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据说，在我出生的同年，祖父他老人家便先一步去世了。因而留在印象中的只有祖母一人——那是一个慈爱、勤苦、刻薄而又迷信的老太太，我从未忘记她作为一个长辈带给我的关怀与照顾。
祖母 1943年出生，听闻她的祖籍是山东，在饥荒的年代里逃荒到了山西，因缘际会嫁给了祖父。祖母家里姊妹四个，她排行老三，最小的妹妹似乎早年间便离世了，我没有见过。她的两个姊姊，我称作老姨，我是见过的，在过去的几年间也相继离世了。
祖母康健的那几年，我时常记得与她一起上地、拔草、拾柴，听她讲“四工地”的旧事，在旧气路远远看到送葬队伍拉着我躲开，在小河湾里捞不知名的水生物(其时把她也吓了一跳)，在院落里编筐、用木板自制凳子、摘黄芽煮菜盒子，用艾草驱蚊，惹怒她时责骂我“丧良心”，我甚至记得那年腊月在置办年货的路上，她在雪地里摔了一跤……
过年时记不得她要上香祈求哪一位菩萨的保佑，说完“扑通”便跪了下去，又说什么要我也跪下去。尽管不大愿意，我还是未能忤逆她的意思，在她那里有丰富而广阔的民间见闻与旧思想，我一边保持跟随又一边不能苟同。
后几年，老太太的腿脚不太灵活了，走路总是拄着拐杖，步子一拖一拖的，去医院治好又复发的白内障也时常纠结着她，在那个夏天，一次意外的摔倒彻底断送了她自由行走的能力。
再后来，我时常记起我那年是初二。会考时，学校连续两周也没能放假，说是那段时间学业紧张。再回到家中，已是另一番光景，远远的看见醒目的红色而修长的棺木,就那样静静地坐落在西当中窑的地上，沉重的棺木前是惨白色的灵牌，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列“罗刘氏”的字样。 远远的望着熟悉却又陌生的亲人躺在这厚厚的不见天日的木盒子里。我终究没有勇气和决心，再最后看一眼这位饱经风霜的年逾古稀的勤苦一生的老太太的遗体。
初见这一场景时，有一股奇怪的恍惚感包裹着我，那不是害怕，而是好像有什么奇怪的精神力开始深深地影响着我，悬浮在我看不见的身后的上空，好像活在梦幻中一般，那时的我也格外保持平静。
直到七八年后，我才像猛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原来我的祖母她老人家已经不再许久了，这时所有的意绪方才一点点倾垮、崩塌。
我再没能见她，对她的印象仿佛又定格在了4岁那年初次回家的那个夏日的午后。母亲送我到家门口之后便离开了，走进家里，祖母正端着瓷碗吃着饭，见到我先是愣了一下，以为是谁家的孩子走错了。紧接着似乎又认出了我的眉眼(一定极似她的后代的)，继而脸上现出欢喜与惊诧，忙问我吃过饭没有。
我当然还没有，她又急忙去收拾了些家里上一顿吃剩的旧饭来，是一些琐碎的炒西红柿的面，好香啊。那农家特有的粮食的香气散在风中，我狠吸了一口。岁月经年，再吐出时，竟再无法见到她了么。
可能时间总会钝化人的感知，我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渐渐老去的，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什么时候起健康也一点点离她远去了。在我印象里，好像她永远都是那个手脚麻利、爱操闲心的老太太。
人来人往，云起云又落，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一生，也不过是整个时代的一声微弱叹息。从社会观察角度看祖母，祖母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但是她却在日复一日的田间灶台、邻里寒暄的生活琐碎里，高度熟练地掌握了山西的本土方言。如果不是她的亲戚姊妹来看望她时那些互诉衷肠的山东方言对话，我可能也永远不会轻易发现，原来她的精神世界里，还藏着另一片地域的文明。
后来从家族的长辈口中得知，祖母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想母亲了”，这是过去她熬过这一生艰难的漫长岁月里不曾提过的，却终究还是在魂归故土之前袒露了些许心声，这可能也是她作为一个异乡人，内心深处一生追寻故土的执念罢。
我曾想，个人的体验即是时代的体验，个体的记忆也是时代的记忆。没有人不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祖母的形象何尝不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的缩影，祖母的离去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渐渐远去。阳光依旧平等地照拂大地，新生与衰亡、爱与恨、离愁与漂泊、记忆与永恒，或许只有这片沉默而坚硬的土地，它曾经铭记过。
毕业后，我从山西去了山东工作，可能也是特定的际遇，渐渐读懂了祖母的颠沛流离，她的故土难寻，作为异乡人的精神漂泊，读懂了她一生遥望故土的割舍。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是这个时代的“逃荒者”。
——谨以此篇致我这前半生深怀愧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