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文章《宗教慰藉与革命之路：论人民解放的现实途径》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黑夜中，当绝大多数人在沉重的压迫下呻吟时，宗教，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曾一度是民心所向的避风港。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在那个时代，剥削阶级如同附骨之疽，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然而，这种剥削被“历来如此”的传统所固化，被“人人皆苦”的普遍现象所掩盖。人们在无尽的苦难中感到窒息，却无法清晰地指认痛苦的根源。他们不知道敌人是谁，只知道命运不公。
于是，寺庙的晨钟暮鼓，教堂的庄严圣歌，成为了唯一的慰藉。人们跪在泥塑木雕前，烧香叩头，将改变命运的渺茫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明。他们祈求来世的幸福，用“转世”的虚幻许诺来麻痹今生的剧痛；更有甚者，选择削发为僧尼，遁入空门，以个体的消极逃避来对抗整个国家的结构性压迫。宗教，在当时，是弱者的叹息，是残酷现实的精神麻醉剂。
随着宗教的兴盛，为了更牢固地俘获人心，其“理论”体系也愈发“高深”。它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许诺，而是构建了一套更为玄妙的宇宙观。它宣称，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个体小我的彻底消融，与宇宙本源合而为一”——无论是道、是神性、是空性，还是某种终极意识。这种说法听起来无比崇高，仿佛超越了凡俗的神仙，达到了存在的极致。然而，我们必须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更为精致的精神鸦片。它将人的斗争意志从现实世界彻底剥离，引导人们向内求索，追求一种虚幻的“合一”，从而忘记了自己脚下被霸占的土地，和自己手中被夺走的劳动果实。这是一种比单纯祈祷更为彻底的投降，它要求世人放弃自我，从而放弃改变现实的任何可能。
就在这片精神的迷雾中，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卡尔·马克思出现了。他没有谈论天国，没有许诺来世，而是用冰冷而锐利的手术刀，解剖了现实社会的肌体。他一语道破天机：人民的痛苦，从来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剩余价值，被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依法”掠夺了！根源何在？在于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资源——被那一小撮人霸占了。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人民，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剥削阶级做牛做马，别无选择。
马克思不仅找到了病根，更开出了药方：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当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时，剥削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人民将为自己而劳动，劳动成果将归人民所共享。
这不再是空想，而是即将被实践验证的科学真理。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这些伟大的革命者，秉持着一个最朴素也最坚定的标准：“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他们领导人民，以雷霆万钧之势，推翻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私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历史的实践给出了最雄辩的证明。当人民共同拥有、共同生产、共同享受生产资料时，当“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以实现时，人民确实不再受苦了。文盲被扫除，瘟疫被控制，工业从无到有，国家的脊梁被挺直。那段时期，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脸上洋溢的是当家作主的自信与自豪。这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至此，宗教曾经那点可怜的慰藉作用，便彻底暴露了其反动本质。它不再是避风港，而成了拖住人民继续前进的致命锁链。当现实世界已经可以通过斗争创造幸福时，任何劝人忍耐、劝人放弃、劝人寄望来世的言论，都无疑是在为剥削阶级张目，是在阻碍人民追求更彻底的解放。
历史的吊诡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挫折，被复辟倒退回了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枷锁再次套在了人民的脖子上，甚至比以往更加隐蔽和残酷。在这样的时刻，官资一体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迷信和宗教。它们不遗余力地鼓吹神佛之学，不仅不批判迷信，甚至由官资带头，大搞烧香拜佛、看相算命的把戏，以此营造一种“命由天定”的氛围，瓦解人民的反抗意志。它们要人民再次跪下去，将希望寄托于神明，而不是团结起来斗争。
人民，是时候觉醒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上千年的香火，无数次的叩头，从未真正改变过被剥削的命运。我们得到的，永远是下一世的空头支票。而唯一一次，我们真切地改变了命运，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正是在那段推翻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的光辉岁月里。
因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寺庙里，而是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再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神祇，而应将目光投向现实的斗争。要像我们的革命先辈一样，勇敢地站起来，用思想的武器和团结的力量，推翻邪恶的、诈人骗民的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民主的、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菩萨不会救你，神佛不会救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只有团结起来的人民。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与其在佛前乞求来世安稳，不如在人间现建一个公平世界。这，才是人民能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