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举办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审视自己的文学初心，来一次认真的回顾，看清一路跌跌撞撞走过的文学之路，看清过去，了解现在，展望未来。一句话，描绘出自己的文学路径图。

我的生活经历和文学梦一直是缠绕在一起的，这和我的家庭有关。父亲是个有文化的军人，他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醇熟于心。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喜欢欧美文学，在我小的时候，阅读名著是我们家共同的乐趣。妈妈经常会带着世界名著回来，然后让我们一个个传阅，那时读的书有青春之歌，约翰克里斯多夫，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静的顿河等，因为年纪小，每本书都只懂个大概。

我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姐姐，父母怀着对儿子的殷切希望给我取了个男孩名，希望可以招来一个弟弟。但这个名字和我开起了玩笑，我第一次出国时，在香港转机，那个海关人员对我的名字提出质疑，我的同事前来作证，才得以顺利出关。因为这个名字，我的命运从此被千锤百炼，不断经受各种考验。

有人说：每个热爱文学的女人心中，都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我也如此。我从十一岁开始练小提琴，并且将这个习惯伴随了一生，音乐的熏陶加强了我对文字的敏感和想象，有时甚至将我带入幻想之中。开始练琴时，有三十个学生一起上课，渐渐地有人不来了，到了最后，只剩下三个人。

在我的坚持下，1977年，我考上了文艺兵，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天赋是不够的，成为盛中国的概率几乎是万分之一，在高考的热潮中，我离开宣传队，考入了军校。

军校生活就是把不同的人装进一个火柴盒里等待着集体燃烧的那一刻。这种生活形态和我的文学梦相互冲突，因为我总是沉浸在小说中，无论是紧急集合，还是突击考试，我都漏洞百出，狼狈不堪，经常被队长批得体无完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虽然是班长，却落了一个昵称：“稀里马哈班达拉耐克夫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部队医院，开始接触临床，当时来我们科就诊的病人多数是癌症患者。刚刚毕业的我性格敏感脆弱，社会大课堂给我的第一节人生课，就是死亡连续剧。那个年代癌症是绝症，看得多了，感觉自己也病了，脆弱的小心脏经常处于抽搐状态，于是我开始试着写作，希望用这种方法从痛苦中超脱出来。

八十年代，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波接一波。老山战役后，我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杉木》，描写了一个骄傲的，甚至有点纨绔的军二代在战场上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故事，里面还穿插了主角的爱情，我把手稿寄给了“鹿鸣”杂志社，得到了编辑的约见。

那天我和姐姐一起前往，她也投过一篇文学评论，但是，那位编辑显然对《杉木》更感兴趣，他说这个故事符合时代精神，人物立体，回去好好修改一下，再回来找他，编辑除了鼓励以外，还给了我具体的建议。

回来的路上，我兴奋不已，反复咀嚼着编辑的话：“你距离发表小说只差一层窗户纸了。” 艾玛，当我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知道这层窗户纸原来是万里长城，我竟然像愚公一样，执着地捅了二十多年，仍然没捅出个子丑寅卯来。

实际的情况是我很快就转业了，面临着新工作的挑战，我的文学梦不得不暂时搁置一边。一年后，我把那个稿子拿出来修改好再投时，已经错过了热度期。

87年转业到文化厅后，每天看报纸喝茶，开会闲聊，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日子让我很担忧，我怕自己像一块砖头砌进这堵墙，随着春花秋月等闲度一起慢慢烂掉。

那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我完成了结婚，生女儿，再次上学三件事。

92年，举国上下开始了孔雀东南飞的热潮，我的心里也升起一个下海的梦。时代的大轱辘把我推到了广州，几经面试，我终于进入一家实力雄厚的外企公司。我从一个普通销售开始做起，直到六年后成为华南区市场主管。

那些年，我的文学梦被压抑着，但无论去哪里出差，我都会随身带着一本三毛的书，那时，张抗抗，王安忆，铁凝，刘索拉都是我的挚爱。

一次，我带着客户在瑞士进行商务访问，行程结束的当晚，大家都喝多了，我把手袋落在餐馆却浑然不觉。第二天清早，我才发现手袋不见了，里面装着机票，护照以及很多现金，几个小时后飞机将要起飞，没时间补办护照，只好拿着身份证到机场去试试运气，结果机场工作人员破例同意我离境。于是，我们谈笑凯歌还。

到香港时，兴高采烈的我却被海关卡住了，当时的香港没有回归，我不得已在机场滞留了三天，等着公司帮我补齐所有手续再继续飞。我睡在机场的椅子上，身上盖着薄薄的小毯子，饥寒交迫中，反复默诵着天要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文章。记得汤姆汉克斯主演过一个电影叫《The Terminal》 ，我自导自演了相似的情节。

后来，天并没有降大任于我，而是给了我更多的考验。1999年夏天，我得到了一次去美国进修的机会，所有人都反对我再次离开女儿，只有我妈说：“这样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你去吧,我来照顾你的女儿。于是我带着一本《买哈顿的中国女人》登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

我把自己连根拔起，从一个热土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有点像植物嫁接，在伤口处长出新的枝丫。

30多岁的我像一个幼儿般需要迅速学会一切，记得严歌苓说过：“在我们扎根之前，根须都是裸露的，这种裸露暴晒在阳光之下很痛，而我们的敏感几乎是病态的。” 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伤痛无人述说便往灵魂里走，我靠写日记让自己保持清醒和振奋。

在美国学习了一年后，我带来的一万美金就花光了，我开始周末打工挣学费，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人的面包店里卖面包，然后在机场的礼品店做销售，也做过老人护理。

很快，震惊世界的“911”发生了，而我当时就在三十四街，距离姐妹塔只有几个街区，亲眼目睹了两架飞机把天堂变为炼狱的过程，一部活生生的好莱坞大电影在身边上演，到处是漫天飞舞的纸片和满脸眼泪逃亡的人。

母亲看到这个消息后吓坏了，几天后患了脑梗，经医院抢救过来后父亲才告诉我，这消息像子弹一样射穿了我的心脏。

2001年11月，我逃回北京，当我跨进家门时，看见女儿像只矫健的小鹿“蹭”一下从床上站了起来，再看我的母亲，她像一颗被掏空的老树，满脸皱纹，瘦骨伶仃，我走之前，她还是微胖的红润的，仅仅两年，疾病已把她折磨得判若两人，我搂住母亲，泪流成河。

母亲和我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一年，成为我最难捱的时期，我的人生就像闯关游戏，更难的总是在下一关，在这个闯关的过程中，除了一颗坚强的心，唯一能在无数个难捱的日子里给我安慰的就是写作，世界以痛吻我，我只能还之以歌。写作让我内观自己，从痛苦中抽离，用思考和理性去洗刷人生，让我更加热爱生活。

我注册了公司，开始做中美企业家交流。凭借着真诚和言而有信，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那段日子里我是单身母亲，也是一个经营者，我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再赶去上班，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十三年。一个原本脆弱的女人，在生活中被逼成了雌雄同体的女强人，每当听到有人说我是女强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会哑然失笑，感觉自己是屎壳郎趴铁轨自充大铆钉。

非典爆发时，公司停摆，一个编辑老师打电话给我：“你有兴趣的话，参与写魅力女人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吧！”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反正也没事干就说：“好吧！我试一试。”

非典结束时，我的十万字写好了，打电话给编辑老师，他说：“分配给另外两个作者的部分没有完成，再等等看，如果她俩仍不能完成，这个计划可能就泡汤了。” 后来，果然泡汤了，但是，我得到了一次实践的机会，编辑老师认真地读了我的作品，鼓励我说：“语言幽默，有新鲜感，坚持下去啊。”

因为心里惦记着那个文学梦，我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有种紧迫感，女儿大学毕业后，我觉得公司可以不做了。2016年，我卖掉公司办了退休。现在，我感觉一艘漂泊了多年的小船终于驶入了平静的港湾。

当田园不再代表操劳与奔波，而是心中的诗和远方，既容得下肉身，也安得下灵魂时，便成为我们的理想生活。如果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在喜欢豆的时候不得已去种了瓜，当我有了一两个瓜，才回来种豆。

可我很快看到残酷的现实，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童年的小巷早被碾平，当年的蛛丝马迹荡然无存，但写出一本优秀作品的梦想仍遥遥无期。

恐惧不在于曾经的精彩没有记录，而在于沦为眼下的庸常，衰老不是年龄的变化，而是热情的渐渐熄灭。人生无疑是个不断丧失的过程，耳鸣逐年加重，一只耳朵的听觉正在远去，还有眼睛的疲劳和颈椎病的煎熬。

五十岁以后人变得豁达理性了，身体也开始滑坡了，除了血压和血糖不断升高外，其他部分都争先恐后地下坠，特别是记忆力，刚冒出一个写作的念头，从厨房到了书房就想不起来了，有时第二天才想起来，发现记忆力和我玩做迷藏以后，我开始把想法及时留在手机上，当天晚上再把他们整理好存到电脑里。我用阿Q的心态宽慰自己说：“写作不是一个早慧的行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现在回顾，我做过最多的梦有两个，一个是要考试了，我没准备好很紧张。另一个梦是我飞起来了，我憋一口气腾空而起俯视大地。我猜， 考试是内心对未来的恐惧，飞起来了，是希望实现自己的心愿吧。

我的前半生在不断地自我颠覆和自我摧毁中度过，基本上每十年一次，我打破当时的一切，去专心学习，我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再生。

我一上学就会进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状态，恍惚间感觉自己返老还童，一时间又回到青年时代，未来又充满了无限希望，自己又变的精力充沛，能量满满，就像干渴的油箱再次住满了汽油。我们改变了一两次，成功了，就有信心去做更大的改变，人的半径是不断被扩大的，你不挑战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我的文学之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2003年，文学积累期，主要以阅读为主，日记和笔记为辅。

第二阶段，2003年--2016年，初步尝试期，但因为自己能掌控的时间有限，无法在文学上找到突破口。

第三阶段，2016年--2021年，这也是我真正开始持续写作的几年，头两年主要写散文，我的文章曾被国内地方报纸刊登，曾参加“母亲节散文比赛”获得三等奖。我在两年前开始写故事，不少故事被不同的公众号转载和刊登。近期，在《海外文轩》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余华和苏童，他们作品的意境，文字的美感和意味深长，总是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令我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年轻时，凭借着小聪明总是浮皮潦草不求甚解，后来意识到这个弱点后，反而有点矫枉过正，开始追求完美，总是对写出的东西总是不满意，改来改去，近乎偏执。

陈九说：“我们写作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内心。” 我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作者，我们的欲望是想得到生命的价值感。随着写作实践的深入，我意识到格局对作家的重要，随着自省的不断深入，我对自己的人品，学识，精神境界，审美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有人所说：“阅读虽不能粉饰生活，却延缓着我们下坠的灵魂。”

疫情爆发后，不少华人开始反思自己出国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有些人选择了打道回府。我个人认为，人生旅途的迁徙，极大地扩展了一个人的思维版图和生活阅历，这对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远离了祖国和故乡，过去的经历和记忆反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鲜活的人物源源不断地涌出，恨不得自己跃然纸上。

为什么台湾岛出了那么多作家，飘离出去的人有太多的思念需要抒发，结果就把台湾岛变成了一个文化之岛，随着在外飘离的日子不断逝去，文学之梦越来越浓缩，越来越具有含金量，而英国的瘟疫时期，出现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

在隔离居家期间，我写了一个连载故事《疫情下的漩涡》描写了中国女人琳达嫁给美国男人之后，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琳达一家人的爱情和亲情，展示了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   我写这个连载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画面，那是九十年代至2020年的中国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他们是前沿，也是亮点，他们代表了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的华丽转身。我站在一座很高的立交桥上，眼前是开阔的立交桥纵深，它四通八达，浩浩荡荡，洒满了阳光。

疫情题材不好驾驭，但值得尝试。对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感受到写作对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们这代人，十几岁时赶上了改革开放，我们的命运注定和国家的变革绑在了一起，我们也成了风口上的猪，一路走到了今天。我们的人生历程也代表了国家的进程，西方国家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仅仅用了几十年，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浓缩的。

虽然历经沧桑，但难得的经历是我的财富，我的故事需要用一生去完善。我相信每个写作的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记得1999在纽约勤工俭学时曾在一家手袋商店里工作，一天，商店里来了个美国女人，她很喜欢一款包包，但问清楚商店不是日本人开的之后，她便不想买了，临走时还说：“中国和日本有着巨大的不同。” 二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巨变让全世界震惊。

今天，我在这里分享自己的经历以及写作的体会，心里充满感恩，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因为文学，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