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文参与不一样之【知道】
我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说我心脏不好，属于心房缺失，卵圆孔未闭合。他安慰说，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孩子都有这个情况，属于在娘肚子里没有发育完全，大多数到三四岁就会自己长好愈合，如果真的愈合不了，那就需要到医院做个小手术。所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有个来医院做复查的任务。
我父母是农村人，刚开始听说心脏病都吓得不得了，后来一听，知道自己能愈合，也就没当回事。况且小时候我虽然长得瘦，也经常感冒，但是在父母眼里，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反正跟心脏扯不上什么关系，所以到三四岁，做检查的事他们就给忘了。
直到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上体育课突然晕倒，送到当地卫生所也没查出什么原因。
于是母亲就擅自断定这就是贫血。
贫血这病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实在太常见了。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吃不好，营养不良，尤其是小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出现贫血什么的很正常。于是我父母就开始给我补血，什么红枣、东阿阿胶、红桃K口服液，一路补下来，仍是不见好转。这一年我先后在课堂、家里、上学的路上四次晕倒。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终于决定要带我去省城的医院了。
到了医院，医生问哪里不舒服。
我母亲说，贫血，吃啥都不管用，看看医院能不能开点更好的药回去吃一吃，争取过年前能把这个病治好。母亲连心愿都说出来了。
把医生听乐了。他说，这药可不能瞎开哦。
说着话，他把我拉到近前说：“来，我看看。”说完拿着听筒在我胸口捣鼓一阵子，又翻了翻我的眼皮，拿个手电筒照着我的嘴巴，让我张嘴说“啊”。
我就张嘴说“啊……”他看了看说：“再来，张大一点，啊……”
我说“啊……”尽量拖得长长的音。
他手里拿着一个薄的圆木片压住我的舌头一看，说行了。先去做几个检查吧。说完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一串字，旁边的打印机就像电视里八路军的电报机一样，咯吱咯吱响起来，吐出一长串的单据。
母亲从未见过这么长的单据，她吓一跳，连忙说不用做这么多检查啦，开点补血的药给娃娃吃就行的啦。
医生并不理会，滋啦一声撕下打印机上的单据。
说：“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那还要医生做什么？”
说着话，他把单据递给母亲，说：“你把这个交给门外的阿姨，她会带你们去做检查的。”
母亲还要说话，可是他已经不打算再理会我们了，抬起头目光绕过我和母亲，朝门外喊了一个名字，说：“下一位。”
这时候门外候着的两个人就快速拱了进来，我们被挤到了一边。母亲也就不好再继续说什么，带着我出了门。
门外大厅吵吵嚷嚷的，一个穿紫色工作服的阿姨大声喊：“排队，排队啊！”
见我们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就冲我们说：“做检查是吧？来，要检查，先把单给我。”母亲把单递给她，她就给了我们一个号，让排队等着。接下来十几分钟，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等到人数凑齐，这个穿紫色衣服的领队带着我们一行人像旅游团一样在各种楼道里穿梭。一通检查后，等结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当我们拿到检查报告再次来到医生面前时，母亲还在唠叨不停，说医生你看他这个贫血不严重吧？
医生推了推厚重的眼镜，一边看报告一边问：“谁说贫血的？这不是胡闹吗？她这是先天性心脏病，有可能还伴随着肺动脉高压。”
“这是小病转成大病呀，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呢？出生的时候医生没有叮嘱，三岁的时候没有做筛查吗？”
面对医生的质问，我父母懊悔不已，支支吾吾地说：“有，给忘了。”
“忘了。”医生叹着气摇摇头说，“所以说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呀……唉，算了算了不说。”
“安排住院吧，先做检查，然后看看能不能手术。”
“啊，还要手术？”我母亲吓一跳，“打针吃药不行吗？”
医生说：“打针吃药？能做手术那都算不错的了，就你孩子现在这个情况，八岁大了，能不能手术还要进一步观察呢。”
父母就不理解了，说：“娃出生的时候医生不是说不严重的吗？”
“那时候是不严重，三岁的时候如果还没闭合也不严重，做个小手术就行了。”
他这句话说得我父母心里一凉，问：“如果不能做手术怎么办？”
“不能做手术……”医生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说，“不能做手术，再说吧。你们也别多想，先去办住院手续。总之医院会想办法，你们配合就好了。”
他这么含糊地说，明显是状况很不好。
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虽然不懂什么肺动脉高压，可是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心里着急，又悔又恨，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当着我的面不好相互埋怨发泄，只好暗地里偷偷抹着眼泪，就这样怀着复杂又沉重的心情，先去给我办住院手续。
办住院的过程很是复杂，手续多，跑东跑西，排队交钱，填表格。我父母不识字，表格都是我自己填。我那时候小学二年级，写的字也不好，歪歪扭扭的。写自己的名字、性别、年龄还好，写家庭住址，有的字就不会写，就用拼音代替，可是这一套在学校管用，在医院却不管用。
总之写得很不顺利，涂涂改改的。我虽然小心翼翼的，可还是出了错，表格被涂得不能再涂了，只好又换一张重写。每次这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地去跟医院里的人要空白的表格，我记得当时心里是十分胆怯的，唯恐填错了被别人说。后来换了好几张，才勉强把那张表格填完。这过程中父母在旁边看着，只能干着急。
填完后再递给那些工作人员，别人看了都皱眉，说这写的什么东西，让重写。父亲就去说好话，恳求他们，说已经写过好几张了，这张是挑最好的，真是帮帮忙，让你们费心了。这才勉强把住院的手续办下来。
办完后，父亲就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单据——什么挂号的、收费的、床位的、餐费的，等等，还有一些也不知道是发票还是不是发票的东西，反正方的、圆的、大的、小的、红的、绿的，统统收起来，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包里。因为他知道这里有些东西是很重要，但又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重要。
接着我们就去找住院部，这对于一个农村里来的人其实是很困难的。医院很大，人又多，根本找不到路。十几栋楼里，我们四处瞎转，问医生、护士，问扫地阿姨和保安，总之走哪问哪。我父母看不懂标语，普通话也讲不清楚，问的时候别人不愿意听，说急了，就把一大把医院开的单据一股脑全拿出来，往地面上摊，说就是去这个地方，麻烦你看看。单据太多又杂，搞得别人不知道看哪个好，就不耐烦地说：“你看着走就行了，这里不是有箭头有标语吗？你沿着箭头走。”往往这时候，还是我这个小学生出来帮腔，这才算是问出个大概。
后来我们到了住院部，又找到心脏外科的护士站的时候，都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之前浪费的时间太多，这时候已经到了六点钟，是下班的时间，护士们都去吃饭了，交接的人却还没有来，留下一个新人在那值班。她说让我们等，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安置我们。我们就又约莫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才来了个瘦高个的护士，把我们带进病房。
她给了我一套小号的病服，说今晚先住着，明天安排做检查，然后又跟我母亲嘱咐了几句就走了。这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我们还没吃饭，跑了一天实在是累了。父亲出去买饭，母亲帮我脱了鞋子，让我换了衣服，躺在床上。她自己把带来的包裹杂物往床头的柜子里塞。其实包里是空的，我们出门也没有带什么东西，相反还准备往家里买些东西回去。因为那时候，时节已经是年底了，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按我父母的计划，这次来省城，也不全为了看病，看完病还要顺便买些东西回去，然后一家人其乐融融、开开心心过个年。那原本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可现实却是那么的不尽人意。现在我躺在病床上，一家人愁眉苦脸，进城时的兴奋和喜悦已经化为泡影。愿望落了空，未来多么凶险还不可知，所以这会子，母亲得了空，坐在我床边，又唉声叹气起来。她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悔出门那会子想得太简单，所以这也没带那也没带，慌慌张张的，白费了许多力气，受了许多苦。因此她又得出结论说，看病就看病，一开始就该认真对待。
而母亲在一旁自怨自艾时，我却躺在床上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吭，因为这种环境让我觉得很陌生、压抑。我很想回家，甚至都要哭了。
这一天下来已经让我经历了很多，想一想明天我还要经历更多。打针吃药那些我从小都怕的东西，现在已经都不算什么了，等待我的是比这更残忍、更难以让人想象的治疗——开胸破肚，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我想人类的病到了极致，也不过如此吧。
割开皮肤和肉，掰开胸骨，把一颗鲜活的心脏捧出来，像一块橡胶一样拉扯、割开又缝补，再放进胸腔里去。而这一切居然都要在我身体里进行。
我不敢想象，我感到很害怕。可是即使事情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也已经算是很好的结果了。如果检查不合格呢？那么我又将面临什么？我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那样我将会在挣扎和不能呼吸中死去。可我才八岁，死亡是什么？死后我又将去哪里？一副棺材，一座土堆，深埋地下，那时我还有直觉吗？我会孤独、会难过、会哭泣吗？如果我哭泣，会有人听得到吗？
想到这里我便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把头埋到床单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小一些。
母亲被我突然来的哭声吓一跳，她掀起被单来看我，说：“我的乖，你怎么了？你哭什么？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哭得一颤一颤的，说：“妈，我怕，我怕啊。”
我妈就把我搂在怀里，说：“不怕，有妈在。不怕啊。”
母亲紧紧搂着我，她说这话时，大滴大滴的眼泪也往下掉。
我的哭声同时也惊动了病房里其他的家属，这时候她们都围过来，说：“这是怎么了？哭什么？孩子，不哭啊。”她们中有人递了个橘子过来，母亲说：“谢谢你啊。”接过橘子剥开，分了瓣喂我。我一边哭，嘴里一边嚼着母亲送过来的橘子瓣，连着鼻涕眼泪一起咀嚼，嘴里的味又酸又苦。
等到父亲回来的时候，我的情绪已经稍好了些。这时候虽然人不哭了，不过还有些泪珠挂在脸上，父亲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母亲问他：“怎么去了这么久？”他说太晚了，有些店已经关了门，没关门的又很贵，所以走得远一些。母亲就没说话了，三人默默吃起盒饭来。父亲吃得吧唧吧唧响，我想他一定是饿坏了。
母亲就把自己的盒饭分一些给父亲，又分一些给我。
吃完饭，父母就开始商量接下来的打算。父亲说要先回家一趟，毕竟交完住院费，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同时还要拿些换洗的衣服，母亲就陪着我做检查，明天后天大概还要有很多检查项目。
两人商量完毕，又坐了一会儿。病房里就来了个四十多岁穿工作服的阿姨，她一进门就喊：“九点钟了啊，家属陪床的只能留一位啊，其余的赶紧离开。另外需要床铺的跟我说一声。”
我父亲母亲面面相觑，这么晚，外面又黑又冷，离开去哪里？母亲给父亲使了个眼色，她说先不走，兴许他们只是说说，实在不行还能赶你走不成？父亲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母亲躺在床上搂着我，哄我睡觉。那个穿工作服的阿姨就一个病床一个病床地挨个问，问要床铺吗，别的病床都说要，于是就搬来一张张钢管支起来的折叠床。等到那个阿姨问到我们床铺时，我母亲问：“多少钱一张？”阿姨说二十一夜，母亲摇摇头说不要了。那个阿姨脸上就一寒，她说：“家属不能躺床上啊。”我母亲赶紧起来，她说：“我不睡，我就在椅子上捱一晚上就行了。”阿姨又看看我父亲说：“只能留一个家属陪房，你看看你们俩谁留下。”母亲说：“大姐，行行好，你看能不能让我们俩在这里面呆一晚上？这么晚外面实在没去处。”
阿姨就不耐烦了，她说：“这是医院的规定，要是每个人都这样，那不乱套了吗？”
我母亲还想再说什么，我父亲在一旁扯了扯她的袖子说：“算了，我出去找个旅馆住一晚上。”说完紧了紧衣服就往外走，我母亲伸手去拉他却没拉住，她急着说：“钱，拿上钱。”父亲摸摸衣兜说：“有钱呐，我身上有。”就出去了。母亲很是不安，嘴里喃喃自语：“他手里还哪里还有钱哦。”她叹了口气。
我正要说话，忽然灯就熄了。母亲满面的愁苦，忽然间就被黑暗淹没，在我面前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暗影，同时伴随着的是各个病房里一阵惊呼。天像是突然塌了下来一样，我冷不丁打了个寒战。
“熄灯了！睡觉啦，睡觉啦啊！”楼道里传来医务人员的叫嚷声。母亲俯下身子给我盖好被子，说：“乖，快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