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老虎：韩国的退休困境》
《老龄化的老虎：韩国的退休困境》。The Aging Tiger，太极虎正在老去。
在 2023 年，全球最权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咨询公司之一美世咨询（Mercer），就全球 47 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健全性、充分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进行了评级和排名，共分为 ABCD 四个等级，韩国评分为 51.2 分，C 级，整体排名 42 名，中国是 55.3 分，也是 C 级，整体排名 35 名。而中韩两国在文化、人口结构、制度建设上存在非常多的共性特点。例如两国都是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家庭观念、孝道文化，长期以来养老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以下一代赡养为支撑。其次，韩国在 2023 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即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20%，而中国 2023 年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 15%，这是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预计在十年内，也就是 2033 年到 2035 年期间，达到超级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再加上同样的低生育率趋势，制度建设都是上世纪末才开始启动，所以，韩国社会养老体系的现状，可以是一个中国养老体系的参考作业。
这本书是由加拿大学者托马斯・R. 克拉森（Thomas R. Klassen）和韩国学者梁允祯合作撰写的，这种跨国的学术合作为这本书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克拉森先生是约克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教授，梁允祯作为编者，用本土化的数据研究，总结分析了包括老龄化和生活质量、老年人的社会政策以及发展背景下的社会政策和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创作背景： 东亚现代化的阴影
要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东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看。韩国被称为 “汉江奇迹” 的创造者，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从战争废墟中崛起为发达国家。这种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社会问题种子。
21 世纪初，韩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统计，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从 7% 增长到 14% 仅用了 18 年时间，而这一过程在法国用了 115 年，在德国用了 40 年。这种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使得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韩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发达国家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西方国家的老龄化是一个相对渐进的过程，社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和适应。而韩国的老龄化则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发生的，这种 “富裕前的老龄化” 现象，使得韩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就要承担巨大的养老负担。
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韩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代际冲突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孝道和家庭养老，但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年轻人的赡养压力急剧增加。与此同时，韩国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就业压力巨大，年轻人自己的生存都面临挑战，更难承担起养老的重担。
三个退休年龄
第一个退休年龄，是法定退休年龄。
顾名思义，法定退休年龄，就是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明确的劳动者退休年龄，例如韩国国会 2018 年 4 月通过了《禁止雇用人年龄歧视及促进高龄者雇佣的相关法律》（或称退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60 岁为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
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可不是用来要求你必须工作到 60 岁的。记得2024年9 月 13 日中国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里，明确了从2025年 1 月 1 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四个月延迟 1 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 63 周岁和 58 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二个月延迟 1 个月，逐步延迟至 55 周岁。这个年龄可不是你工作的终点，法定退休年龄跟你工作与否毫无关系，这只是明确了你领取社会养老保险的时间起点，你要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一直保住自己的工作。
这就是第二个退休年龄。强制退休年龄，也被叫作契约退休年龄，这个年龄在韩国，是 53 到 55 岁。
在韩国，许多劳动者在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约定的退休年龄，并不是 60 岁，而普遍是 55 岁，这就是契约退休这个名词的由来，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在提前。最近这些年，“四五退休”（45 岁退休）几乎成为韩国的一种社会常态，书中引用了一句在韩国流传很广的话：“45 retirement，56 still working is stealing”（45 岁退休，56 岁还在上班就是偷窃），会被企业要求 “荣誉退休”。正是因为契约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之间相差了 5 到 10 年，导致收入中断但又无法获得养老金的补充，存款储蓄不断被消耗，这个空当期，成为很多韩国人的 “噩梦”。
当然，这并不是韩国独有的用工特点。你一定也听过 “内退” 这个词，全称是 “内部退养” 或 “内退内养” 或 “离岗退养”，是指企业职工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企业改制需要，提前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回家休养，企业给予一定补助，待该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一种措施，当然，内退通常出现在体制内。而非体制内的单位或企业，强制退休或契约退休就不以具体合同条款形式出现了，但你也一定感受到了，这个时间不断在提前。例如，一个程序员，可能在 40 岁就因为不续约、优化等原因，失去了自己的程序员工作，而他在人才市场上也找不到新的程序员工作，这意味着，身为程序员的他，已经被强制退休了。
那么，要怎样不因为强制退休或契约退休早于法定退休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呢？
这就是第三个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也叫财务退休年龄，是指个人通过资本积累实现财务自由，当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如房屋租金、股息、保险年金等）足以覆盖日常生活支出时，即可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节点，而无需等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一概念深植于诺贝尔奖得主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之中。简单讲，就是当个人的年稳定的资本利得可以覆盖消费支出，个人即可实现财务独立，从而获得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权。注意，不是你有多少钱就可以退休，而是你的投资或资产每年稳定产生的利息、投资收益等，能覆盖你的消费支出。
恰好的退休时间点，就是这三个退休年龄相同。而更完美的退休时间点，就是 “实际退休年龄” 早于 “法定退休年龄”，而根本没有强制退休或契约一说。
某一天，你发现，今年你收到的房租，加上保险公司开始给你发放的年金，以及你多年定投蓝筹股获得的股息，加在一起超过了你的消费需求，你突然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从这一天开始，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得工资，而是与社会保持连接，展示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或是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你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换言之，不再是你被强制退休或契约退休，而是你随时可以决定你的退休时间。
应该如何看待社会养⽼保障体系
1994 年，世界银行结合美国经验，提出了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即在制度设计上，三根柱子支撑起了整个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养老金。第一根，叫作公共养老金。在中国，叫社保养老，在韩国，叫国民养老金，名字不同而已，这个制度的设计是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一边收劳动人口的钱，一边支付给退休人口，制度特点是广覆盖低保障，以体现公平性为目标。
第二根支柱，叫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设计是信托基金制，企业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交给有养老金管理资质的机构，形成一个信托资金池，在退休后，支付给个人。
第三根支柱，叫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是完全积累制，你自己攒你自己的，丰俭由人，在一定金额内，国家会以税收优惠的方式引导你养成存养老金的习惯，比如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就是每个人每年 12000 元的额度，你存进个人养老金账户，这部分当下不用交个税，等你领的时候，再交一个 3% 就行，税务递延嘛，可不可以多存？可以，但超过 12000 元的部分就没有税务优惠了。
那为什么是学习美国经验呢？美国社会的法定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非常相近，美国法定退休年龄 66 岁，每晚退休一年多 8% 养老金，实际退休年龄是 65.3 岁，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很有效？于是世界银行鼓励大家抄作业。事实上，全世界或多或少也都在抄美国的作业。
首先的问题，是覆盖范围。
在韩国，截至 2011 年，国民养老金计划总目标人群约为 3000 万，超过 1300 万人为不适用方案者，比如学生，另外，有超过 500 万的自由职业者没有交上国民养老金，韩国自由职业者比例大概在所有劳动者的 32% 左右，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数据的两倍多。绝大多数的自由职业者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小业主。这里面大多数人因为收入不稳定，很难坚持缴社保满 10 年。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真的可以称之为奇迹。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截至 2024 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达到了 10.73 亿人。而且我国已经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大制度平台，目前实现了对法定人群的制度全覆盖。截至 3 月末，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8 亿人，覆盖 98% 的人口。最近的司法解释也再次重申了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还做到了接近 100% 的覆盖率，相当不易。
韩国，它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韩国的老龄化速度堪称世界之最。2008 年，韩国 65 岁以上人口仅占 10.02%。从老龄化社会到超级老龄化社会，韩国仅用了 16 年，而日本用了 30 余年，美国甚至用了 80 年。韩国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时间将只用 7 年，这就导致制度建设的时间严重不足，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是 1929 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随后 60 年代建立第二根支柱，80 年代建立第三根支柱，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而韩国的国民养老金制度 1988 年才开始，加上老龄化速度过快，缴费人数急剧减少而受益人数激增，导致制度财务可持续性面临巨大压力。按照作者克拉森先生的预测，依照现在的老龄化速度看，韩国的养老金库存预计在 2044 年产生赤字，到 2055 年就会全部用完。
这给中国又有哪些参考意义呢？首先，中国和韩国是同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1999 年，由于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韩国，我们老龄化的进程较韩国稍缓和，但注意，全世界，我们也就只比韩国慢一点，
老龄化速度，韩国全世界倒数第一，我们倒数第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 3.1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2.0%，而且老龄化进程已进入最快时期。预计 2035 年前后会有 4 亿老人，占比 30% 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会有 5 亿以上老人，比例超过 40%。
韩国养老体系面临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一个参考指标，叫抚养比，也称抚养系数，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计算公式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就是多少人工作养多少个退休的人。OECD 经合组织认为，20%—25% 是相对合理水平，也就是四到五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年轻人压力不大，老人养老生活也能保证品质，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是 1:5 的抚养比，是不是意味着代际之间的人口数量要五倍才能持续保证这个养老比？所以，问题不是合不合理，而是年轻人愿不愿意生。
韩国的情况并不乐观。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的 4.53，一路下滑至 2023 年的 0.72，创下全球最低纪录。这意味着平均每个韩国女性一生中只生育 0.72 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规模所需的 2.1 的替代水平。更可怕的是，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下降，2024 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已经降至 0.68。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不愿生孩子？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压力：在韩国，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约为 3 亿韩元（约 150 万人民币），这对于月收入 300 万 —400 万韩元的普通家庭来说是巨大负担。首尔的房价收入比达到 12:1，年轻人连自己的住房都难以承担，更别说为下一代准备。
其次是就业不稳定：前面提到的 “45 岁退休” 现象，让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们担心自己尚且无法保障，如何承担养育责任？还有就是社会竞争激烈：韩国的 “内卷” 文化极其严重，从孩子出生就要参与激烈竞争，这种压力让很多年轻人选择逃避。
生育率的暴跌直接恶化了抚养比。2000 年，韩国的老年抚养比还只有 10%，即 10 个工作年龄人口养 1 个老人。但到了 2023 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23%，即不到 4.5 个人养 1 个老人。更可怕的是预测数据：到 2050 年，韩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 77%，即不到 1.3 个年轻人就要养 1 个老人。
这种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使得现收现付制的国民养老金制度面临崩溃。年轻人缴费的钱，直接用来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当缴费人数急剧减少而受益人数激增时，这个制度就无法维持了。
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来提高生育率，包括发放生育津贴、提供免费托儿服务、延长产假等。但效果微乎其微，因为生育意愿的下降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变化。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观点：“年轻人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不敢要孩子。他们看到上一代人的辛苦，看到社会的不确定性，选择了理性的自我保护。”
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经济压力→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抚养比恶化→年轻人负担加重→进一步不愿生育。韩国已经陷入了这个陷阱，而且看不到明显的逆转迹象。
韩国养老体系面临的第四个核心问题，是工作与退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 “收入断崖” 现象上。
在韩国的大型企业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 “终身雇佣” 的传统，但这种 “终身” 实际上只到 50 多岁。一旦被企业要求 “荣誉退休”，这些中年人面临的不仅是收入的突然中断，更是社会身份的丧失。
一个典型案例：一位在三星工作了 25 年的部长级员工，53 岁时被要求退休。他的月薪从 8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4 万元）直接降为零，而他的房贷还要还 8 年，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他不得不从事送餐、保安等临时工来维持生计，月收入降至 150 万韩元（约 7500 元人民币）。
这种现象在韩国被称为 “下流老人”（하류노인），指的是原本属于中产阶级，但在退休后因为收入断崖而滑落到社会底层的老年人群体。据统计，韩国 66 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率高达 43.4%，位居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首。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工作与退休的矛盾不仅带来经济压力，还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许多韩国中年人在被迫退休后，失去了社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出现了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书中提到，韩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杀率是世界最高的，这与他们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地位下降有着直接关系。
在韩国的传统观念中，年龄和职场地位紧密相关，年轻人应该给年长者让位，但同时企业又追求效率和创新，认为年长员工缺乏活力和适应性。这种矛盾的文化观念，使得政策层面的改革很难在实际执行中取得效果。
为了应对这种困境，韩国政府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鼓励企业雇佣老年工人、建立 “终身职业教育” 体系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这些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文化和社会观念。
一些启发。
第一，要建立差异性认知：无需过于担忧。
首先要认识到中韩两国虽然有相似性，但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必完全按照韩国的轨迹发展。
韩国的国民养老金制度 1988 年才开始建立，而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相对更早。我国从 1951 年就开始建立劳动保险制度，改革开放后逐步完善，积累了更多的制度运行经验。特别是在 2005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我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
其次，我们有人口基数优势。中国 14 亿人口的巨大基数，为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提供了天然优势。韩国 5100 万人口的规模，使得任何人口结构的变化都会对制度产生巨大冲击。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可以更好地平滑这种风险。
而且，韩国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 GDP 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制度建设滞后。中国虽然老龄化加速，但我们有更长的准备时间，可以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完善制度建设。换言之，我们的容错率要比韩国更高。
第二，你我必须意识到提前规划的重要性。
首先是心理准备，有必要重新定义退休。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认为男 63 女 58 就是退休，而应该建立 “三个退休年龄” 的概念。关键是让 “实际退休年龄” 尽可能接近甚至早于 “法定退休年龄”，避免韩国式的 “强制退休” 困境。所以，提前做职业生涯规划：从 30 岁开始就要考虑 45—50 岁后的职业转型，培养多元化技能，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工作。同时还要做好身份认同调整：工作不应该是我们身份认同的唯一来源，要培养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和社会价值。另外，如果延迟退休或者退而不休是大概率事件，那么身体健康是延长工作年限的基础，也是降低养老成本的关键。
除了心理上的准备，还要做好预期修正：当前我国社会保险的养老金替代率在 40%—50% 之间，这意味着退休后的收入只能维持在职时收入的一半左右。如果想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个人必须通过第二、第三支柱来补充。放在未来二十年替代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下，我们要考虑，如果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替代率只有 30%，我们要怎么管理好生活方式？比如，大城市替代率低，但中小城市替代率高啊，有没有做好在大城市工作，回老家养老的预期管理？比如，当前收入高的人，替代率就越低，因为社保养老金缴费基数的上限就是社平工资的三倍，领取也是按照社平工资为基数来领取的，这意味着收入和社保领取并不是线性相关的，你要不要控制下支出，让自己的消费欲望和生活习惯更节制，来防止领养老金时候的心理落差呢？这就是预期管理。
除了心理准备、预期管理，财务安排也非常重要，你我都应该更积极地构建个人养老金的三支柱体系。
以一个月收入 2 万元的普通白领为例：
・社会保险养老金：8000—10000 元 / 月；
・需要个人补充：10000—12000 元 / 月；
・按照 4% 法则，需要积累：300 万 —360 万元。
这个数字看起来庞大，但如果从 30 岁开始规划，每月定投 3000—4000 元，经过 35 年的复利增长，完全可以实现。关键是要尽早开始。
借鉴韩国的教训和美国的经验，我们应该主动构建个人版本的 “三支柱养老体系”：
第一支柱：社会保险最大化
・确保社保缴费满 15 年以上，最好达到 25 年以上
・如果有条件，选择较高的缴费基数
・关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变化
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如果所在企业有企业年金，要充分利用
・没有企业年金的，可以考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
第三支柱：个人投资理财
・充分利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 12000 元年度额度
・建立长期投资组合，重点定投指数基金
・考虑房产、保险等能帮助你创造稳定现金流的多元化资产配置
这里还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
1. 35 岁前：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开始定期储蓄和投资，确保社保缴费不断档；
2. 35—45 岁：加速财富积累，考虑职业发展的多样性，开始关注养老规划；
3. 45—55 岁：明确退休目标，调整投资策略，考虑职业转型和技能升级；
4. 55 岁后：逐步从净值型资产转向现金流资产，确保现金流的稳定性。
结语
韩国的退休困境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老龄化社会可能面临的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
与韩国不同，我们还有时间窗口。韩国从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只用了 16 年，而我们预计还有 10—12 年的准备时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的机会。
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养老规划的 CEO，不要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完全托付给不确定的制度和环境。
正如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所说：“Retirement Dilemmas of a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快速老龄化确实会带来退休困境，但困境也意味着机会。对于我们个人而言，这个机会就是：趁年轻，做规划，求自由。
毕竟，最好的退休金，是你不需要完全依赖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