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住院部出来经过办理出入院手续的窗口，看见稀稀落落排着队的男女老少，这里远没有门诊大厅的窗口来得拥挤。我看见那个坐在轮椅里，膝盖上抱着氧气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艰难呼吸着的老头儿嘴里在虚弱地“咿呀”着什么，没多久，他的那个身材微胖，头上白发隐约可见，已经办好手续的老伴儿走来，将身俯下，耳朵凑上去，努力地听清着老头儿的需求。我看见那张窄小的病床被推在手续窗口的不远处，床上那个穿着蓝色病号服的老人弯身坐着，看不清他的脸庞，因为他始终低着头，如一棵蔫萎的垂柳，无声无息，孤身的凄凉和落寞····这样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

一开始对满是药水味的病房通道排斥不已，到如今慢慢的也没有了感觉，时间久了也就被同化了。所以眼见着满目的凄凉，即使心再糟糕，也多了一份无可奈何的妥协，似乎这一切是无关乎你我的，可是，这里没有一个场景不触动心底的那份柔软并深刻地让人感受着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我酝酿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一幅幅画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以致于我开始怀疑我写下来的意义。想到严歌苓《床畔》里那个充满悲情的故事，她用生命冷静的叙述来凸现护士万红对植物人张谷雨的坚守，英雄主义和生命无常的抗衡，个体在历史洪流之中才能显出超凡的纯粹和赤裸的单薄。医院总是最深情的地方，也是最无情的地方，最无情的地方又是最大爱的地方，世界充满了矛盾，矛盾中微妙地保持着平衡。

看到搞文学创作的朋友X晒了一张照片，是他姐姐给他转了一个红包，并附上：想你应该又没钱了。

有点羡慕。搞文学的就是这一点的悲哀。这条路上发家致富很难，似乎往往越贫穷才越能坐实这个“文艺”的称号，似乎“千金散尽”与“诗和远方”才是标配，否则就不会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太白，不会有“惟歌生民病”的白乐天，不会有“潦倒新停浊酒怀”的杜工部····可问题是，我们确实偶尔能将自己的一篇篇文章“卖出”个千百块钱，但“日进斗金”毕竟只是在坐久了孤独冷板凳之后生活偶尔给予的一点点馈赠，问题是，我们都还不能依靠卖字为生，问题是，我们都不能成为李太白，杜工部，白乐天。

只是写得多了，生命才更顺畅一些，至于意义，大概是靠时间而不是作者自己来检阅的。朋友圈里写的最勤奋属Q老师，我几乎每天都能看他在简书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于是，我作为其学生在自愧不如、检讨自己懒惰的同时，还常常发现，原来，从生活的细微处剥离开来，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和故事值得去记录。Q老师对我说：写吧，为了那份美妙！以后（在王安忆、严歌苓、贾平凹书柜的一角）也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我想，除了美妙外，还有更深沉的东西吧？

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撞见了一起车祸。现场一地的机动车碎片触目惊心，那个环卫工的工作用具七零八落地散在马路上。我减缓了油门，从车窗望去，警察们正在忙着围起警戒线。我想起医院里的一幕又一幕，终于觉得，是时候该写点什么了。

美国作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里讲了个故事：病房里，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从房间里看见窗外的一棵树，在秋风中一片片地掉落下来。病人望着眼前的萧萧落叶，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她说：“当树叶全部掉光时，我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青翠的树叶挂在树枝上。

最后一片叶子始终没掉下来。只因为生命中的这片绿，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

我还能算是一个游走在文学“创作”边缘的写字匠，我只能用一个一个黑白的字眼，长篇累牍地寄托着我所有的希望。

但愿人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