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75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8
原文阅读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字词注释
[1] 菑：同“灾”，灾难。
[2] 乐：沉迷。
[3] 孺子歌：这是流传很广的民歌，也见于《楚辞·渔父》。
[4] 濯：洗涤。缨：帽子的丝带。
译文参考
孟子说：“不讲仁爱的人可以同他交谈吗？他们在危险中贪求苟安，在灾难中捞取利益，沉迷于让他们丧身的事情中。如果不仁的人也可以和他讲道理，那么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灾难发生呢？小孩子的歌唱道：‘沧浪的水多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多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水清则洗帽缨，水浊则洗双足，这是水决定的。’人必定是自己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来侮辱你；家必定自己做了毁坏的事情，别人才会来毁坏它；国家必定是做了自相攻伐的事情，别国才会来捣毁它。《太甲》上说：‘上天降灾还可以避开，自己作孽则没法逃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内容集中阐述了儒家关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命运的核心观点，强调内在自我责任与因果关联。
首先，孟子论述了不仁者的不可救药性。开篇就以反问强调与“不仁者”沟通的徒劳，因为他们以危险为安逸，以灾祸为利益，沉溺于导致灭亡的行为。如果这类人能听从劝诫，历史上便不会有亡国败家的悲剧。这里的深层逻辑是，“不仁者”因道德缺失导致认知扭曲，使其丧失对危险的判断力，最终自取灭亡。孟子简要而精准地概括了“不仁者”的行为特征和危害性:将危险视为安全的认知错位，如战国诸侯沉迷军事扩张却忽视民生；利用灾难谋取私利的道德沦丧，类似发国难财现象；以亡国败家之事为乐价值扭曲，如商纣王酒池肉林的享乐。
之后，孟子引用童谣和孔子的阐释，以“沧浪之水”作为隐喻，以水的清浊比喻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 揭示“水清受人敬，水浊遭人弃”的人际关系法则。这个规律也说明环境如何被利用，取决于人的主观选择。此意进而引申到个体和国家的命运，也并非完全由外部决定，而是自身行为的结果“自取之也”。沧浪之歌的童谣可能源自楚地民歌，孔子赋予其道德诠释，成为儒家“境由心造”的经典案例。《楚辞·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意象的哲学内涵。
接下来，孟子提出“自侮-人侮”的递进式因果链：个人必先自我轻贱，才招致他人侮辱；家庭必先内部崩坏，才招致外部摧毁；国家必先自我攻伐，发生内乱，才招致外敌入侵。因此，孟子的政治哲学认为，兴衰存亡的根本在于内在道德秩序，而非外部因素。最后，孟子引用《尚书·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将“自我责任”推向极致，天灾或可规避，但道德沦丧导致的灾难必然无法逃脱。今本《尚书·太甲》属伪古文，但此句亦见于《礼记》，当为先秦儒家公认的古训，反映出“以德配天”的传统观念。
孟子继承了孔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思想，将西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的宗教观转化为道德主体性哲学。
从不仁者现象→童谣隐喻→因果推论→经典佐证，层层递进，形成“个人-家-国”的同心圆式论证，最终指向“自我决定论”的必然性。
此段论述构建了从个人品德到国家命运的完整逻辑链，其“自取之道”的思想在当代仍具启示：个人修养决定社会评价，执政者的仁政关乎国家存续。正如《孟子解读》指出的，这种“清浊自取”的哲学，实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重要组成。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效，在组织管理方面，企业或国家的衰败常始于内部价值观溃散，如诚信缺失、制度腐败；在个人成长方面，面对逆境时，优先反省自身而非归咎环境，体现孟子的“反身而诚”智慧。
背景知识介绍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节选）（二）
二、儒学的尊崇与制度的建构
战国晚期至汉初，随着历史的剧变，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发生了迅猛而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也几度沉浮，由显学而遭到打压，却又很快在多元思想资源的碰撞激荡中获得“独尊”，并制度化地确立起在指导社会与人生方面的主导地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李斯、韩非虽然是荀子的学生，但却并没有成为儒家，而是成为了法家。如果说儒家的基本立场是重“德”的话，法家则尚“力”——不仅不重“德”而且甚至公开鄙视儒家之“德”。受李斯、韩非的影响，当时秦国的国君嬴政实行以“耕战”即发展农业生产和提升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国策，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国力，通过兼并战争而以霸道威加海内、一统天下。这本身就堪称对倡导仁政王道的儒家思想的严峻挑战。这一时期儒家所遭受到的困厄还不仅止于此。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统治，已经成为秦朝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的嬴政接受时任丞相的李斯的建议，焚毁了民间的《诗》、《书》等儒家经典，坑杀了诽谤始皇的儒士四百余人，史称“焚书坑儒”。儒学的发展走向了低谷。
一味尚力重刑并没有能够长久维持秦朝的统治，仅仅十五年后，大秦帝国就被一帮揭竿而起的民众推翻了。经过几年的楚汉相争，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成为汉高祖。尽管前朝博士孙叔通依据儒家的礼制所制定的朝仪让高祖切实享受到了做皇帝的威严与乐趣，但他却没有能够说服高祖确立儒家为大汉的统治思想。与汉初休养生息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直到汉武帝时代，当世大儒董仲舒三上《举贤良对策》，主张凡不属于六艺的科目、不属于孔子的道术的都一律禁绝，不使其齐头并进，以使邪僻的学说灭息，使统一的纲纪得以建立、法度得以彰明，使人民知道遵从的规范。董仲舒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接纳，儒学的处境由此逐渐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尽管董仲舒究竟是否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正如班固所说的，董仲舒的“对策”的确包含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取向，这应当是可以肯定的。以董仲舒等为代表的汉儒通过吸纳道家、法家与阴阳家的思想，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在汉代至少发挥了以下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一，作为主流意识系统，对整个国家的基本施政方略发挥了基本的规范与指导作用。从此以后，倡导仁政与德治、强调民贵君轻就成为历代统治者公开标举的施政宗旨。尽管中国传统的现实政治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儒家所倡导的单纯的德治，但德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纯任法家之法、术、势的强横政治多少起到了一种缓冲、制衡作用，而且还为一些真正心仪并力图实现儒家之德治理想的贤明君主提供了理想的蓝图，同时也为一些既为真儒也是“具臣”的仁人志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通过实行德治教化从而“解民倒悬”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营造了基本的社会氛围。
第二，初步建立了官方化、制度化的儒学教育系统，扩大了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影响。儒学在汉代的基本形态是经学。两汉不仅设立了五经博士，而且中央有太学，各郡国亦皆有学校，成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的官立学校系统。不仅儒家经典成为这些学校的基本教材，而且这些学校的学生学习经典经考试合格后即可充任各级官员。这就不仅以制度化的形态确立了官方化的儒学教育系统，而且持续地扩大了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整体影响，对于儒家经学的传承与兴盛、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对于以儒家思想来规范以儒士为基础的社会大众的生命存在形态、以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以凝聚社会共识，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三，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民族性格、社会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人类精神的外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而“核心价值观”则构成了价值系统的内核，堪称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任何一个成熟的文化系统都有其具有自身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其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在长期积淀的基础上，在汉代以儒学为基础确立的，这就是“三纲五常”。
早在先秦时代，作为人伦之基本的君臣、父子与夫妇关系就受到了儒家的广泛关注，如孔子就做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伦常要求同样也是儒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如孟子就集中对“仁义礼智”做出过专门的论述。在汉代，经董仲舒的提倡，到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德终于被正式列入国家法典，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初步确立。
尽管“三纲五常”在历史上所实际起到过的作用的确是多面相的、复杂的，我们今天站在现代的立场更可以对“三纲五常”特别是“三纲”提出见仁见智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自汉代以至清末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核心价值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延续，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民族性格、社会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同样也是历史的事实。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内圣外王——儒家的境界》，李翔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