成“平台支配性干预”；
厂商选择被结构性收窄，竞争对手进入路径被制度性遮蔽；
用户看似自由选择，实则被路径依赖困住。
这是对平台从“产品思维”到“结构治理”视角的转变。
而这场判决所针对的，不仅是谷歌，更是整个依赖“默认预设+协议捆绑”的平台生态逻辑。
【五】平台不是企业，而是制度容器
华为被封禁时，公众以为那只是政治干预商业的例外；谷歌被罚，很多人仍将其视为监管过度。但这两者，恰恰说明了平台权力的本质变化：
它不是靠产品创新，而是靠路径设定控制他人行为；
它不是靠价格竞争，而是靠接口垄断绑定开发者生态；
它不再只是服务提供者，而是“进入制度”的控制者。
正因如此，平台可以悄无声息地排除某个国家的参与者，也可以长期通过默认设定压制竞争对手，而不留下“暴力痕迹”。
这就是系统性平台的特征：它以中性的名义运行，以结构的方式行权。
【六】结语：制度性的力量，必须用制度回应
现在，谷歌在欧盟遇到的反制，并非孤例。全球范围内，监管者都在重新定义平台权力的边界：
美国对OpenAI与微软展开结构性审查；
欧盟以《数字市场法案》要求默认选择机制透明；
印度、东南亚国家在反审查、数据本地化上强化主权接口诉求。
平台时代的主战场，早已不在功能之争，而是接口之争、协议之争、结构治理之争。
我们必须正视：
系统性平台是权力制度化的新形态，
没有结构性语言与制度工具，就无法真正治理它。
而这场治理，不是终结平台，而是终结平台的滥权结构。
从华为断供，到谷歌败诉，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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