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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0号，年仅19岁的甘肃庆阳市女孩李奕奕，从一个商场的8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件事我们都后知后觉，各大门户网站对此事的报道，日期写着6月26号。
这位女孩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文字记录着：“轻轻地我走了，就像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切都结束了”。
而这段文字下面是四张洋溢着青春和微笑的照片，在她轻生之前没人知道在她如花的笑靥下面隐藏着对生的挣扎，对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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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类似事件就像照妖镜一般将国民人性里潜藏的“丑恶”映射出来。
围观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成为了“实事报道者”，看热闹起哄，发朋友圈、发小视频直播……几乎人人都兴高采烈，仿佛在赴一场“极乐之宴”。
“终于真有人要跳楼了，要跳赶紧跳，别给警察叔叔找麻烦”
“大家看啊，从1点等到6点还是没跳下来，熊熊把驴都熊栽倒了”
“那就对了，要不都对不起那么多人围观”……
我相信这位女孩从一点徘徊到七点，她依旧有活下去的一丝渴望，但围观者会承认他们是谋杀者吗？可悲的他们不敢反抗什么，于是用每一次悲剧喂食自己如枯木的生活。
“哥，谢谢你，我要走了”
女孩说出这句话，然后挣扎，坠落。
最后只剩下消防员声嘶力竭的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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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悲从中来，为一个正值如花年龄的女孩的死去而悲伤，为女孩落下那一刻消防员声嘶力竭的哭喊而悲伤，为围观群众在一个生命面前手舞足蹈而无奈悲哀。
有人说，当下的中国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那个中国，像极了一百年前他笔下的《药》所描绘的情节：
华小栓，患有痨病，急需医治；
夏瑜，因为参加革命被杀头；
华老栓听说带人血的馒头可以治好儿子的病，于是让儿子华小栓吃下了沾有革命者夏瑜的鲜血的馒头。
吃了带血馒头的华小栓没有被救活，而为国民革命而牺牲的夏瑜的鲜血就这样白白流进了国民愚昧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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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寻这次事件的细节，看到这个女孩的控诉书我不禁愕然，她像极了台湾作家林奕含笔下的房思琪经历的一切。她被班主任猥亵，感到羞愧和恶心的却是作为受害者的她。
当她向领导、老师控诉时，后者将其再一次推向给她造成心理创伤的人，然后极力摆出可怜的模样利用她的善良来平息事端。
校长说：“学校有很多困难，你不要为难我”
那位吴老师说“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王老师说：“我觉得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你有没有受到最大的伤害，是不是你小题大做了”
而诉诸法律却被被判定“情节显著轻微不予起诉”
这会是多么绝望，每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受到过的创伤，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张隔膜，不自觉地把一个“受害者”过滤掉了。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只是一个小女生的敏感罢了。
于是女孩对这个世界的好感和希望被一点点抽离，她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最后矗立的一环，前面的骨牌一个一个倒下，她最终也被压倒，于是失去生命的支点，然后坠落。
你能相信吗？抑郁症的患者会丧失掉快乐，更准确一点是热情，他会失去吃东西的热情，失去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就像林奕含笔下的房思琪，灵魂离开肉体，陷入不能自抑的悲伤。
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这是在我的一个亲人身上发生的，以及一位以前旅行路上一位司机的妻子身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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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房思琪的原型其实就是作者林奕含她自己，读着这本书你会发现她是多么的孤立无援，被耻辱、羞愧、心灵扭曲、谎言、冷漠、荒谬等等一切裹挟着。
当人们看到这位女孩走入婚姻殿堂时以为什么都好起来了的时候，但是她却在去年的4月27日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结局不免伤感，但是从她在她婚礼上说的那些话就明白，她心理的创伤如同裂开的深谷，幽深而不可逆：
“在我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识字，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当我打开书本时没一个字看得懂，那时正值期末考试，而那种情况下我没法参加考试，于是请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寄给各个教授解释为什么不能参加期末考试。
系主任叫我过去谈话，当着坐在旁边的助教对我说：「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然后这位主任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林奕含在她的婚礼上一字一顿地重复这句话。
今天的这位女孩没能像林奕含一样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做成一面镜子供世人反思自己的人性，或许她的故事会像潮水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地退去。
那么，还要多少个这样花样年华的生命来洗刷大众人性上覆满的尘埃？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没有勇气直面这种人性的拷问，媒体大都以喧嚣讨伐愚昧和冷漠，再往上你会发现有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在装睡，用沉默应对舆论的潮涌，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总是有效的，这股浪潮最终会退去。
昨天官方发布，因为妨碍救援，有几位起哄者和视频发布者被警方拘留，我不禁要问，那些人的人性用手铐能拉回来吗？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不会把这个女孩当成一个无理取闹甚至是神经质的小女生？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不会再对这样的事件藏着掖着，用法律来当自己的遮羞布？
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校乃至社会能建立起对抗精神障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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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亲历者崔永元说：“当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时，你觉得，多大的事情啊。只有当你碰上事情，别人这么冷漠地对待你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那种无助，愤怒。也许你才会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无知”。
作为第三者，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故事，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它是一个事故。
当我们的社会不断纵容这些事件发生，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你的身上，甚至你的女儿你的妻子身上，这时候你才觉得心会痛，才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你才觉得后悔愧疚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林奕含在婚礼上用柔弱中透露着坚强的声音最后说：
“我想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的想象力的人，我想成为可以告诉那些恨不得得精神病的孩子们这种愿望是不对的那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让无论有钱或没有钱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去看病的那一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那一种人“。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责任对类似的侵害说不，敢于发声。
我依然相信更多有良知会发声，更多人会有同理心，相信可憎的言行和冷漠会式微，相信人性中的荒谬可以被推倒。
就像曾经横亘在德国土地上的柏林墙，它倒下之前没人会想到它有天会倒下，柏林墙倒下之后，没人相信它居然能那么长久地站立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